摘 要：乌尔第三王朝战争史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亚述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从乌尔纳姆时期的统一战争，到舒尔吉时期的扩张战争，再到阿马尔辛、舒辛和伊比辛时期的防御战争，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经历了从主动扩张到被动防御的演变过程。同时，其对外战争呈现出有选择性的扩张，即“东战西和”的特征，战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战俘，二是为了建立军事缓冲区、保卫王朝核心区的安全，三是为了控制呼罗珊商路，加强和东部伊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阿摩利人和埃兰人的威胁加剧，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并未能完全实现，而其短暂的百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尝试，为后来的两河流域国家统治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舒尔吉；“东战西和”；呼罗珊大道
战争是对外关系中的一种暴力手段，也是古代国家较常用的一种对外交往方式。长期以来，关于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战争史的研究，一直是国际亚述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关于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相关史料，主要有年名信息，[1]记载战利品(namraak)[2]和远征(kaskal)的经济文献，[3]以及王室铭文和书信文献。[4]相较于两河流域后期详细记载国王对外作战的年代记资料，目前尚未发现关于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专门记述与立法文件，缺乏对战争的起因与背景、详细作战经过、战争双方兵力与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和战后事宜处理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依据仅有的零散资料，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与对外政策。苏－古铁雷斯(Marcos SuchGutiérrez)、[5]黑本施特赖特(Laurent Hebenstreit)[6]和芬克(Sebastian Fink)[7]分别从年名信息、战利品文献和王室铭文着手，梳理与分析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史。此外，学者们对王朝东北方的系列战争进行梳理，以不同的术语对其加以命名，如扎格罗斯远征、[8]胡里战争[9]等，研究的重点是考证异域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进而探讨这些地区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关系。近年来，以加西亚－文图拉(Agnès GarciaVentura)[10]和加芬克尔(Steven J. Garfinkle)[11]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从新的研究视角来讨论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着重讨论乌尔第三王朝的战争与战俘劳动力的关系，把研究重点从战争过程转移到战后处理方面；又从女性视角入手，集中讨论乌尔第三王朝战争与女性战俘之间的关系，并从战争的经济目的来讨论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楔形文字原始文献，从整体上梳理与分析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演变过程，结合王朝的外交政策与内政管理，总结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特征。
乌尔第三王朝历经5王，共108年，5王分别为乌尔纳姆(Ur-Nammu)、舒尔吉(Šulgi)、阿马尔辛(Amar-Suen)、舒辛(Šu-Suen)和伊比辛(Ibbi-Suen)。乌尔纳姆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创立者，在位18年。他曾是乌图赫加尔的乌尔总督，在乌图赫加尔逝后自立为王。[12]乌尔纳姆以乌尔城为中心，通过一系列战争，基本统一巴比伦尼亚，过程共分三步：第一，乌尔纳姆致力于整合苏美尔地区，将原先的独立城邦纳入乌尔第三王朝的版图，他以乌尔和乌鲁克为起点，统一了除拉伽什城邦之外的其他苏美尔地区。[13]当时两河流域的政治格局为：在南部尚有拉伽什城邦保持独立，埃兰人占据巴比伦尼亚北部的阿卡德地区和迪亚拉河流域，以及东部苏萨等地，库提残余势力盘旋于东北部。第二，乌尔纳姆的目标逐渐转向统一整个巴比伦尼亚及其周边地区，重点在巴比伦尼亚北部和迪亚拉河流域，并进一步深入埃兰地区。自阿卡德王国灭亡后，埃兰统治者普朱尔因舒西纳克(PuzurInšušinak)[14]占据迪亚拉河流域及哈姆林(Hamrin)山区。[15]据乌尔纳姆王室铭文记载，乌尔纳姆战胜普朱尔因舒西纳克，占领阿瓦尔、吉斯马尔、马什堪沙鲁姆、埃什努那、图图布、孜姆达尔及阿卡德。[16]在《乌尔纳姆法典》序言中，乌尔纳姆征服的巴比伦尼亚北部城市包括马尔达、吉尔卡尔(GIR-kal)、卡扎鲁和阿克沙克。[17]乌尔纳姆很可能联合拉伽什统治者古地亚(Gudea)，共同驱逐埃兰人，占领苏西亚纳(Susiana)地区的苏萨城，[18]以及乌鲁阿、萨布姆和帕西美，甚至到达普朱尔因舒西纳克的故土安珊。这场战争之后，乌尔纳姆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北部、苏西亚纳地区和迪亚拉河部分地区，古地亚获得了阿丹顿地区(今伊朗胡齐斯坦省南部)。[19]第三，在驱逐外敌埃兰人之后，乌尔纳姆征服拉伽什城邦，彻底统一了巴比伦尼亚，自称“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lugal ki-en-gi ki-uri)。[20]
乌尔纳姆时期的战争致力于统一巴比伦尼亚地区，即所谓的核心区。在文学作品《乌尔纳姆之死》[21]中，乌尔纳姆一生的功绩被总结为：在对内方面，他以伊南娜的名义修筑了若干条运河水道，加强了首都乌尔与乌鲁克、吉尔苏等城市间的联系，并且修建了若干神庙和塔庙，开启了乌尔第三王朝修建神庙的序幕，同时他还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加强贸易往来；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战胜了库提人和埃兰人，征服了两河流域东北部地区，并且通过和亲政策同西部马里建立了友好关系。可以说，在乌尔纳姆统治时期，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处于初创阶段，王朝的许多规章制度初步建立，王朝初具规模，虽然实力还未达到顶峰，但乌尔纳姆对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征服和控制，为其继承者舒尔吉的对外扩张和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乌尔纳姆逝后，舒尔吉继承王位，在位48年，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之一。在舒尔吉统治的第6年至第21年，对外作战的唯一目标是德尔，[22]至少发生过两次战役，最终占据该地。对德尔的占领是舒尔吉对外战争的首次尝试，由此舒尔吉开启了其统治后期长达20多年的连年征战。
舒尔吉对外战争主要集中于王朝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地区。在其统治的第24年至第48年间，共有13个年名记录的是战争事件，涉及的地方包括：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哈尔西、安珊、沙什卢姆、卢卢布姆、乌尔比隆、基马什、胡尔提和哈尔西。[23]在空间上，这些地方除安珊位于王朝东南方的埃兰地区外，其余均位于王朝的东北方。弗雷恩(Douglas R. Frayne)将舒尔吉的一系列战争称为“扎格罗斯远征”。[24]又因为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胡里人的聚集区，所以哈罗(William W. Hallo)将这些战争称为“胡里战争”。[25]而斯坦凯勒(Piotr Steinkeller)从罗马史研究中得到启发，将舒尔吉的战争策略称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26]此外，这一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目的是控制边缘区域和开辟商路，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掠夺。[27]舒尔吉时期建设了道路网和驿站系统，军队信使与行使体系也得以建立，延伸至边缘区甚至更远地区。边缘区成为沟通王朝与外国商路的重要中转站。舒尔吉还建造了“边界长城”(bad3mada)，以阻止阿摩利人和西马什基人等南下入侵，保护乌尔所控制的商路。在舒尔吉统治的第39年，他建立了普兹瑞什达干机构，其目的是处理来自边缘区的作为古恩马达(gun2-ma-da)税[28]的动物，乌尔第三王朝对边缘区的控制进一步增强。
舒尔吉统治后半期的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为明确的分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统治的第24年至第27年，其特征是开辟北线战场，并尝试从南线进军；第二阶段从第31年至第34年，其特征是北线取得阶段性胜利与发生安珊战争；第三阶段从第42年至第48年，其特征是北线与南线商路均被打通。
第一阶段的主要作战目标是西穆卢姆(位于迪亚拉河上游)，该地是通往伊朗西北部哈马丹平原的呼罗珊大道(Great Khurasan Road)北路的必经之地。在地理上，从巴比伦尼亚到西穆卢姆，首先要经过卡拉哈尔(位于西穆卢姆附近南部)。舒尔吉在其统治的第24年对卡拉哈尔发动的战争，是打通呼罗珊大道的第一步。次年，乌尔军队袭击(hul)西穆卢姆。[29]一年后，西穆卢姆再次被袭击，由此舒尔吉初步实现战略目标。在舒尔吉统治的第27年，很可能因为北线诸国(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卢卢布姆，甚至加上沙什卢姆和乌尔比隆)结盟的缘故，乌尔军队一改之前从西穆卢姆到基马什、胡尔提再到哈马丹的战略部署，改由南路进入哈尔西。[30]虽然舒尔吉统治的第27年的年名记载哈尔西被袭击，但是乌尔军队接下来并没有沿着哈尔西继续进军基马什和胡尔提，而是停止了南线进军计划。原因很可能是其在哈尔西战役中遇到了顽强抵抗，或者是哈尔西与基马什和胡尔提结盟，导致舒尔吉南线进军路线受阻。因此，舒尔吉只能再次尝试由北线进军，由此拉开了第二阶段战争的序幕。
经哈尔西到基马什的南线尝试搁浅后，舒尔吉重新制定作战政策，改为从北线进军。若要占领基马什和胡尔提两个重要通道站点，必须先进军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据舒尔吉的年名记载，在舒尔吉统治的第31年，卡拉哈尔第2次被袭击；次年，西穆卢姆第3次被袭击；在舒尔吉统治的第33年，卡拉哈尔第3次被袭击。舒尔吉对卡拉哈尔与西穆卢姆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另据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文献记载，西穆卢姆的统治者塔潘塔拉赫(Tappan-tarah)及其妻女被作为战俘带回乌尔，[31]进一步证明乌尔对西穆卢姆的战争取得了胜利。
在此期间，乌尔与东南方的联姻国安珊的关系突然恶化。在舒尔吉统治的第34年，乌尔不得不暂时调整军事策略，转而进军东南方的安珊。乌尔虽然取得了对安珊战争的胜利，化解了王朝东南方向的危机，但这很可能打乱了舒尔吉原先制定的战略方针，使得继续进军基马什和胡尔提的计划被迫搁浅。不过，据舒尔吉第44年的年名记载，“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第9次被袭击”，基于舒尔吉第32年的年名“西穆卢姆第3次被袭击”推断，在舒尔吉统治第33年至第43年这十余年间，乌尔与西穆卢姆(及卢卢布姆)应该还发生过5次(即第4—8次)战役，可能由于这些战争中乌尔并没有取得大胜，或者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及同年的其他事件，所以乌尔与西穆卢姆(及卢卢布姆)的这些战争并没有被记录在年名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舒尔吉在第三阶段战役的首要任务是彻底征服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地区，从而打通由此进入基马什和胡尔提的北线商路。
舒尔吉在其统治的第42年，首先对更北部的沙什卢姆发动战争，原因很可能是沙什卢姆与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结盟。舒尔吉暂时战胜了沙什卢姆，但是之前多次征战的西穆卢姆和卡拉哈尔再次成为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很可能已与其北部的乌尔比隆和卢卢布姆结成联盟，四国共同对抗乌尔。[32]据年名记载，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4年，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第9次被乌尔袭击。次年(第45年)，乌尔比隆、西穆卢姆、卢卢布姆和卡拉哈尔在同一天被乌尔袭击。由此可以推知，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至少已是第10次被乌尔袭击。经过连年征战，舒尔吉终于在其统治的第45年战胜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卢卢布姆，以及乌尔比隆和沙什卢姆，范围涵盖从大扎布河到迪亚拉河流域之间的底格里斯河左岸地区。至此，舒尔吉打通了从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到达基马什的北线商路。
随后，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6年，乌尔军队从西穆卢姆的北线进军，袭击基马什和胡尔提，但是这场战争并没有使乌尔彻底征服两地。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8年，由于基马什和胡尔提叛乱并且与哈尔西联合，乌尔军队一改从迪亚拉河流域进军的做法，转而从德尔出发。据同年年名记载，哈尔西、基马什和胡尔提在同一天被袭击。由此，舒尔吉打通了从德尔、哈尔西、基马什、胡尔提，穿过扎格罗斯山脉到达伊朗高原哈马丹的南线商路。加上之前的从迪亚拉河流域到卡拉哈尔、西穆卢姆，经基马什、胡尔提，穿过扎格罗斯山脉到达伊朗高原哈马丹的北线商路，乌尔第三王朝与东方的商路被彻底打通。[33]这些地区也被纳入乌尔第三王朝的边缘区域范畴，作为王朝的军事缓冲区，每年需要向乌尔中央缴纳古恩马达税。
舒尔吉在其统治的第48年征服了基马什和胡尔提，使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扩张达到顶点。舒尔吉去世后，其继任者并未延续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而是巩固与维持舒尔吉开辟的王朝疆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营与管理被征服地区，以及处理外交关系等方面。从阿马尔辛到伊比辛统治时期，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方略从主动扩张转变为被动防御，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内因方面主要是王朝统治内部存在问题，外因方面可能源自外来敌对势力的挑战，比如阿摩利人的潜在威胁，导致乌尔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王朝前期的对外战略，转而通过以联姻和外交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
舒尔吉去世后，其子阿马尔辛继位，在位9年。在阿马尔辛统治初期，他发动了对乌尔比隆的战争。[34]此战的原因，很可能是乌尔比隆趁乌尔新王登基，立足未稳，故而发动叛乱。乌尔比隆虽被平叛，但王朝边缘区的外层区域并不安定，处于乌尔比隆更北方的沙什卢姆(曾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2年被袭击)，在阿马尔辛统治的第4年和第6年，与乌尔接连发生两次战争。据乌尔第三王朝文献记载，在阿马尔辛统治的第4年，沙什卢姆与舒鲁特胡姆第一次被袭击。[35]另据阿马尔辛年名记载，阿马尔辛在其统治的第6年再次袭击沙什卢姆。[36]阿马尔辛同乌尔比隆、沙什卢姆的战争，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舒尔吉之前的胜利成果，并没有进行额外的扩张。这两个地区被平定，使王朝的东北部边缘区暂时维持稳定局面。但是，王朝东南部又爆发了危机。据阿马尔辛第7年的年名记载，阿马尔辛袭击了庇图姆拉比乌姆、亚布鲁和胡赫努里。前两个地方位置不详，胡赫努里位于王朝的东南部，这3个地区位置很可能较为接近。胡赫努里是通往安珊和马尔哈西商路的重要节点。据在伊朗发现的文献记载，[37]阿马尔辛采取三管齐下的军事策略，战胜了胡赫努里。作为惩罚，他拆除了当地神庙主神鲁胡拉特尔(Ruhurater)的雕像。不过，阿马尔辛后来恢复了该神庙，并将胡赫努里重命名为比特阿马尔辛城(Bit-Amar-Suen)。有的学者认为，胡赫努里战役的缘由是乌尔试图惩罚附属国的不服从行为。[38]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扩张版图，只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阿马尔辛统治时期，是王朝核心区(巴比伦尼亚)和边缘区的巩固时期。在边缘区，军事防御区的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完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乌尔第三王朝的发展达到顶峰。
阿马尔辛在位9年后去世，其子舒辛继位，亦在位9年。舒辛统治时期只发生过两次对外战争，分别是舒辛统治的第3年对西玛努姆的战争，以及舒辛统治的第7年对扎布沙里地区的战争。另外，为了防御阿摩利人等游牧民族的南下，舒辛在其统治的第4年修建了阿摩利长城，标志着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政策由主动扩张过渡到被动防御阶段。据舒辛3年的年名记载，西玛努姆在当年被乌尔王朝袭击。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军事扩张，而是为帮助嫁入西玛努姆的乌尔公主夺权。西玛努姆是与乌尔第三王朝距离最远的作战目标，此战后昆西马图姆及其王室成员重新掌权西玛努姆，继续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盟友。[39]而此后发生的西玛努姆叛乱可能是由新的阿摩利部落——提德尼姆(Tidnum)引发。在舒辛的王室铭文中，阿摩利人被视为这次叛乱的参与者，成为乌尔的另一敌对势力。[40]在当时，阿摩利人已经成为王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因素。[41]为了应对北部边境威胁，舒辛在其统治的第4年修建了一条阿摩利长城，名为穆里克提德尼姆(Muriq-Tidnim)，[42]防御阿摩利人南下。
与此同时，王朝东北方的西马什基人也逐渐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另一潜在威胁。为了化解危机，乌尔统治者一直奉行分化瓦解的策略，使西马什基诸国保持分裂与中立状态，但是这一策略并非一直奏效。在舒辛统治的第6年，西马什基诸国结成反乌尔联盟，联盟首领是扎布沙里的统治者。这个联盟控制了呼罗珊大道，直接威胁到乌尔通往伊朗高原的商路。作为回应，舒辛在其统治的第7年袭击了扎布沙里。据其王室铭文记载，这场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战后，大量战利品被带回巴比伦尼亚，包括男女战俘。[43]值得注意的是，西玛努姆战役中的战俘到达乌尔后被安置在农田劳作，或者成为军队(erin2)成员。[44]然而，扎布沙里战役的战俘完全沦为奴隶，男性被弄瞎，派到尼普尔果园劳作，女性被安置到纺织房工作。[45]由此可见，乌尔统治者对扎布沙里的反叛者痛恨至极。乌尔对扎布沙里的平定，进一步加强了其对该地区的控制，苏卡尔马赫(sukkal-mah)阿拉德姆被授予 “西马什基与卡尔塔(Karta)地区的将军”的头衔。[46]
虽然西马什基战役取得大胜，但是到舒辛晚年，王朝的危机再现。舒辛在位9年后去世，其子伊比辛继位，在位24年。在伊比辛统治初期，乌尔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王朝危机的开端是乌尔的老对手西穆卢姆发动叛乱。据伊比辛3年的年名记载，西穆卢姆被乌尔王朝袭击。[47]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宣传口号，乌尔很可能战败，因为自伊比辛3年开始，边缘区的古恩马达(gun2-mada)税突然停止缴纳，乌尔失去东北部的边缘区，也失去对呼罗珊大道的控制。[48]另一方面，西马什基的统治者雅布拉特(Yabrat)占领了苏西亚纳地区，伊比辛试图挽回，但却失败了。在伊比辛5年，乌尔与扎布沙里缔结政治联姻，意在孤立雅布拉特，[49]由此取得了对雅布拉特的暂时胜利。伊比辛继位8年后，乌尔第三王朝所统治的区域只限于首都乌尔城附近。在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被伊新和西马什基所灭。
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具有两河流域王朝对外战争的一般性特征。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两河流域的国王们一向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如吉尔伽美什和萨尔贡等著名统治者，皆因其卓著战功而被后人铭记和神化，这也导致后代国王们大多以对外军事行动为头等要务，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增强其权威和统治正当性。另一方面，在地理因素上，两河流域地处平原，不具备险要地形，容易遭受北部和东部山区游牧民族的袭扰。两河流域盛产农业作物，但缺乏矿产和木材等资源，对贸易有较大需求。这就要求两河流域的王朝为巴比伦尼亚核心区建立边缘防御区，保护核心区的生产生活，并控制主要贸易路线，以保证商品的流通。
与此同时，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也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与前代相比，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放弃了阿卡德王国大举对外扩张的政策，采取有选择性、有目的性的扩张方针，致力于建设一个精致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其周边由若干具有防御性质的边缘区构成。乌尔第三王朝不仅采取战争手段，而且综合运用外交和贸易等方式加强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策略被有的学者称为“精心设计的、自我设限的、防御性较强的帝国策略”。[50]
首先，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掠夺资源与财富。在普兹瑞什达干的经济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牲畜被作为战利品，以及男女战俘从战败区被带到乌尔王国。例如，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7年，779只绵羊、782只山羊被作为战利品，从西马什基和阿摩利山区带回乌尔。[51]再如，在舒尔吉统治的第48年，多达231头牛、10 735只羊被作为战利品，从基马什和哈尔西被带回乌尔，[52]这些战利品明显对应于舒尔吉48年年名中提到的对哈尔西、胡尔提和基马什的战争。关于乌尔军队掠夺战利品和战俘的目的，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其目标是为了征服这些地区，战利品被作为征服的战果或者给予军队的奖励。[53]不过，最近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的学者加芬克尔(S.J.Garfinkle)从新旧精英集团博弈的视角，认为乌尔国王对外战争的目的是培植支持王权的军事和商人新精英阶层，通过分配战利品和战俘来满足这些新贵的利益，形成与行省总督和神庙集团等为代表的旧精英集团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最终使以国王为代表的王室集团获益。[54]通过对年名中多次出现的有争议术语“hul”的讨论，笔者认为，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并非是为了彻底征服这些地区，而是通过多次袭击相同地区，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财富，使物质财富不断集中于王室集团，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其次，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是有选择性的、精细化的扩张设计。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扩张方向集中于王朝的东北方地区，个别涉及北方和东南方，而对西北部地区并未动武，具有“东战西和”的特征。[55]据乌尔第三王朝年名记载，从舒尔吉第21年至伊比辛第14年，共有22个年名记载战争事件，其中涉及王朝对东北方战争的年名有17个(涉及德尔、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哈尔西、沙什卢姆、卢卢布姆、乌尔比隆、基马什和胡尔提等地区)，对东南方战争的年名有4个(涉及安珊、胡赫努里、苏萨、阿丹顿和阿万)，对北方战争的年名有1个(涉及西玛努姆)。乌尔第三王朝对王朝东北方地区的战争属于常规战争，而对东南方和北方的战争属于偶然性事件，例如舒尔吉34年对安珊、舒辛3年对西玛努姆的战争都是因为之前的政治联姻出现问题，为了解决政治联姻的问题从而发起战争。[56]而伊比辛14年对苏萨、阿丹顿和阿万的战争更像是王朝保卫战或平叛战争。与阿卡德时期不同，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从未尝试对西部进行扩张。乌尔的结盟方有马尔哈西、安珊、马里和西玛努姆。在东方，乌尔的盟友是马尔哈西和安珊，通过政治联姻巩固友好关系(舒尔吉18年和30年)。乌尔与马尔哈西的联盟直到伊比辛时期才破裂。在西方，乌尔的盟友是马里，在乌尔纳姆时期已经确立，马里与乌尔通过商路加强联系。在北方，乌尔的盟友是西玛努姆，作为监视乌尔的北部属国尼尼微和哈马孜的重要伙伴。
再次，乌尔第三王朝在有限范围内的区域扩张，其最终目的是取得东西商路的控制权。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扩张区域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形成了一个带状区域，西北至乌尔比隆、阿拉普胡姆和沙什卢姆，东南到胡赫努里。乌尔第三王朝核心区地处两河流域平原，灌溉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大麦、椰枣等农作物及牛羊等牲畜，但是矿产和木材等资源匮乏，所以两河流域在很早就与周边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形成了诸多商路网，其中跨越扎格罗斯山脉到达伊朗高原的商路——呼罗珊大道是其中最重要的商路之一。[57]根据舒尔吉统治后期的年名记载，乌尔持续对卡拉哈尔、西穆卢姆、卢卢布姆、哈尔西、基马什和胡尔提作战，其目的除了掠夺资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地方都处于呼罗珊大道的沿线，[58]乌尔军队进攻的方向也是沿着呼罗珊大道逐步推进，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扩张的经济目的。
最后，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战果是建立了保卫核心区的边缘区。边缘区共包括约一百个地域，其地理范围包括王朝东北部、东南部和迪亚拉河流域，连接了核心区与邦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具有双重战略意义。边缘区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起到防御区和军事缓冲区的作用，还在经济上作为乌尔王朝的重要物资供给地，[59]在王朝的物资再分配与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边缘区的主要作用是向乌尔中央缴纳贡赋，贡物多是该区域所牧养的牛羊等牲畜，大多数边缘区由军队负责纳贡，少数由地区长官或代表负责纳贡。边缘区向乌尔中央缴纳的牲畜贡赋，除了被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还回赠给核心区行省，或者赠给邦交国的来访使者。从这一角度讲，边缘区在经济上起到连接核心区和邦交国的枢纽作用。舒尔吉之后的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较少发动对外战争，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对边缘区的统治，维持对东部商路的控制，不断加强同邦交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
乌尔第三王朝作为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其对内统治政策体现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域划分特色，对外战争方面经历了从主动扩张到被动防御的演变。具体的战争过程可以概括为：首先，第一任国王乌尔纳姆驱逐库提人势力，击败拉伽什等城邦，完成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统一，此后这个地区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核心地区。其次，第二任国王舒尔吉发动针对王朝东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打通穿越扎格罗斯山脉的商路，并限制东北山区的游牧民族深入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乌尔第三王朝的扩张顶峰。最后，在后三任国王统治期间，乌尔第三王朝采取防御姿态，应对北方游牧势力的策略由主动出击转为建设防御设施，王朝领土逐渐萎缩至乌尔城附近，最终被伊新和西马什基所灭。
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也有其特殊性。首先，乌尔第三王朝没有实力或意愿对被征服地区保持长期控制和建设，其对外战争的目标是掠夺资源与财富，用于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但这种战争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边缘地区和核心地区的财富差距增加了边缘地区混乱和叛乱的几率，而军事行动本身也要耗费大量的财富，一旦乌尔国王无法获得军事胜利或掠得大量财富，核心地区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其次，乌尔第三王朝有清晰的对外政策，针对不同方位采取不同的外交手段，乌尔的军事行动大多针对东北方向，而对其他地区则采用联姻和结盟等方式保持和平。乌尔第三王朝没有穷兵黩武、无序扩张，避免了因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国家实力大幅削弱，或因强力统治者的去世造成国家的快速崩溃，对军事力量的集中使用是乌尔第三王朝强大的原因之一。最后，乌尔第三王朝的对外战争具有一定目的性，根据自身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战争。乌尔第三王朝的主要目的是取得东西商路的控制权，并保护核心地区免遭游牧民族的袭扰。因此，乌尔统治者对扎格罗斯山区频频进行军事行动，以保持对呼罗珊大道的控制权，打击西马什基人和阿摩利人部落或国家。
作者简介：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亚述学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对外关系研究”(20BSS011)的阶段性成果。
[1] 年名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一种纪年方式，起源于早王朝时期，成为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伊新王朝、拉尔萨王朝和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标准纪年方式，一直使用到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前期。一般而言，每个统治者在位第一年的年名，一般都是“某某称王之年”(mu PN lugal)。从第二年至其统治最后一年，年名记载的主要是前一年国家最重要的事件，包括内部事件和外部事件，如修建神庙、任命神庙祭司、外交联姻和对外战争。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纪年方式，参见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献华：《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年代学》，《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参见文献AOAT 240 80 6；AUCT 2 364；JCS 31 175 H；MVN 13 423；MVN 15 201；MVN 20 193；OIP 115 355；Ontario 1 53；PDT 2 802；Princeton 1 60；SAT 2 611；SMM 12；TCL 2 5545；TCL 2 5485；Trouvaille 86；ZVO 25 134 1.根据国际亚述学惯例，本文在引用楔形文字原始文献档案时使用其文献出处的字母缩写，参见牛津大学“亚述学缩写”规范(Abbreviations for Assyriology)，http: //cdli.ox.ac.uk/wiki/doku.php？id＝abbreviations_for_assyriology。
[3]参见文献BPOA 7 2592；OIP 115 464；Ontario 1 14；RA 17 212 4；RO 11 96 1；SA 7；ZA 71 50 YBC 16648.
[4]王室铭文参见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书信文献参见P.Michalowski,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Kings of Ur: An Epistolary History of an Ancient Mesopotamian Kingdom,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1.
[5] M.SuchGutiérrez, “Year Names as Source for Military Campaign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 in J. Luggin and S. Fink, eds., Battle Descriptions as Literary Text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0, pp.9-29.
[6] L.Hebenstreit, “The Sumerian Spoils of War during Ur III, ” in H. Neumann, et al., eds., Krieg und Frieden im Alten Vorderasien: 52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syriology and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Münster 17-21 Juli 2006),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06, pp.373-380；I.J.Gelb, “Prisoners of war in early Mesopotamia, ”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32, No.1/2 (1973), pp.70-98.
[7] S.Fink, “Battle and War in the Royal Self-Representation of the Ur III Period, ” in T.R.Kämmerer, M.Kõiv and V.Sazonov, eds., Kings, Gods and People.Establishing Monarch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16, pp.109-134.
[8] D.R.Frayne, “The Zagros Campaigns of Šulgi and AmarSuena, ” Studies on th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of Nuzi and the Hurrians, Vol.10 (1999), pp.141-201；D.R.Frayne, “The Zagros Campaigns of the Ur III Kings, ”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 Vol.3 (2008), pp.33-56.
[9] W.W.Hallo, “Simurrum and the Hurrian Frontier, ” Revue Hittite et Asianique, Vol.36 (1978), pp.71-83.
[10] A.GarciaVentura, “Women, Work and War: A Proposal to Analyze Their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NeoSumerian Period, ” in H. Neumann, et al., eds., Krieg und Frieden im Alten Vorderasien: 52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syriology and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Münster 17-21 Juli 2006), pp.345-352.
[11] S.J.Garfinkle, “The Economy of Warfare in Southern Iraq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 in H. Neumann, et al., eds., Krieg und Frieden im Alten Vorderasien: 52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syriology and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Münster 17-21 Juli 2006), pp.353-362.
[12] W.J.Hamblin, Warfar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o 1600 BC: Holy Warriors at the Dawn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08.
[13]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in P. F.Bang, C.A.Bayly and W. Scheidel, eds., 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 Volume 2: The History of Empi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55.
[14]普朱尔因舒西纳克也被称作库提克因舒西纳克(KutikInšušinak), 参见P.Steinkeller, “PuzurInšušinak at Susa: A Pivotal Episode of Early Elamite History Reconsidered, ” in K. D.Graef and J. Tavernier, eds., Susa and Elam.Archaeological, Philologic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Ghent December 14-17, 2009),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p.293.
[15] C.Wilcke, “Die Inschriftenfunde der 7.und 8.Kampagnen (1983 und 1984), ” in B. Hrouda, ed.,IsinIšān Bahrīyāt III.Die Ergebnisse der Ausgrabungen 1983-1984, Münch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8, p.110；P.Steinkeller, “PuzurInšušinak at Susa: A Pivotal Episode of Early Elamite History Reconsidered, ” pp.293-317.
[16]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65-66.
[17]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43-49.
[18] G.Marchesi, “UrNamma(k)'s Conquest of Susa, ” in K. D.Graef and J. Tavernier, eds., Susa and Elam.Archaeological, Philologic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Ghent December 14-17, 2009), pp.285-291；P.Steinkeller, “The Date of Gudea and His Dynasty, ”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40, No.1 (1988), pp.47-53.关于乌尔纳姆联合拉伽什第二王朝的统治者古地亚的论述，参见P.Steinkeller, “PuzurInšušinak at Susa: A Pivotal Episode of Early Elamite History Reconsidered, ” p.298.
[19] M.Civil, “On Some Texts Mentioning Ur-Namma, ” Orientalia Nova Series, Vol.54, No.1/2 (1985), p.28.
[20]拉伽什城邦自库提人灭亡阿卡德王国之后获得独立，占据巴比伦尼亚南部地区，与库提王朝对峙，被称为拉伽什第二王朝(有别于早王朝时期的拉伽什第一王朝)，大约共有13位统治者。其中，古地亚最为出名，故该王朝也被称为古地亚王朝。参见D.O.Edzard, Gudea and His Dynas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21] S.N.Kramer, “The death of Ur-Nammu, ” in M. Mori, et al., eds., Near Eastern Studies: Dedicated to H.I.H.Prince Takahito Mikas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1, pp.193-214.
[22]关于德尔的地理位置,参见P.Verkinderen, “Les toponymes bàdki et bàd.anki, ” Akkadica, Vol.127, No.2 (2006), pp.109-122.
[23]关于这些年名记载,参见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92-110.
[24] D.Frayne, “The Zagros Campaigns of the Ur III Kings, ” pp.33-56.
[25] W.W.Hallo, “Simurrum and the Hurrian frontier, ” pp.71-83.
[26]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1.
[27]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4.
[28]在舒辛统治的第3年，为了规范并加强对边缘区的管理，乌尔王朝设置专门的古恩马达税，与核心区的巴拉税相对应。参见文献AnOr 7 44；AUCT 3 198；CHEU 6；CT 32 pl.19-22 BM 103398；LB 3075；MVN 8 222；Nisaba 33 558；RA 9 54 AM 14 (pl.7)；SA 4；USC 6739.参见P.Steinkeller,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Ur III State: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 in M. Gibson, R.D.Biggs,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 pp.15-33.
[29]关于苏美尔术语“hul”的含义是“摧毁”还是“袭击”，学术界存在争议。斯坦凯勒根据这些地区在舒尔吉统治第48年之后不再出现在乌尔的军事目标中，认为它们实际上已经被乌尔王朝征服，参见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3；而波茨、加芬克尔、米哈洛夫斯基和马尔凯西等学者以“西穆卢姆第9次hul”为例，认为这些地区是乌尔王朝的长期军事掠夺目标，参见T.F.Potts, Mesopotamia and the East: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Foreign Relations ca.3400-2000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Committee for Archaeology, 1994, p.125；S.Garfinkle,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and the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Mesopotamia, ” in S. J.Garfinkle and M. Molina, eds., From the 21st Century B. C.to the 21st Century A. 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o-Sumerian Studies, (Madrid 22-24 July 2010),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3, p.163；P.Michalowski, “News of a Mari Defeat from the Time of King Šulgi, ” Nouvelles Assyriologiques Brèves et Utilitaires, No.2 (2013), pp.36-40；G.Marchesi, “UrNamma(k)'s Conquest of Susa, ” p.287.本文倾向于将“hul”译为“袭击”，而非“摧毁”“征服”。
[30]本文同意历史学者欧文的观点，即认为胡尔提、基马什和哈尔西都是位于乌尔第三王朝通往伊朗高原(今哈马丹)的呼罗珊大道上的重要据点，其中胡尔提和基马什位于今伊朗的克尔曼沙(Kermanshan)地区，哈尔西位于今伊朗西南部的伊拉姆(Ilam)地区，参见D.I.Owen, Cuneiform Texts Primarily from IriSaĝrig / ĀlŠarrākī and the History of the Ur Ⅲ Period, Volume I: Commentary and Indexes, Bethesda: CDL Press, 2013, p.153.
[31] W.W.Hallo, “Simurrum and the Hurrian frontier, ” pp.74-75；R.D.Biggs, “Šulgi in Simurrum, ” in G. D.Young, et al.，eds.，Crossing Boundaries and Linking Horizons: Studies in Honor of Michael C. Astour on His 80th Birthday，Bethesda: CDL Press, 1997, pp.169-178.
[32]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3.
[33] P.Steinkeller, “PuzurInšušinak at Susa: A Pivotal Episode of Early Elamite History Reconsidered, ” pp.293-317.
[34]乌尔比隆位于西穆卢姆和卢卢布姆的更北部，处于乌尔第三王朝边缘区的最外层。关于阿马尔辛统治时期的年名记载，参见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235-242.
[35]文献RA 10 208 BM 103435：1-44 (AS4 vii), Trouvaille 2：1-19 (AS4 viii)记载了在乌尔和尼普尔举行的两次宴会，以庆祝对沙什卢姆和舒鲁特胡姆的战争胜利。
[36]这次战役在同年的温马经济文献中也有所暗示，文献记载许多礼物被送给那些带来沙什卢姆战败消息的人员，参见W.Sallaberger，“Nachrichten an den Palast von Ebla.Eine Deutung von nigmul(an), ” in P. Marrassini, ed., Semitic and Assyriological Studies: Presented to Pelio Fronzarol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612.
[37] B.M.Nasrabadi, “Eine Steinschrift des AmarSuena aus Tappeh Bormi (Iran), ”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95, Issue 2 (2005), pp.161-171.
[38]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5.
[39] P.Michalowski, “The Bride of Simanum,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5, No.4 (1975), pp.716-719；W.Sallaberger, “From Urban Culture to Nomadism: A History of Upper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Third Millennium, ” in C. Kuzucuolu and C. Marro, eds., Sociétés humaines et changement climatique à la fin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 une crise atelle eu lieu en Haute Mésopotamie? Actes du Colloque de Lyon (Lyon 5-8 décembre 2005), Istanbul: l’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atoliennes, 2007, pp.441-444.西玛努姆是乌尔第三王朝在西北方的传统战略伙伴，而非对手。在阿马尔辛统治时期，乌尔公主昆西马图姆嫁给了西玛努姆统治者之子普萨姆(Pušam)，西玛努姆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政治联姻关系。
[40]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297.
[41] W.Sallaberger, “From Urban Culture to Nomadism: A History of Upper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Third Millennium, ” p. 449.
[42] D.R.Frayne,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pp.380-383.在舒辛的王室铭文中，记载了阿摩利长城修建的详细情况，并且提到舒辛“让提德尼姆(部落)的脚撤回他们的土地”，参见D.R.Frayne,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327-328；有的学者认为，阿摩利长城很可能在舒辛2年的西玛努姆战役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甚至修建阿摩利长城和袭击西玛努姆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着某种因果联系，参见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 67.
[43]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301-306.
[44]参见文献CUSAS 40 35；CUSAS 40 675；CUSAS 40 990；CUSAS 40 1533；Nisaba 15 369；Nisaba 15 623.
[45]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304.
[46]参见文献RIME 3/2.01.04.add34: Arad2dNanna šagina Šimašgiki u3 mada Kardakika.
[47] D.R.Frayne, Ur III Period (2112-2004 BC), pp.362-363.
[48]参见刘昌玉：《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 《古代文明》, 2021年第1期；S.Garfinkle, “CoOption and Patronage: The Mechanics of Extraction in Southern Mesopotamia under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 in J. Valk and I. S.Marín, eds., Ancient Taxation: The Mechanics of Extra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71-92.
[49] P.Steinkeller, “New Light on Šimaški and Its Rulers, ”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97, Issue 2 (2007), p.228.
[50] 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p.60-61.
[51]参见文献PDT 2 802 (SH47 v).
[52]参见文献Princeton 1 60 (SH48 vii).
[53] I.J.Gelb, “Prisoners of War in Early Mesopotamia, ” pp.70-98；L.Hebenstreit, “The Sumerian Spoils of War During Ur III, ” pp.373-380.
[54] S.J.Garfinkle, “The Kingdom as Sheepfold: Frontier Strategy Under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A View from the Center, ” in G. Frame, J.Jeffers and H. Pittman, eds., U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 Proceedings of the 62nd Re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Philadelphia July 11-15 2016), University Park: Eisenbrauns, 2021, pp.245-251.
[55] C.Liu, “Eastward Warfare and Westward Peace: the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Ur III Dynasty (2112-2004 BC), ” The Digital Archive of Brief Notes & Iran Review (DABIR), No.9 (2022), pp.53-57.
[56]刘昌玉：《政治婚姻与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的治理》，《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57]刘昌玉：《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65页；P.Steinkeller, “The Sargonic and Ur III Empires, ” pp.61-63.
[58] D.I.Owen，Cuneiform Texts Primarily from IriSaĝrig / ĀlŠarrākī and the History of the Ur III Period，Volume I: Commentary and Indexes，p.153.
[59] S.J.Garfinkle，“The Kingdom as Sheepfold: Frontier Strategy Under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A View from the Center，” pp.245-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