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烟云，大国兴衰的“戏剧”不仅展示了大国兴起时惊鸿一瞥的“姿颜”，也留下了其衰落时令人唏嘘的“身影”。对大国兴衰历史影像和轨迹的反思，以及大国博弈现实的焦灼，造就了世人从未间断的对大国兴衰的关注、思考和书写。其原因在于，大国兴衰不仅汇聚了民族和国家的前世今生，而且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前程或“宿命”。在关于大国兴衰的浩繁文献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引发的论争一直持续至今。这种论争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治上的焦灼心态，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文化意义上的反思意识。
《大国的兴衰》缘何一时“洛阳纸贵”呢？2023年9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的重现》一文中解释道：“因为1988年和1989年是历史性的一年，全球力量的轴心正在发生变化，读者们正在寻求一种解释，而《大国的兴衰》提供了一个解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军事实力是经济实力的产物，而经济实力是不断变化的。我写道：‘世界事务中主要国家的相对实力从未保持不变’，‘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社会之间的增长速度不平衡，技术和组织上的突破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优势大于另一个社会’。但是，过去的情况同样适用于现在和未来：某些大国相对于其他大国的生产实力的变化从未停止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永远保持第一。因此，与大多数历史著作不同，《大国的兴衰》具有指导性。”保罗·肯尼迪进而指出，“在经历了这几个世纪的变化之后，若认为大国兴衰的模式已经以某种方式终结，那将是愚蠢的。如果声称知道下一次重大变革将在哪里发生，以及未来霸权战争的第一个先兆可能是什么，那也是愚蠢的，但它终将到来”。[1]在肯尼迪看来，大国兴衰的“悲喜剧”从未落幕，总是在上演充满宿命色彩的剧情。
除了肯尼迪所阐明的原因，《大国的兴衰》的流行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促使美国经济学家、国防分析师、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对美国的走向产生了怀疑；美国出版商的精明营销，包括在主要周刊和报纸上总结肯尼迪的论点；美国总统候选人也引用了《大国的兴衰》的某些论点。
《大国的兴衰》的主要论点包括：“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的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国家地位变化的原动力：“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得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扩张过分(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很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2]总之，肯尼迪认为，那些未能在政治、战略承诺与经济实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其力量会逐渐衰落。同时，他也警告在过去导致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现在正在同样导致美国走向衰微。
1988年春天，保罗·肯尼迪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口头和书面证词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几位参议员对他表示欢迎，并告知已经读过他的《大国的兴衰》及其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肯尼迪虽然指出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但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明确表示，美国并没有面临某种灾难或世界末日。与苏联相比，它拥有巨大的优势和力量。然而，美国确实面临着长期的财富创造和制造业、商业与技术竞争力的下降。肯尼迪接着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建议。关于美国的外交关系，他并未排除盟国承担更多军事负担的可能性，强调美国需要减少海外承诺，同时避免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这是“竞争力不足”的一种症候。美国还需要解决被忽视的国内议题，包括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贫民窟等方面的问题。为了促进未来的经济投资，他开出了不受欢迎的处方：美国必须减少消费和福利或提高税收，也许两者都需要。肯尼迪为美国决策者提出的建议表明“他摒弃了历史宿命论或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明智的领导力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3]
在随后的岁月里，肯尼迪不止一次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向美国决策者提出警示。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他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将以世界第一强国的身份迈进21世纪。然而，下一个世纪是否仍将是美国的天下，则有待观察。因为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金融、人口和环境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断言下一个世纪也一定是美国世纪，未免过于草率。通过明智的政策，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许多年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4]在2002年，肯尼迪再次强调了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使命。“目前，国外普遍渴望美国能够展现出真正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将以宽广的视野、对人类共同性的尊重，以及我们从他人身上学到的知识为标志。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并承诺美国与其他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共同努力，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人。最重要的是，它将公开地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最深层次的国家利益在于认真对待地球的命运，并大力投资其未来”。[5] 2010年，肯尼迪用他的理论解释亚洲的崛起。他认为通过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地位将显著提高。“地区权力地位的转移同样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之所以从欧洲和美国等传统权力中心转向亚洲，其原理与历史上强国力量的消长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即增长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答案，而原来的权力中心如果想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增长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6]
然而，《大国的兴衰》的问世和影响并不仅仅囿于学术界，肯尼迪在著作中对里根政府进行了温和批评，对1988年的总统选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认为这本书是“有力、渊博且极其重要的贡献”，并指出它触及了国家的内在焦虑，以及里根时代之后最深层、最令人不安的焦虑之一：对国家的恐惧。[7]肯尼迪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大国兴衰的政治和思想辩论的“风暴”，“风暴”意指其所代表的衰落论观点及相关论争。这场“风暴”超越了学术界，进入了更广泛、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如果说衰落论是肯尼迪“风暴”的“风暴眼”，那么美国人在政治上的焦灼心态和文化上的反思意识则是这场风暴带来的“晴雨表”。
在美国，那些认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和战略实力上正在下降的人被贴上了“衰落论者”的标签，他们持有的观点被称作“衰落论”。“衰落主义现象可以归因于二战后初期过度乐观和过高期望所带来的幻灭感。从怀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美国国内外发生的被认为是‘真正衰落’的变化感到焦灼不安”。[8]肯尼迪的著作被《纽约时报》称为“衰落学派”的一部分，书写关于美国和美帝国的衰落。“衰落学派”的其他人士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大卫·P.卡莱奥(David P. Calleo)、《新前景》季刊(New Prospectives Quarterly)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和马里兰大学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他们与肯尼迪一起，成为这一学派的领导人。他们预测美国社会如不进行重大变革，将从世界主导地位上滑落。他们的观点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自那时起，美国在海外军事承诺和国内经济之间没有找到适当的平衡。肯尼迪称这种不平衡为“帝国过度扩张”，它将继续侵蚀美国的基础。[9]换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导者。然而，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内部的自我批评会引发一些人担心国家可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衰落。
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众多学者探究衰落论的深层次原因。有学者认为衰落论者存在深刻与复杂的矛盾情绪，有些衰落主义是由于某些特殊人格类型的心理适应障碍，无法应对社会现实。[10]还有学者认为，衰落论为那些在世界观层面无法完全接受社会变革的人，提供了一种抗议和妥协的方式。[11]到1990年代，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下，系统地探讨了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念。他将衰落主义定义为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症候。在他看来，肯尼迪和其他当代衰落论者都共享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自18世纪以来，衰落论者拒绝了进步思想的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在1980年代取得了真正的成就，但这些衰落论者仍然对本国持有悲观态度。《大国的兴衰》一书通过历史与预言的结合，强化了这种悲观情绪，在“上层圈子”中盛行，并蔓延到美国社会其他部分。赫尔曼谴责所有这些衰落主义观点，认为它们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12]在《大国的兴衰》问世之前，衰落论者也曾纷纷著书立说。1960年代初，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曾警告称，美国已陷入“相对经济停滞”状态，需要改变方向，否则最终将落后于苏联。[13]两年后，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宣称，美国已失去成为伟大国家的潜力。[14]乔治·C.洛奇(George C. Lodge)在1975年指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表现出不安、漫无目的、萎靡不振、对政治和商业领袖失去信心以及对未来的恐惧。1984年，洛奇的《美国病》一书将美国与此前失去竞争力的英国经济进行了对比。洛奇认为，美国经济遭受了衰退，如果不改变政策，这种衰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15]1979年，洛奇的哈佛同事兼朋友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极大地推动了洛奇关于美国实力相对不足而日本更为优越的论断。[16]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教授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和军备竞赛的狂热批评者认为，军费开支导致了美国工业体系的恶化。由于技术人才和资本从正常的市场竞争中被空前地集中到军工生产中，美国在许多工业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二流国家。[17]
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国衰落论通过整合多种论据，构建了一个看似有力的论点。例如，前尼克松政府顾问、记者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声称，相对于疲软的经济，美国正在试图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18]肯尼迪政府时期的驻印度大使、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得出结论，军备竞赛对美国的经济体系造成了损害，而德国和日本则从中获益。[19]作为所谓“衰落学派”的“主将”之一，大卫·P.卡莱奥表现得异常活跃。早在1970年，他就指出北约现有的结构是不合理的，而且不可持续。卡莱奥一直主张采用一种新的安排，而不是让美国承担联盟防御的主要责任。[20]他指出，国际力量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已然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霸权”的生存空间，“通过军事收缩来恢复财政平衡” 成为美国唯一的选择。[21]诚如历史学家唐纳德·W.怀特(Donald W. White)所言：“至1980年代，衰落论的警告已经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22]
衰落论的“幽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2024年初，《外交事务》发表封面文章《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应该放弃自己创造的世界》，再次将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带回公众视野。该文的作者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著名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他在文章中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衰落，并引用权威数字加以说明。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询问美国人对其国家在2050年时的看法，5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将更加疲软，60%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降低。这并不令人意外，美国政治长期以来一直弥漫着一种氛围，即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根据一项长期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过去20年里，美国人对当前形势感到“满意”的比例从未超过50%，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0%。[23]法里德·扎卡里亚进而指出：“如果美国因夸大对自身衰落的恐惧而退出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将在全球范围内留下权力真空，并鼓励各种力量和角色试图填补这一混乱局面下的空缺。”[24]无独有偶，202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罗尔斯顿(Robert Ralston)在《安全研究》上发表了《让我们再次伟大：大国衰落论的原因》一文。他指出，特朗普将衰落论引入美国政治舞台，这种论调以美国正在衰退的观念为基础，并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实中有关国家衰落的论调屡见不鲜，但往往与“客观”标准衡量下的衰落无关。他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衰落的叙述——衰落论在政治上的显著性，或将衰落论仅仅视为真实发生的衰落的副产品。然而，衰落论也可以独立于真实的衰落。衰落论也有其正面价值，可能会促使领导人选择他们原本会避免的政策。[25]
从衰落论“幽灵”的衍生、弥漫再到回归，大国兴衰的议题绵延至今。然而，对衰落论的简单梳理并不能替代对于《大国的兴衰》论争的详细考察。
围绕《大国的兴衰》进行的论争“光谱”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光谱”分为驳斥、赞赏和中庸三种类型，复杂是指每种类型的背后都蕴含着迥异的学术取向、政治立场和文化心理。《大国的兴衰》这部著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学术界、经济界和政界中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论争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持驳斥态度的“阵营”云集了众多声名赫赫的著名新闻媒体人、重量级学者和学政双栖的“大人物”。当时为里根政府辩护的人士都被《大国的兴衰》和普遍的衰落论激怒了。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曾担任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后来成为《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编辑。作为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持续批评肯尼迪的观点，并将其称为“经济决定论者”。同时，他对肯尼迪过分简化复杂因果关系的解释提出了质疑。然而，哈里斯本人在阐明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显得力不从心。相反，他更加专注于美国意志力相对衰落这一观点。此外，哈里斯强烈反感肯尼迪所获得的积极关注，并认为《大国的兴衰》一书是更广泛的“衰落论”学派的智力资源和灵感来源之一，该学派旨在限制美国地缘政治和军事承诺。据哈里斯称，肯尼迪低估了苏联军事威胁并夸大了来自欧洲的经济挑战，以支持其对美国过度军事开支的批评。[26]肯尼迪将历史和预言结合在一起，《大国的兴衰》由此成为自由派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的一种政治策略，进而试图抹杀美国在共和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副主编对此斥责道：“肯尼迪的论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看法，被学术界、媒体自由派及民主党候选人引用，他们都在推广失败主义。”[27]新保守主义作家本·沃滕伯格(Ben WattenBerg)更是指责肯尼迪和其他“学术衰落论者”不仅认为美国不会继续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且也不希望望美国成为第一强国。[28]《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编辑罗伯特·L.巴特利指出，直到1980年代，有关美国或西方衰落的观点主要局限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但随着肯尼迪的“畅销书”问世，衰落主义成为左派常见的话题。在经济繁荣和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一群衰落主义者”否认了其他人所能看到的现实。部分左派人士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声称美国正在走向衰退，并以此抨击里根政府。[29]
与著名新闻媒体人直观感性的批评不同，重量级学者和学政双栖的“大人物”从学术层面对《大国的兴衰》进行了深入且有些尖刻的驳斥。曾经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高官的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W.W.Rostow)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谴责保罗·肯尼迪错误的限制政策，以及他对从过去的欧洲到当代美国的线性趋势的预测。罗斯托在几个方面批评了肯尼迪的著作：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地位的经济基础，忽视了其他类型的国家复兴能力，及其提出的“枪炮还是黄油”的政策建议。“我与肯尼迪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对历史持线性观点。例如，他显然认为社会无法再生。他认为要求再生的呼吁是右翼爱国政治家徒劳地试图逆历史潮流而行”。[30]几个月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对衰落论进行特别尖锐批评的长文。亨廷顿声称，衰落论者主要是自由左派，他们夸大了国家面临的威胁，以达到辩论的目的并促进政府的行动，但事实往往都推翻了他们的论点。这种衰落主义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实际经济实力或国家安全，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人的心理状况。与肯尼迪的观点相反，亨廷顿对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加速的经济增长而自我更新充满信心。[31]十年之后，亨廷顿曾再次表达对美国未来的信心。“在21世纪的多极世界中，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以各种组合和排列方式进行竞争、冲突和联合。然而，在这样的世界中，缺乏超级大国与主要地区大国之间那种定义着单极—多极世界(a unimultipolar world)的紧张和冲突。因此，美国作为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可能会发现其比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时更轻松、更无争议并更有回报”。[32]
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在卡特政府任职过的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指出，衰落主义并非新鲜事物：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西方人的想象力就一直被反复困扰，即过早地、错误地预见到了西方的衰落。“在1980年代的军备竞赛期间，尽管行动匆忙且浪费巨大，但它并没有严重破坏当时强劲的经济。至于将英国和美国进行类比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的。美国拥有比维多利亚时代或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更强大、更为多样化的经济实力，并且无需承担保卫帝国或来自外国竞争对手挑战等负担”。[33]约瑟夫·奈指出：“肯尼迪认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下降，这‘降低了美国在一项国家实力指标上的显著优势’。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并且也忽视了军事力量在过去和现在所扮演的角色。[34]2015年，约瑟夫·奈回答了“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那么美国是否仍将在2041年拥有主导地位并继续在全球权力平衡中扮演核心角色呢？我的猜测是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世纪尚未结束。”[35]曾在福特和里根政府任职的亨利·R.诺，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衰落的神话》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关于衰落的辩论是一场争夺“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灵魂”的战斗。他批评肯尼迪关于大国统治和衰落周期的论断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决定的后果。与危险和错误的衰落神话相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36]
驳斥和否定《大国的兴衰》的各界名人，都代表了某种政治意涵，也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的政治博弈。随着1992年大选的临近，布什总统再次否认了衰落论者的观点。他向全国保证，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我们是第一”，他吹嘘道，“我们将保持这种状态”，美国可以展望“下一个美国世纪”。[37]然而，当时衰落论获得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布什总统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克林顿和改革党的佩罗，利用选民对国家衰落的焦虑和恐惧，取得了选举上的进展。一些记者支持肯尼迪的言论自由，而另一些人则试图揭露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与那些曾经在政府中服务过的著名人士相比，专业学者对《大国的兴衰》的驳斥往往就事论事，鲜有政治党派色彩。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指出，对44个欠发达国家在1950—1965年的军费增长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军事费用支出比较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快，而没有军费负担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是最慢的。[38]有学者指出：“肯尼迪所使用的模型并不一致，有时还会崩溃。哈布斯堡家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现代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差别很大。”[39]威廉·伍德拉夫(William Woodruff)批评道：“肯尼迪的论点取决于对权力的定义。如果权力被视为能够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那么肯尼迪显然忽略了许多因素。通常决定权力斗争结果的是无形力量，肯尼迪也过于专注于财政和军事权力而忽略了其他权力。”[40]专业学者中间也有人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批评，英国的一些批评家认为《大国的兴衰》不过是一部“投机取巧的粗制滥造之作”。[41]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认为，“肯尼迪教授对大国关系的根本观点是循环性的，这可能会掩盖国际关系中的某些线性发展。未来可能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世界秩序的性质已经与1945年前欧洲国家体系的时代大相径庭”。[42]迈克尔·H.亨特(Michael H. Hunt)质疑了肯尼迪的观点，即“战略权力的行使可能会削弱经济基础”。“不幸的是，他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这给读者留下了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各国在零和世界中管理资源。在这种世界里，枪支会挤占黄油和储蓄”。[43]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宣称：“到20世纪中期为止的历史证据表明，相对经济优势是国家相对军事实力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44]
与驳斥论者泾渭分明的是，新闻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对《大国的兴衰》常常不吝赞赏之词。《大国的兴衰》问世不久后，《新闻周刊》的一位评论员推测，肯尼迪的著作对当代领导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中推动“衰落主义”。[45]根据另一位观察家的观点，这部著作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意见领袖们认为它与当前事务相关，并且其论点需要纳入国家对话之中。[46]《美国历史评论》的审稿人指出，《大国的兴衰》具有及时性，对于渴望深入了解问题根源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的美国人尤为重要。[47]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指出：“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大国国际关系学的兴衰》……因为它能够如此优雅地对这一领域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这位充满自信的‘大历史学家’，我们应该给予更热烈的欢迎。”[48]还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位美国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都应该自我反省……即使排除了盲目的爱国主义，他仍可能犯错”。[49]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所涉及的主题和得出的结论，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引发的争议。显然，这本书触及了人们的敏感神经，是近年来讨论最为广泛的历史著作”。[50]剑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将“为未来的历史辩论设定基调”，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影响力。[51]罗伯特·卡莱尔(Robert Carlisle)的评论略显老套，“这本书对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集结了军事、技术和经济史等多方面信息，有助于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52]还有学者指出，“人们对它的争论令人费解。作为一部正统的历史著作，它备受尊敬，内容翔实、研究精深，文笔流畅、表达优雅”。[53]《大国的兴衰》对经济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值得深思、认同、挑战和研究的问题，这本书应被视为成功之作。增长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这项研究很可能会推动其复兴，确实值得一读”。[54]颇具反讽的赞赏来自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他对美国沦为二流大国的前景感到兴奋不已，称这本书“非常优秀”。[55]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些一流学者，对《大国的兴衰》的态度秉持了中庸之道，既肯定了肯尼迪的贡献，又在学术层面剖析了其缺陷。吉登斯指出，“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完全配得上它所受到的许多赞扬。这本书雄心勃勃，不仅因为它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因为它展望了未来”。《大国的兴衰》也是一本比较社会学的著作，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性分析。“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避免了历史独特性与普遍泛化之间的‘非此即彼’……肯尼迪并不认为他的理论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其适用的背景是欧洲和随后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后的国际舞台。那些接受正统社会学传统教育的人可以从肯尼迪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然而，在研究和反思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我不得不说，我对肯尼迪提出的整体论点及如何将其应用于20世纪后期的世界持怀疑态度。这本书的潜在取向取决于‘现实主义’立场和一种‘经济—军事唯物主义’形式的结合”。迈克尔·曼认为，“这是一本令人敬畏的书。它全面地描绘了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兴衰，对它们的经济资源基础给予了特别而详尽的关注”，“作为一位社会学者，我对肯尼迪——一位外交史学家——的模型所遭遇的两点批评感到意外。他的模型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所研究的所有战争都是同盟国之间的战争”，“要解释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分析它们各自的资源基础。它需要解释联盟的结构，而这反过来又比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更重要”，“如果我们将这种转换理论化，那么模型就会出现。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特定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转变”。沃勒斯坦认为，《大国的兴衰》“需要将三个变量捆绑在一起：世界军事优势作为因变量，国家军事实力作为干预变量，经济实力作为自变量……结果很好地展示了干预变量(500年来各个大国的相对军事实力)，而对因变量的描述并不总是清晰的，并没有真正讨论自变量”。[56]沃勒斯坦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指出：“威尼斯在16世纪中期荣光不在，荷兰在17世纪下半叶失去主导地位，英国在19世纪衰落，这些曾经的霸权国家都只维持了50～100年，美国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美国例外论’终将‘寿终正寝’”。[57]查尔斯·蒂利认为，尽管肯尼迪的著作“确实描绘了衰落和灭亡的过程，但肯尼迪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他所提出的解释(即军事过度扩张)在中国、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适用性的信心”，“经过对肯尼迪的深入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国际关系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地缘政治地位、商业联系和动员资源的效率似乎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比肯尼迪自己总结的更为重要的角色”。[58]
《大国的兴衰》所引发的论争折射出美国不同时代的政治意涵和博弈，反映了美国精英和大众的焦灼心态。学术界严肃深刻的学术批判，又彰显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意识。在心理学看来，反思性通常是指“反思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影响自己”，“心理学中有许多反思循环，即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它自己的产生。它既是自身主题的产物，同时在研究这个主题的过程中改变了这个主题”。[59]文化理论通常认为，“反思性是指自己的属性。因此，反思文化理论将考虑到自身作为文化产物的地位和建构”。[60]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围绕保罗·肯尼迪和《大国的兴衰》的论争，影响和塑造了美国最近30多年来的社会心态、国家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一部畅销书，而是一面观测美国政治生态和心态的透镜。超越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观，需要超越其空间观、时间观和认识论，更需要建构一种批判思维和认知方式，进而辨识出大国兴衰历史进程中的主旋律和变奏曲。
作者简介：任东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思想史与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23VLS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Redux, ” The New Statesman, 20 September, 2023. https：//www. newstatesman.com/ideas/2023/09/riseandfallofgreatpowersreduxpaulkennedy, 2024-06-30.
[2]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前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5、36、41页。
[3] Alan R. Raucher, “The Recent American Declinism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Historian Paul Kennedy, ”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4, No.2(2001), p. 39.
[4] Paul Kennedy, “Will the Nex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16, No.1(1999), p. 57.
[5] Paul Kennedy, “The Greatest Superpower Ever,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19, No.2(2002), p. 18.
[6] Paul Kennedy, “Asia's Rise: Rise & Fall, ” The World Today, Vol.66, No.8/9(2010), p. 7.
[7] Alan Brinkle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25-31, 1988, p. 319.
[8] Alan R. Raucher, “The Recent American Declinism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Historian Paul Kennedy, ”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4, No.2(2001), pp.37, 54.
[9] Eugene P. Trani, “Pointing with Pride, Viewing with Alarm: A Review Essay, ”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72, No.1(1988), p. 54.
[10] Frederic Copie Jaher, Doubters and Dissenters: Cataclysmic Thought in America, 1885-1918,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pp.29-30, 32.
[11]参见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0;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vii-ix.
[12] Arthur Herman, 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pp.1-3, 442.
[13] Gunnar Myrdal, Challenge to Affluence,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64, p. v.
[14] Andrew Hack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p.6-8.
[15] George C. Lodge,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New York: Knopf, 1975, pp.3, 13, 159; George C. Lodge, The American Disease, New York: Knopf, 1984, pp.x, 18, 63, 93.
[16] 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9, pp.viii, ix, 232-256.
[17]参见Seymour Melman,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 1985.
[18] Kevin Phillips, Staying on Top: The Business Case for a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p. xiv.
[1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 1985, pp.xxxi-xxxiv.
[20]参见David P. Calleo, The Atlantic Fantasy: The U. S., NATO, and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21] David Calleo,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pp.3, 215, 125.
[22] Do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6.
[23] Fareed Zakaria, “The Self-Doubting Superpower: America Shouldn’t Give Up on the World It Made, ” Foreign Affairs, Vol.103, No.1(2024), p. 38.
[24] Fareed Zakaria, “The Self-Doubting Superpower: America Shouldn’t Give Up on the World It Made, ” p. 54.
[25]参见Robert Ralston, “Make US Great Again: The Causes of Declinism in Major Powers, ” Security Studies, Vol.31, No.4(2022), pp.667-702.
[26] Owen Harries, “The Rise of American Decline, ” Commentary, Vol.85 (May 1988), pp.32-26; Owen Harries, “Letter to Editor, ” Commentary, Vol.86, (August 1988), pp.8-10.
[27] John A. Barnes, “U.S.‘Decline’： Less Than Meets the Eye, ” Detroit News, Mar.30, 1988, A13.
[28] Ben Wattenberg, “Neo-Manifest Destinarianism, ” in Owen Harries, ed., America's Purpose: New Visions of U. S.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No Starch Press, 1991, p. 107.
[29] Robert L. Bartley, “Time to Shake Our Hypochondria, ” Wall Street Journal, Jan.2, 1990, A10.
[30] W. W.Rostow, “Beware of Historians Bearing False Analogies, ” Foreign Affairs, Vol.66, No.4(1988), p. 867.
[3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 S.：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67, No.2(1988), pp.76-96.
[3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2(1999), p. 49.
[33]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12-13.
[34] Joseph S. Nye, “America, the Gloomy, ”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15, No.1(1991), p. 140.
[35] Joseph S. Nye,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0, No.3(2015), p. 400.
[36] Henry R. Nau,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0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vii-iv, 10-11.
[37] Andrew L. Shapiro, We’re Number One! Where America StandsAnd Falls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2, pp.vii, xiii.
[38] Charles A. Kupchan, “Empire, Military Power, and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3, No.4(1989), pp.36-53.
[39] Eugene P. Trani, “Pointing with Pride, Viewing with Alarm: A Review Essay, ”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72, No.1(1988), p. 54.
[40] William Woodruff, “Reviewed Work(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3(1989), p. 720.
[41] Paul Dukes, “Reviewed Work(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411(1989), pp.444-445.
[42] David Reynolds, “Review: Power, Wealth and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2, No.2(1989), p. 485.
[43] Michael H. Hunt, “Reviewed Wor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5, No.4(1989), p. 1285.
[44] Kamal S. Shehadi,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ic Change,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2, No.1(1988), p. 228.
[45] John Barry, “Is It Twilight for America? A Book of Knells, ” Newsweek, Vol.111, (Jan.25), 1988, p. 21.
[46] James Tice Moore, “Paul Kennedy'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A Summary and Reaction, ” Midwest Quarterly, Vol.31(Autumn 1989), pp.93-105.
[47] William Woodruff, “Review：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3(1989), pp.719-721.
[48] Gerald Segal, “Reviewed Wor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4, No.3(1988), p. 498.
[49] W. Scott Thompson, “Reviewed Wor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 ” The Fletcher Forum, Vol.12, No.2(1988), p. 362.
[50] Eugene P. Trani, “Pointing with Pride, Viewing with Alarm: A Review Essay, ”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72, No.1(1988), p. 51.
[51] David Reynolds, “Power, Wealth and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2, No.2(1989), p. 475.
[52] Robert Carlisle, “Reviewed Wor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The Historian, Vol.52, No.2(1990), p. 332.
[53] S. E.Finer, “Review: The Burden of Tyre, ”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23, No.4(1988), p. 487.
[54] Alan Ingham, “Reviewed Wor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9, No.398(1989), p. 1222.
[55] J. L.Granatstein, “The Sun Also Sets, ” Books in Canada, Vol.17(Aug./Sept. 1988), p. 23.
[56] Anthony Giddens, Michael Mann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Comments on Paul Kennedy'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0, No.2(1989), pp.328-330, 332-334, 336-337.
[57] Immanuel Wallerste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oday, Yesterday, and Tomorrow, ” Theory and Society, Vol.21, No.1(1992), pp.1-28.
[58] Charles Tilly, “Review: Rise, Decline, Fall, ” Sociological Forum, Vol.5, No.2(1990), pp.327-328.
[59] Graham Richards, Psychology: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207-208.
[60] 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