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60年入座运动开展以来，美国民权运动在直接行动阶段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这种非暴力斗争在奥尔巴尼运动中却遭到重大挫败。为避免重蹈覆辙并防止民权运动进入“冷却期”，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周密筹划，特意选择在种族隔离十分严重且容易激起种族暴力的伯明翰市开展民权运动。金不仅公开发表《伯明翰狱中来信》，而且把黑人学童带到民权运动的现场。伯明翰运动促使美国民权运动走向激进化。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下令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对付非暴力的示威民众，甚至连黑人学童亦不例外。这一幕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声誉和外交造成巨大伤害，威胁到美国在冷战中对20世纪60年代大量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的争夺。伯明翰运动唤起了美国社会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白人民众的支持，而且迫使肯尼迪政府从冷战成败的高度出台了民权法案。美国民权运动由此进入民权立法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非暴力斗争；伯明翰运动；《伯明翰狱中来信》；冷战；民权法案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进入大规模非暴力斗争阶段，美国的种族问题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美国政府在冷战中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因而希望民权运动“冷却”下来。与之相应，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警察局长劳里·普里切特(Laurie Pritchett)采取“非暴力”方式应对当地的民权斗争。他虽然大肆逮捕民权示威者，但尽量避免与其发生暴力冲突，故奥尔巴尼运动没有爆发种族暴力，亦未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奥尔巴尼运动中遭遇了失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象征性的民权改革，并认为这是“名副其实和令人满意的进步”。[1]这种情况激起了金的不满。他批评象征性民权改革是在拖延种族融合，是民权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2]为打破这一僵局，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选择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开展民权运动。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该市警察局长尤金·康纳(Eugene Connor)外号“公牛”，常用暴力手段应对民权斗争。伯明翰运动因此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迫使肯尼迪政府进行干预。
伯明翰运动促成了肯尼迪政府民权法案的出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内外学界有较多研究。亚当·费尔克拉夫(Adam Fairclough)认为，金在伯明翰运动中认识到了如何让非暴力斗争发挥最大作用。[3]戴维·加罗(David J. Garrow)指出，在伯明翰运动的压力下，肯尼迪政府不得不进行民权改革。[4]格伦·埃斯丘(Glenn T. Eskew)把伯明翰运动视作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认为这场运动迫使肯尼迪政府提出全面的民权法案。[5]乔纳森·里德(Jonathan Rieder)分析了《伯明翰狱中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的关键作用，揭示了金在争取正义和转向黑人激进主义过程中的内心挣扎。[6]理查德·金(Richard H. King)讲述了新闻媒体对伯明翰运动成功的影响。[7]克莱·里森(Clay Risen)强调，如果没有金在1963年春天领导的伯明翰运动，以及伯明翰警察局长用警犬袭击游行的黑人学童，司法部不可能说服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民权法案。[8]
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白人种族暴力在伯明翰运动中的反作用力。迈克尔·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很早就观察到，金的主要策略就是激起白人的暴力，迫使联邦政府干预，从而赢得冲突的胜利。[9]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提出了黑人抗议—白人暴力—联邦干预的社会运动理论。[10]奥尔登·莫里斯(Aldon D. Morris)则认为“暴力说”忽视了经济抵制策略的作用。在他看来，黑人的经济抵制和联邦政府的干预是伯明翰运动成功的关键。[11]在跨国史视角下，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认识“暴力说”。他们强调，伯明翰警察与民权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美国在海外的形象受损，从而迫使不情愿进行民权改革的肯尼迪政府最终采取行动。[12]玛丽·杜齐亚克(Mary L. Dudziak)探讨了冷战外交的国际压力，尤其是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的介入对肯尼迪政府民权改革的影响。[13]国内学者于展也从国际舆论压力的角度，阐述了冷战背景下伯明翰运动与肯尼迪政府民权改革之间的关系。[14]
虽然既有成果十分丰硕，但很少有学者分析，作为一场非暴力斗争，伯明翰运动为何会呈现如此暴力的结果，为什么伯明翰运动只有在转向激进后才能迫使肯尼迪政府提出比较全面的民权法案。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非暴力斗争的两难困境、金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和冷战因素结合起来，探讨非暴力斗争的激进化和肯尼迪政府基于冷战考虑的民权改革。
1960年的入座运动(sitins)标志着美国民权运动进入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阶段。但无论是入座运动还是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s)，马丁·路德·金都没有参与领导。他在这些重大的地方民权斗争中影响有限。但在这些运动的刺激下，金回应了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威廉·安德森(William G. Anderson)的请求，于1961年12月15日抵达奥尔巴尼，参加当地的民权斗争。12月16日，金与700多名抗议者一起被捕。1962年7月10日，他因参加奥尔巴尼运动被判有罪，需服刑45天。7月12日，身份不明的人士帮助金交付了保释金，金提前出狱。[15]当地警察局长普里切特用“非暴力”的方式应对黑人的非暴力斗争，[16]这让他成为“媒体的宠儿”，[17]而奥尔巴尼的民权抗议者则得不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同情。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还引发了金与地方民权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1962年7月19日，金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表示，自己始终致力于非暴力斗争和种族融合。针对黑人社会批评他胆小怕事且不愿意坐牢，他解释道，自己根据良心的指引，愿意在监狱中进行“入座抗议”，但一位神秘人士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支付了保释金，他才得以出狱。尽管奥尔巴尼运动的失利影响了部分民权活动家的士气，但金对非暴力斗争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表示，“正如《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ic Constitution)所言，在种族关系方面，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分水岭”。[18]金指出，“今天的南部已不是铁板一块。它分裂成两个部分，一方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改变，另一方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在他看来，“南部的一些重要人物认识到，种族隔离使得整个南部地区在经济、教育和社会方面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62年，一位民权领域的白人温和派人士赢得了佐治亚的州长选举，另一位温和派人士当选亚特兰大市长，还有一位温和派人士从该州人口最多的县胜出成为联邦众议员。重要的是，该州诞生了首位黑人参议员。[19]这让处于逆境中的金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看到了希望。
金重申非暴力斗争对民权运动仍然有效，不能因为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而对其加以否定。他指出，在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中，非暴力斗争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有力的力量。他相信，坚持非暴力斗争的人已认识到，立法和法院判决只是宣布黑人的权利，但无法彻底实现斗争目标。只有当人民自己开始行动时，纸上的权利才有了生命力。金表示，非暴力斗争能够消除敌人的敌意并消磨他们的士气。非暴力斗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可以疏导抗议者的不满。非暴力斗争不是要求抗议者放弃他们的不满，而是避免把这种不满转化为痛苦和仇恨。金着重强调，非暴力的抗议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重建破败社区的唯一途径。[20]
对金而言，他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声誉在奥尔巴尼运动中受到损害。他倡导的非暴力斗争也因这次失利而受到质疑。针对当地警察局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对付黑人的非暴力斗争，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被迫进行反思。对黑人领袖和民权组织而言，民权运动如果既要坚持非暴力斗争，还要比以往更激进，就必须激起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维护自身信誉，保持他们在黑人民众中的影响力，并确保黑人社会对非暴力斗争的信任。
为了取得一场重大的胜利，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必须精心选择一个有利于开展非暴力斗争的南部城市。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这首先是因为该市警察局长康纳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应对民权运动。与普里切特使用“非暴力”方式——如用“妨碍治安”和“游行未经批准”等罪名将民权示威者逮捕入狱——来对付民权运动不同，康纳曾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乘车运动的挑战。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该死的法律。在这里，我就是法律。”[21] 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选择伯明翰市来开展示威活动，就充分考虑到了警察局长康纳这一因素。金在伯明翰明确表示，“直接行动造成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从而不可避免地打开谈判的大门”。[22]可以想象，如果康纳用暴力回应民权斗争，将在伯明翰造成一种千钧一发的局面，势必吸引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将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并在国际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从而迫使联邦政府进行干预，推动国会通过具有强制性措施的民权法案。
伯明翰是开展民权运动的理想之地，不仅因为这里有种族主义思想顽固、倾向于使用暴力来对付示威者的康纳局长，还因为该市有“危险城市的恶名”。美国黑人给伯明翰取了一个谐音，称它为“爆明翰”(Bombingham)。该市的三K党和白人暴徒多次在黑人教堂等黑人聚集或居住地引爆炸弹，伯明翰因经常发生爆炸而臭名昭著。在1957年至1963年间，该市总共发生了18起针对黑人的爆炸案，50次恫吓黑人的焚烧十字架事件。伯明翰“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毫不让步”。[23]当地的白人对黑人活动家的报复更是残酷。许多黑人活动家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遭受生命威胁。他们或失去工作，或失去家园，或被迫背井离乡。[24]
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选择伯明翰作为开展游行示威的理想之地，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伯明翰的民权斗争中颇具影响力，有自己的群众基础。而在奥尔巴尼，当地的民权斗争主要是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领导。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那里没有群众基础。此外，他们在奥尔巴尼运动中没有自己的计划，只是在当地的民权斗争有紧急需要时才赶去支援。因此，奥尔巴尼运动的发展超出他们的控制。虽然伯明翰的种族隔离十分严重，种族暴力也十分常见，但是这里的民权斗争却一直由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领导。弗雷德·沙特尔斯沃思(Fred Shuttlesworth)是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既是全国性的民权领袖，又是伯明翰的民权领导人。早在1956年，他就在伯明翰建立了一个名为亚拉巴马争取人权基督教运动(Alabama Christian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的民权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附属组织。自成立以来，亚拉巴马争取人权基督教运动就在伯明翰开展民权斗争，并曾得到地方法院的支持，例如地方法院曾判决废除伯明翰公交车、公园和机场的种族隔离，但伯明翰当局没有遵守。[25]
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而言，他们将在伯明翰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在伯明翰没有面临来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竞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则被亚拉巴马州议会禁止在该州活动。奥尔巴尼运动的教训表明，为赢得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胜利，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必须掌控局势的发展。该组织的执行董事怀亚特·沃克(Wyatt Walker)说：“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将自下而上地负责，我们从基层开始一砖一瓦地建设伯明翰。这就是为什么伯明翰运动会这样发展，因为我们完全掌控了它。”[26]
到1963年，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民权组织，约有100名全职员工，每年能筹款100万美元左右。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伯明翰运动中有明确的分工。例如，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负责对当地的黑人民众进行非暴力战略和思想上的教育工作。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和戴安娜·贝弗尔(Diane N. Bevel)负责组织伯明翰的学生参加示威活动。[27]早在1962年秋，金和他的助手们就制定了一个与种族主义势力对抗的计划。作为这项“对抗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在1963年春发表了一份“伯明翰宣言”。宣言写道：“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忍耐下去。在过去的几年里，伯明翰的黑人公民一直希望看到一些证据，表明我们的正义申诉可以得到真诚的解决”，但“伯明翰的历史表明，民主进程很少触及伯明翰黑人的生活。我们在种族上被隔离，在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被统治”。[28]因此，伯明翰的黑人必须实施“对抗计划”。
“对抗计划”直接针对的是伯明翰的白人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伯明翰的工商业精英，他们管理这座城市的经济；第二个层面是伯明翰的政治精英，他们负责维持种族关系的现状，确保在经济、政治和个人生活上继续剥削或压迫伯明翰的黑人；第三个层面是伯明翰的白人公民理事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和三K党，白人种族主义者通过这类组织煽动种族仇恨，殴打和杀害黑人，确保伯明翰的种族秩序。[29]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实施“对抗计划”，破坏伯明翰正常的经济运转，甚至使其陷入经济瘫痪，迫使经济精英让步。
“对抗计划”也针对在民权改革上极不情愿的肯尼迪政府。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计划发动伯明翰的黑人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入座抗议”，并举行游行示威，激起白人社会的暴力报复，从而让电视镜头记录白人暴徒殴打坚持非暴力斗争示威群众的画面。黑人社会意在通过这种斗争方式获得美国民众乃至国际社会对民权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迫使联邦政府采取实质性的和开创性的民权改革措施。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希望通过伯明翰运动向美国社会证明，即便是像伯明翰这样种族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黑人民众也能通过非暴力斗争击败他们，民权运动可以战胜美国任何地方的种族隔离。在金看来，“虽然伯明翰运动是我们民权事业中最艰难的斗争，但如果取得成功，则意味着民权运动可以打破全国各地的种族隔离”。黑人在伯明翰的胜利，将会激发他们的力量，“改变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整个进程”。[30]伯明翰的民权领导人沙特尔斯沃思表示，“我们想要对抗，以非暴力对抗的方式，观察它是否能大规模地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为了伯明翰，更是为了整个国家”。[31]他认为，如果“对抗计划”在伯明翰获胜，将会推动美国的进步。[32]
1963年4月3日，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发起了伯明翰运动。在运动的第一阶段，斗争的对象主要是伯明翰的白人工商界人士。民权领袖和参与者在伯明翰市区进行“入座抗议”，反对午餐店中的种族隔离。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通过当地的教会，广泛散发传单，宣传联合抵制的主张，迫使白人工商界人士让步，废除种族隔离。但在伯明翰运动的开始阶段，这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
4月6日，伯明翰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组织45名示威者，在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和祈祷集会。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试图通过逮捕这45名示威者，阻止此次抗议活动。但示威的民众前赴后继，不惧被捕入狱，导致伯明翰的监狱人满为患。虽然康纳以强硬手段对付民权抗议者已恶名昭著，但有普里切特的“榜样在前”，他并没有一味用强。相反，康纳请求亚拉巴马州颁布一项禁令，禁止黑人民众游行示威。4月10日晚，该州发出禁令，伯明翰当局随即要求黑人停止示威。但金认为，这个禁令只是州政府颁布的，而不是联邦法院裁决的。因此，他决定对该禁令不予遵守。4月11日，金告诉伯明翰的黑人民众，伯明翰的直接行动将继续进行下去。金和其他民权领袖向美国社会解释了违反禁令的理由。他们认为，“凭良心不能遵守这样的禁令，因为这是对法律程序的不公正、不民主和违宪的滥用”。[33]随后，金带头参加游行示威。康纳对不遵守该州禁令参与游行的民众进行镇压，近1000人被捕入狱，金亦不例外。
当金在1963年4月12日被捕后，以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为首的58名美国社会名流致电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他们强调，保障黑人民权对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至关重要。他们表示，“黑人民众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但遭到伯明翰警察的粗暴对待，受到警犬攻击。这刺痛了美国人的良知，也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的丑陋和污点”。他们指出，“在目前自由与奴役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伯明翰是自由社会的毒瘤。它有着冷漠、无法无天、完全无视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臭名昭著的记录”。因此，他们敦促美国司法部部长负起责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确保金等民权领袖和所有参加游行示威的黑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他们在美国宪法下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34]
金公开违背州政府颁布的禁令，此举不仅不被伯明翰当局所容，也遭到部分白人“自由派”的指责。在金被捕入狱后，8名自称是“自由派”的伯明翰白人牧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致金的公开信。他们认为，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开展的游行示威是“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黑人完全可以通过法院来追求正义并解决种族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敦促伯明翰的白人遵守法院的判决，呼吁伯明翰当局与黑人领袖举行“诚实和公开的”谈判。这8名白人“自由派”牧师批评伯明翰的黑人示威活动是由外人指挥和领导的，无论示威活动多么和平，都无助于解决当地的问题。他们公开向金、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以及参加游行示威的民众和当地白人喊话，要求这些组织和个人保持克制，遵守法律和秩序。[35]
针对伯明翰白人“自由派”牧师的批判，金在4月16日公布了一封《伯明翰狱中来信》，大约有7000字。此信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它首先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很快又出现在几家全国性的杂志上。同年，该信件在美国各地的教堂分发了近100万份。它后来成为一篇有关美国黑人抗争的经典文献。《伯明翰狱中来信》不仅是对金的民权斗争目标和方法的“最佳阐述”，而且为民权运动争取广泛的支持“产生了巨大影响”。1965年，金在接受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采访时断言，“这封信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伯明翰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种世界性的关注推动了民权事业的发展。[36]他在信中解释了如何在伯明翰开展非暴力斗争。金表示，“非暴力斗争有四个基本的步骤：一是收集事实，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不公正的现象；二是进行谈判；三是自然净化(指对民众进行非暴力教育)；四是直接行动。我们在伯明翰经历了所有这些步骤”。[37]
金在信中着重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到伯明翰开展游行示威。他指出，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警察暴行的丑陋记录在美国各地尽人皆知，该市法院对黑人的不公亦是臭名远扬。在伯明翰，尚未解决的黑人住宅和教堂爆炸案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多。这些都是确凿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便如此，黑人领袖仍在这种环境下寻求与伯明翰当局进行谈判，但后者拒绝黑人有诚意的协商。金声称，在1962年9月的谈判中，伯明翰的工商界曾承诺，废除商店中的种族歧视标志。之后，沙特尔斯沃思和亚拉巴马争取人权基督教运动同意暂停一切示威活动，但随后他们发现，伯明翰的工商界违背了承诺。因此，黑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黑人领袖开始“自然净化”，开办非暴力培训课程，并要求参与者能够“接受打击而不报复”，并且可以“忍受监狱的折磨”。[38]
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试图在伯明翰这种种族隔离严重的城市开展示威活动，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他在《伯明翰狱中来信》中表示，希望建立一种“创新性的紧张关系，迫使一直拒绝谈判的白人社会面对这个问题”。金不无悲哀地说：“历史是一个漫长而悲剧性的故事，事实是特权群体很少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他表示，“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自由从来不是压迫者自愿给予的，它必须是被压迫者争取的”。金驳斥了伯明翰“自由派”白人牧师的观点。他声称，“我听惯了‘等待’，每个黑人的耳朵都听腻了。‘等待’一词意味着‘永不行动’”。金强调，“对美国宪法和上帝赐予的权利，我们已等待了340多年。亚洲和非洲国家正以喷气机的速度实现政治独立的目标，而我们却仍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去争取在便餐柜台喝上一杯咖啡”。[39]他将黑人在美国争取平等权利的经历与亚非拉国家有色人种获得自由的历程相对比，警告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的美国，若不大力在国内推动民权改革，将无力向世界输出美式民主。
金试图引起白人社会的同情，以争取他们对黑人民权诉求的理解。他说：“对那些从未感受过种族隔离刺痛的人而言，说等待是很容易的。但当你看到凶恶的暴徒随心所欲地对你的父母处以私刑，以及一时兴起淹死你的兄弟姐妹时；当你看到充满仇恨的警察咒骂、踢打和残忍地对待甚至杀害你的黑人中的兄弟姐妹而不受惩罚时；当你看到2000万黑人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一个丰裕社会而遭受贫困时”，“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很难再继续等待”，“你能理解我们这种急躁的情绪”。[40]
金不仅为美国黑人的直接行动辩护，而且直言对白人温和派非常失望，并认为他们才是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最大障碍。他表示，“在过去几年里，我对白人温和派非常失望。我几乎得出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黑人在迈向自由的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理事会或三K党，而是白人温和派。他们更致力于秩序而非正义；他们更喜欢没有紧张的消极和平，而不是有正义的积极和平；他们经常说，‘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但不同意你们直接行动’；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家长作风，认为自己可以为别人的自由制定时间表；他们生活在时间的神话里，不断建议黑人等待一个‘更为方便的季节’。善意的浅薄理解比恶意的绝对误解更令人沮丧”。金不赞同“自由派”白人牧师所说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是极端行为的看法。他解释道，“如果美国黑人被压抑的情绪不以非暴力方式表现出来，就会以不祥的暴力表达出来。这不是威胁，这是事实”。[41]
在金向社会公开发表《伯明翰狱中来信》的同时，其妻则担忧他被捕后的人身安全。一是因为伯明翰的警察暴力十分突出；二是金被单独监禁，被禁止见其律师。在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执行董事沃克的鼓励下，金的夫人向肯尼迪政府求助，以确保金的生命安全。[42]1963年4月14日，金的夫人试图致电肯尼迪总统。同一天，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致电金的夫人，表达了他的关心。4月15日，肯尼迪总统给金的夫人回电，称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并允许她和金通话。同一天，在联邦调查局的许可、监控和电话录音下，金与夫人通话。[43]4月16日，金拍电报给肯尼迪总统，称赞其“鼓舞人心的话语和体贴的关怀给了自己夫人新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时刻。这种精神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为实现美国梦所付出的努力”。[44] 4月18日，金在肯尼迪政府的帮助下最终获释。
在金被捕入狱的这几天，民权领袖一直与伯明翰的工商界举行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金决定开始第三阶段的行动。5月2日，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破釜沉舟，安排黑人学童参加游行示威。这实属无奈之举，也反映了非暴力斗争的困境。实际上，此时的伯明翰运动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面临失败的风险。首先，伯明翰的黑人成年人开始对这场非暴力斗争失去信心，不愿继续参加；其次，经济抵制难以迫使伯明翰的白人社会让步；再次，即便是面对绰号“公牛”的康纳，黑人的非暴力斗争因为暂时没能激起伯明翰警察的暴力镇压而未能立即奏效。实际上，只有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地区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非暴力抗争才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并迫使联邦政府出面向州和地方政府施压。在这种困境下，金不得不“使在伯明翰的冒险变得更加危险”，因为他及其支持者认为，民权运动“无法忍受连续两次重大失败”。[45]金的斗争哲学在伯明翰运动中已转向激进，其表现一是发表《伯明翰狱中来信》，二是招募黑人学童游行示威。金最初对使用黑人学童持保留意见，但经过一番考虑，同意了詹姆斯·贝弗尔的建议。他希望这一行动能“把国家的良心带到道德的审判席上”。[46]
在非暴力斗争中使用黑人学童，这在民权运动中尚属首次，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因此饱受社会舆论批评。金显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他说：“尽管我们意识到让学童参与进来会给我们带来猛烈的批评，但我们觉得民权斗争需要这种戏剧性的新维度。”在回应美国媒体对这种策略的批评时，金理直气壮地表示，“我想知道，在我们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虐待黑人儿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作家在哪里”？[47]事实上，不仅白人保守派谴责使用黑人学童的策略是“愤世嫉俗的”和“吃人的”，而且激进派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对此也嗤之以鼻，将其贬低为是“没有男子气概的”。他声称，“真正的男人不会把孩子推上火线”。金反驳道，黑人学童通过参加游行示威，培养了“一种自由和正义与他们自身利害攸关的意识”，并“对黑人种族更加自豪，以及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自己的未来”。[48]
1963年5月3日，超过2500名6岁到16岁的黑人学童参加示威，他们从伯明翰第16街浸礼会教堂出发。[49]当这些学童走上街头时，康纳命令下属使用警棍、警犬和高压水龙头进行镇压。在他看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方面，到5月初，伯明翰的监狱已挤满了被捕的抗议者；另一方面，康纳认为，金最终会“用光所有的黑人”，而他不可能把黑人都关进监狱。[50]因此，康纳没有继续使用普里切特的“非暴力”应对策略。他下令把消防水管的水压设定到可以把树皮都喷得掉光的程度。高压水龙头喷出的巨大水柱冲向游行示威的群众，把他们冲倒在地。白人警察挥舞着警棍，对民权示威者一顿暴打。黑人学童哭成一片，个个满身是血，十分惊恐。当部分黑人进行反抗，向警察投掷砖头和瓶子时，康纳又下令放出警犬，让它们冲进游行队伍，扑向四处逃散的示威者，包括黑人学童。[51]伯明翰当局的暴行被电视镜头捕捉，迅速传遍整个美国和世界。这给美国政府和民众造成极大的心灵冲击，向肯尼迪政府施压的社会力量和国际压力急剧增长。
警察局长康纳的暴行激怒了伯明翰的黑人民众。原本不愿意参加游行示威的黑人成年人走上街头。5月4日和5日，黑人社区和白人警察爆发了暴力冲突。面对警察的暴力，黑人民众没有退缩，他们继续游行示威。黑人牧师查尔斯·比卢普斯(Charles Billups)向康纳局长喊话：“打开你们的水龙头，放开你们的警犬，我们会站在这里直到死亡。”根据民权活动家安德鲁·杨(Andrew Young)的描述，此时一名黑人老妇人挺身而出，高呼“上帝与民权运动同在，我们愿意去监狱”。游行民众群起响应，每个人都站出来，开始游行。康纳局长下令，并大喊“阻止他们，阻止他们！”但手握高压水龙头的白人警察被黑人民众这种视死如归的场面镇住。他们呆若木鸡，扔下水龙带，警犬在此刻也“变得安静”。[52]
正如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所愿，在伯明翰运动的第三阶段，警察局长康纳的暴行成为他们“最好的宣传”。该组织执行董事沃克表示，康纳是“完美的对手”，他企图通过铁腕手段对付伯明翰的黑人示威者，成为亚拉巴马州“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在沃克看来，康纳所做的这一切，实际上将不可避免地“帮助到美国黑人的事业”。[53] 事实的确如此，“警用狼犬扑向孤立无援的黑人儿童的场面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完全印证了金的预想。北部各地的白人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呼应性的抗议活动，要求联邦政府出面干涉，采取有力行动，废除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时这些事件也由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国际效应”。[54]康纳的暴行不仅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慨，也令肯尼迪政府颇为难堪。肯尼迪总统表示，康纳放出警犬撕咬民权示威者尤其是黑人儿童的照片让他感到恶心。[55]
面对康纳的暴力镇压，金又一次使用民权国际主义话语。他把伯明翰运动置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袖地位和领导能力取决于其能否在国内实现真正的民主。金指出，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十分重要。他对伯明翰圣约翰教堂的会众说，美国关心自己的形象，“这里发生的事情让肯尼迪感到不安”，因为他“正在为争取非洲和亚洲人民的人心而战，而在这些中立的地区，大约有10亿人”。金向会众强调，如果美国继续以种族或肤色为由剥夺黑人的基本权利，就不可能赢得亚非国家有色人种的尊重。他们不会尊重一个允许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国家。[56]这既是向民权示威者喊话，坚定他们的斗争信心，而且是向肯尼迪政府施压，争取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伯明翰黑人学童被高压水龙头冲击和被警犬撕咬画面的实况转播，成为美国和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这一种族暴力事件受到美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在肯尼迪政府的介入下，经过反复谈判，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和亚拉巴马争取人权基督教运动与伯明翰的工商界在1963年5月10日就停止游行示威达成妥协。双方同意：在示威活动结束后的3天内，伯明翰取消更衣室的种族隔离；根据法院命令，市政府在重新成立后的30天内，拆除洗手间、厕所和饮水机上的种族隔离标志；根据法院命令，市政府在重新成立后的60天内，废除餐厅柜台的种族隔离；根据法院命令，市政府重新成立后，将继续实施提高黑人就业能力的计划，并与负责任的地方黑人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及考虑进一步促进就业的措施。[57]至此，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领导的伯明翰运动取得了胜利。
伯明翰运动激发了“黑人的自尊、团结和斗争的决心”。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领导人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将黑人的这种乐观自信称之为“精神上的解放”。新闻记者们为“新黑人”群体的出现而大肆宣传，因为美国黑人面对种族暴力不再恐惧，而是勇往直前，愿意为争取民权而付出代价，不惧坐牢，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现在就获得自由”。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执行董事沃克强调，“已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国黑人不再害怕白人。金最持久的贡献是，他让黑人的精神得以解放，帮助黑人摆脱了奴隶心态。在过去，坐牢是白人让黑人守规矩的鞭子，但现在变成一种荣誉的象征”。[58]12岁的黑人女孩安妮塔·伍兹(Anita Woods)在伯明翰运动中被捕。当被问到是否想回家时，她回答说：“想！但我还会这么做。我要继续游行，直到获得自由。”[59]
美国黑人能在种族隔离最严重的伯明翰战胜白人当权者，迫使当地工商界人士让步，这对黑人而言是重大的胜利。作为种族隔离堡垒的伯明翰都能被攻破，这意味着美国任何地方的种族隔离制度都可以被打破。1963年5月，金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圣保罗圣公会教堂向以白人为主的会众发表演讲。他认为，美国黑人“在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伯明翰取得突破，这必将在整个南方产生反响”。[60]伯明翰运动揭露了种族主义的罪恶，唤起了美国人民的良知。此后，南方的种族隔离势力开始崩溃。据美国司法部估计，“在伯明翰危机发生后的十周内，全国发生了近800起示威游行。而在1963年夏天，仅在南部各州就有近14 000名示威者被捕”。[61]金在1965年回忆道，“如果没有伯明翰运动，就不会有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在他看来，“这是黑人斗争中最具创造性的步骤之一”。伯明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权法案的通过”。[62]因此，伯明翰运动成为民权立法的一个转折点。
经过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美国的种族问题上。许多新闻媒体透过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揭露和批判美国民主的虚伪。苏联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报道，并借此将对美国的谴责从美国的种族政策扩展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涉及美国在海外驻军的“种族主义”和在不发达地区的“殖民主义”。[63] 1963年5月14日，美国新闻署报告说，苏联“在周末加大了对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的宣传力度，大约五分之一的无线电广播内容集中在这件事上”。[64]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从1963年5月14日至26日，苏联的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1420条关于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的评论，数量是对1962年美国梅雷迪思事件高峰期报道量的7倍多，是对自由乘车运动报道量的9倍多，是对小石城事件报道量的11倍多。[65]
1963年6月14日，根据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的一份总结报告，苏联对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的宣传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种族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公司追求利益的力量大于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力量。只有资本主义消亡，种族主义才会消失。第二，美国政府的不作为等于支持种族主义。美国政府在伯明翰发生血腥屠杀时袖手旁观，坐视“黑人遭恐吓和种族主义淹没整个州”。第三，美国自称是“自由世界领袖”，这种口号十分虚伪，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揭露了美国民主的本质，种族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固有特征。当2000多万美国黑人被剥夺基本人权时，美国宣称的民主是荒谬的。第四，美国对国内少数族裔的做法表明了它对亚非拉地区人民的态度。苏联声称，“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数百万本国人民，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还能指望美国做什么”？[66]总的来说，苏联借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揭露了美国民主的虚伪，破坏了美国“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竭力争取20世纪60年代在亚非拉地区大量涌现的新独立国家的支持。
中国也曾就美国黑人被伯明翰警察“野蛮镇压”一事做了大量报道，对美国的种族暴力进行严厉批判。1963年5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伯明翰的“警察设立了路障，不让示威者到商业区去。警察还用警棍和警犬驱散示威者。消防员在警察指使下用高压水龙头扫射示威者，使许多人倒在人行道上。但是示威者前仆后继，很快重新组成了队伍”。[67] 5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称，“残暴的警察用警棍乱打黑人，还放出受过特别训练的警犬来咬黑人，使得许多黑人受伤。手无寸铁的黑人不得不用石块、砖头和瓶子自卫”。[68]5月9日，《人民日报》批评肯尼迪政府纵容种族暴行。“亚拉巴马州地方当局对当地黑人的这种野蛮迫害受到肯尼迪政府的公开纵容。美国司法部官员公然声称，联邦当局没有‘法律基础’对伯明翰事件进行干预；而肯尼迪本人只是表示‘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由伯明翰的人他们自己来解决’”。[69]6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70]6月4日，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发表声明，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71]
即便是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美国盟友的媒体也在头版头条报道伯明翰的种族暴力。联邦德国的媒体强调，“持续不断的骚乱对美国在全球的声誉造成了损害”。《科隆城市报》(Kölner StadtAnzeiger)指出，当警察用暴力对付黑人运动时，白人温和派和黑人领袖达成任何临时协议的难度都会增大。挪威最主要的报纸、立场偏保守的《晚邮报》(Aftenposten)从伯明翰暴力事件中看到了“三K党卷土重来的迹象”。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评论道，“肯尼迪总统主要是一个政客”，即使他在种族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不失去选票”。[72]而同情社会主义的《巴黎人民报》(Populaire)则宣称：“亚拉巴马州发生的暴力事件是美国的耻辱”。[73]
根据1963年5月14日美国政府的一份名为《外界对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种族关系紧张的反应》的备忘录，在亚洲，日本的主流媒体在头版报道了伯明翰的种族暴力，刊登了黑人房屋被毁的照片。日本的电视台和广播对这起暴力事件进行了重点播报。缅甸的主流媒体虽然没有把伯明翰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放在头版，但是刊登了警犬撕咬示威者的照片。有缅甸媒体批评，“民主的捍卫者正在无情地镇压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这是可耻的”。在印度，大多数英文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伯明翰的新闻。《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和《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发表社论，称赞美国黑人使用非暴力、甘地式的斗争方法，严厉批评肯尼迪政府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并对伯明翰警察“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表示愤慨”。[74]
在拉丁美洲，巴西媒体对伯明翰的种族暴力进行严厉批评。巴西《晨邮报》(Correio da Manhã)发表社论称，“亚拉巴马州的种族主义暴行已激起全世界人道主义者的关注”。巴西的《商业日报》(Jornal do Comércio)刊发了评论性文章《美国黑人的解放》。智利共产党的机关报《世纪报》(El Siglo)宣称，伯明翰工商界和黑人达成的妥协是“黑人的第一次胜利”。此外，据古巴的《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报道，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非洲人民已就伯明翰的种族主义暴力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抗议。他们还计划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活动，敦促肯尼迪总统采取措施，“停止对黑人的野蛮行为”。[75]
在非洲，尼日利亚的媒体谴责伯明翰种族主义者的暴行，并针对美国镇压黑人一事抨击“美国自诩为自由的捍卫者”。尼日利亚的《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在5月11日发表社论称，“亚拉巴马州的野蛮人把所有这些关乎美国自己形象的自由世界的说教都打倒了……美国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世界上最野蛮的国家”。该国的《邮报》(Post)、《时报》(Times)和《快报》(Express)刊登了伯明翰的黑人学童被关在监狱的照片，并赞扬他们敢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尼日利亚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以“当黑人起义时”为题质问道：“谁曾听说过在20世纪，那些因为皮肤白皙而自称是文明的人犯下了这种野蛮的罪行？……毫无疑问，肯尼迪总统一直在竭尽全力消除美国南方腹地州的污点，但他现在不得不承认，那里的势力并不相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刚果，最主要的日报《非洲信使报》(Le Courrier d’Afrique)在5月9日援引《纽约时报》的话称，“种族骚乱是美国的耻辱，使美国在海外付出了巨大代价”。[76]
加纳作为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第一个浪潮中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对美国黑人争取民权斗争有着重要价值。该国也是美国在冷战中与苏联开展“人心之争”的重要对象，因此其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评价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加纳的《每日写真报》(Daily Graphic)声称，“美国人而不仅仅是南方人，对这些暴行负有责任”，“美国不能一边对非洲和亚洲人民讲平等，另一边在国内实行不平等”。[77]加纳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马克·刘易斯(Mark B. Lewis)指出，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导致美国在与苏联争夺加纳人心的竞争中“失去优势”。美国频繁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明显削弱了美国新闻署试图在海外宣传活动中描绘的美国种族进步故事的可信度，并导致世界上许多领袖重新评估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支持。[78]实际上，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美国如何对待国内黑人等少数种族，对冷战中的美国政府而言更具战略意义。然而，伯明翰的暴力事件再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伪性。
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二个高潮，非洲涌现了大量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伯明翰运动及其在美国各地引发的黑人抗争浪潮，引起了这些非洲国家的高度关注。1963年5月22日至26日，这些非洲国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首脑会议，并在25日通过并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该组织的宗旨主要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在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非常关注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就如何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联合决议中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非洲统一组织针对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决议的最初表述是，“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破裂”，但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最后，所有代表“都同意用‘恶化’一词代替‘破裂’”。另据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报道，一些代表团建议将其他国家也列入“黑名单”。然而，也有代表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如果决议提到一长串的国家名单，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最终，大会通过了一项温和的决议，只提到了美国。法新社称，这是“经过长时间辩论后采取的一种平衡”。该决议指出，“所有非洲政府和人民对生活在非洲大陆以外，特别是对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裔深表关切，同时也对美国政府为制止这些可能严重恶化非洲政府和人民与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不可容忍的不当行为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M. Korry)认为，这已是“最好的结果”。美国国务院同意这一看法，称这“比最初的决议好得多”。[79]这一结果离不开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G.门嫩·威廉姆斯(G.Mennen Williams)的外交努力，以及与美国比较“友好”的非洲国家的斡旋。[80]
在非洲国家召开首脑会议期间，时任乌干达总理的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在5月23日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公开信。他谴责在伯明翰发生的针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暴力，并强调非洲统一组织的任务之一是解放黑人，而“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是我们的文明在未来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之一”。据其介绍，非洲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多项决议，包括谴责南非共和国及其种族隔离政策，谴责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种族主义政策，谴责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政策等。奥博特指出，在非洲统一组织开会期间，“美国黑人遭到最不人道的对待，警察故意让咆哮的警犬冲向黑人，把高压水龙头的水压调到可以喷掉树皮的程度用来对付黑人”。然而，“这些黑人是我们的亲人，他们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是黑人，他们要求自由的权利，以及昂首挺胸作为平等的美国公民”。[81]
奥博特总理讽刺道，在美国试图“向世界展现其作为民主典范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之际，没有什么比伯明翰这种对平等权利的暴力镇压更与之矛盾。与此同时，他将非洲黑人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与在美国受压迫的黑人的命运相关联，直接挑战美国在非洲争取新独立国家人心的冷战目标。奥博特警告道，“如果美国的黑人同胞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压迫下，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将是一场骗局”。他声称，全世界都在关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事件，并呼吁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奥博特指出，“这是自由世界的责任，更是那些将自己标榜为自由世界领袖国家的责任，应确保他们所有的公民不论其肤色如何都是自由的”。[82]
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奥博特总理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之际发表的谴责伯明翰种族暴力的公开信，因为这关系到美国能否赢得非洲统一组织和众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肯尼迪总统在回信中强调，美国立国原则是“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尽管如此，南方各州废除种族隔离的具体行动是“真实的”。他表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保留着某些联邦政府无法控制的警察权力。只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才可以干预。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这使得美国在处理种族歧视问题上“效率低下”。肯尼迪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道义上的义务，联邦政府不能单独承担，而是需要帮助”。针对奥博特的质疑和批评，肯尼迪解释道，“我愿向你和世界上所有自由和不自由的国家保证，美国政府没有，也不会试图以任何方式掩盖它在种族关系领域中的问题。我们不会假装或相信我们是完美的”，但“我们将克服这种挑战”。[83]肯尼迪总统的回信表明，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冷战战略中的重要性上升，而美国的种族暴力事件则严重伤害了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美国必须重视种族问题的外交后果，只有在民权领域采取广泛的社会改革，才能提升国家形象并赢得“人心之争”。
国际社会谴责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批评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其声称的美国民主背道而驰。与此同时，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阻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84]因此，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尤其是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不得不从冷战的高度处理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事件，把它放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来看待。美国南部街头的种族暴力，尤其是针对黑人学童的暴力画面，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肯尼迪的民权行动主要是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出于对民权的热情。[85]
1963年5月3日，肯尼迪总统召集内阁成员开会。据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说，开会的原因是伯明翰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已引起整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面临着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但如何介入尚待讨论。正如马歇尔所言：“那些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的警察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对付民权示威者的照片，激起大多数美国白人和几乎所有黑人乃至全世界有色人种的愤怒，所有这些情绪都指向肯尼迪总统”。[86]肯尼迪总统担心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严重后果，于是派马歇尔前往伯明翰，责令其帮助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与当地政府和工商界达成停止示威的协议。
5月27日，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一份声明，“反映美国政府的政策，既要出于国内考虑，也要针对国外需要，并将这份材料在非洲广泛分发”。[87]与此同时，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斯也建议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民权法案，以满足国内和国际的需要。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及国内种族问题给美国对非政策带来的外交压力。威廉姆斯在一份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和南部地区对民权运动的暴力回应，“助长了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励了南非白人少数政权”。他认为，“南非从美国的麻烦中得到安慰，并把伯明翰作为美国表里不一的例子。美国反对种族隔离，但没有在南部实行种族平等”。在国务卿腊斯克的支持下，威廉姆斯专门成立了关于美国公民权利与外交政策的“特别工作组”，“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宣传”。这个机构由罗利·怀特(Rollie White)领导。此人在冷战中负责心理战，是副国务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特别助理。该“特别工作组”建议美国新闻署对种族问题进行“诚实的陈述”，但强调联邦政府在改善民权方面采取了“建设性步骤”。[88]
6月5日，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斯向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卡尔·凯森(Carl Kaysen)提交了三份重要文件，主要是“向美国驻非洲各国大使和主要官员传递拟议的民权信息”。第一份文件是肯尼迪总统对国内种族问题与美国非洲政策之间关系的看法。第二份文件是为肯尼迪总统的声明提供背景说明，以及给美国驻非洲各国大使和主要官员履责的建议。第三份文件是联邦政府在公民权利方面采取行动的总结报告。从这三份文件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非常关注国内种族问题对美国非洲政策的影响，以及非洲国家的反应对美国重要外交政策目标的冲击。肯尼迪政府认识到，对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的严重性不应抱任何幻想，必须假定类似的种族事件将会增加，其地理范围将会扩大。与过去海外宣传所强调的不同，现在美国政府必须承认，“种族问题是全国性的，而不仅是南部的困境”。[89]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非洲国家在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上的批评意见，以至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将这个问题列为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非洲的主要宣传问题”。伯明翰将会令美国“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因为非洲的新兴国家将对“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和个人价值”表示怀疑。[90]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人士看来，尼日利亚对伯明翰种族暴力事件，特别是5月4日警犬撕咬黑人学童的反应，以及非洲多国外交部长在亚的斯亚贝巴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评，清楚表明非洲人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关切。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种族暴力事件，以减轻对美国的非洲政策和目标的冲击，尤其是对争夺非洲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在民权改革上采取果断行动。[91]
而随着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独立并派遣外交官来到美国，对非洲各国黑人外交官的种族歧视愈发频繁。国务卿腊斯克认为，这是美国“与许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严重障碍”。因此，他要求国务院礼宾司消除外国外交官在美国面临的歧视，但发现这些问题已根深蒂固。其解决之道“取决于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进步，而不能指望非洲外交官可获得美国黑人得不到的特权和服务，也不能指望他们每次吃饭或理发时都出示外交护照”。[92]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的团结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成功和海外反苏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93]因此，美国必须进行民权立法。
实际上，伯明翰运动的后续效应不只是地方性的，而且是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高唱“自由歌曲”的黑人学童、咆哮凶猛的警用狼犬，以及对付和平示威者的高压水龙头，“这些令人难忘的画面将铭刻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94]伯明翰运动结束后，类似的反对公共场所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传播到整个美国南部。6月10日，美国新闻署副署长唐纳德·威尔逊(Donald Wilson)在华盛顿发表题为“种族冲突的海外影响”的演讲。他强调，“种族主义使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事业受到质疑，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怀疑我们的动机和愿望”。[95]6月11日，面对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挑衅联邦法院判决并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入读亚拉巴马大学，肯尼迪总统将该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部署到这所大学，迫使亚拉巴马州废除种族隔离。[96]鉴于种族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伯明翰的种族暴力在国内外的负面影响，肯尼迪总统决定在6月11日向全国发表民权演讲。
肯尼迪总统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致力于一场世界范围的斗争，以促进和保护所有希望自由的人的权利”，“每个美国人都应享有作为美国公民的特权，而不论其种族或肤色”。他认为，种族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在联邦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种族歧视和隔离。在许多城市，各种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威胁着公共安全。在肯尼迪看来，种族问题也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在国内危机时期，善良和慷慨的人能团结起来，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种族问题也不是法律或立法问题，在法庭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在大街上解决要好。他向美国人民强调，“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97]
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美国种族问题的核心是，所有的美国人是否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们是否要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同胞”。如果美国黑人因其种族或肤色而不能在餐馆就餐，不能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公立学校，不能投票给代表他的政府官员，他们就不会停止游行示威。换句话说，“如果黑人不能享受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充实而自由的生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当中谁会满足于‘耐心等待’的忠告”？肯尼迪承认，林肯总统解放黑人奴隶已过去100年，但他们的子孙仍未获得完全的自由。黑人没有从非正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也还没有摆脱社会和经济压迫。肯尼迪认为，“尽管美国充满希望和自豪，但只有所有公民都自由，这个国家才能完全自由”。[98]
肯尼迪总统接受了民权国际主义话语，呼吁所有美国人都支持具有强制性措施的民权立法。他强调，“我们在全世界宣扬自由，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在国内珍视我们的自由”。但肯尼迪提醒美国人民，“我们能对全世界说，这块自由的土地不包括黑人在内吗？我们可以对世界人民说，除了黑人，我们没有二等公民吗？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声称，除了黑人，我们没有阶级，没有贫民窟，没有优等种族吗”？他表示，“现在是这个国家履行诺言的时候。伯明翰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强烈地呼吁平等，任何城市、州或立法机构都不能忽视”。肯尼迪警告道，黑人不满的怒火正在燃烧，他们在街头游行示威，制造紧张局势。[99]
根据1963年6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写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来看，国际社会对肯尼迪民权演讲的评价大多比较正面。在“大西洋共同体”的盟友中，几乎所有媒体的社论都是“一致称赞”，但许多媒体也同时认为，美国的种族形势是“严峻的”。哥本哈根的《新闻报》(Information)称，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危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写道：“天空确实是黑暗的。其他国家只能怀着同情心和一些信心进行祈祷，希望各种肤色的正直的美国人能再次战胜仇恨、暴力、非理性和恐惧等盲目的力量”。一些媒体则希望肯尼迪总统的这篇民权演讲能阻止极端主义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出现。客观地讲，西欧国家主流媒体的社论大多认为，肯尼克总统的这篇民权演讲“既勇敢又有说服力，能打动美国人民的良知”。[100]
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演讲和美国种族问题的看法，与美国盟友截然不同。6月13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在英语广播中表示，“种族主义者正在加剧武装恐怖活动”，“他们杀害黑人领袖，在街道上列队行进”。该电台称，“美国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使用的许多方法与希特勒政权相似”，用警犬对付民众的手段“借鉴了纳粹集中营的做法”。它还认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模式已在美国建立”。该电台进一步批判道，“发生在美国的种族暴力事件是对大肆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所谓的自由世界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谴责。这种制度产生了战争和奴役，压迫和欺骗，卑鄙和谋杀，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媒体选取了肯尼迪总统民权演讲中的内容，即“种族主义者疯狂压迫黑人”和“美国黑人不满情绪高涨”，[101]来批评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在亚洲，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The Manila Times)对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演讲给予高度评价，对其“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努力”予以肯定。新加坡的一家中文日报将肯尼迪称之为“自林肯以来最开明的美国总统”。《马来亚海峡时报》(The Malayan Straits Times)表示，肯尼迪总统对平等权利的重申“给世界各地热切关注种族融合运动的亚非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印度的一家日报态度谨慎，其社论称，“在美国南部，实现完全平等的道路可能是漫长而痛苦的”。[102]
在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的非洲，有6个国家评价了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演讲，其中3个国家发表了对美国有利的看法。尼日利亚的《晨邮报》称赞肯尼迪总统“将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被载入史册”。阿尔及利亚的《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表示，肯尼迪总统的民权立场是“明确而勇敢的”，“可以肯定，美国的种族隔离最终将被废除”。马里的商务部长赞扬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演讲，称其“打动了所有非洲人的心”，并对美国黑人的“英勇斗争”表达支持。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一些媒体发表了正面的社论，例如智利圣地亚哥的《民族报》(La Nación)写道：肯尼迪总统“知道如何巧妙地将时代的要求与他精神上的慷慨冲动和良心上的正确倾向联系起来”。[103]
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内部，有高层人士认为，虽然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演讲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赞誉”，美国政府也因此在伯明翰这场危机中“化被动为主动”，但是在民权问题上美国依然面临严重的国内外形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63年6月15日，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斯再次就民权问题向肯尼迪总统提交备忘录。他强调，黑人民众显然已被肯尼迪的民权演讲唤醒，他们展现了为获得平等权利而愿意付出最大牺牲的决心，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威廉姆斯看来，除非黑人民众的合法愿望得到满足，否则局势岌岌可危。他还敏锐地观察到，伯明翰运动过后，黑人民众不再指望传统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乃至温和派的黑人领袖，后者在黑人群众中的威望受到损害。除非能很快取得民权立法成果，否则黑人民众毫无疑问会接受新一代的黑人领袖。新一代黑人领袖虽然没有经验，也没有“那么负责”，但更激进，更愿意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如此，威廉姆斯还指出，美国面临另一个主要的危险，即公共意见和领导阶层沿着种族和肤色界限出现极化。很大一部分黑人对采用跨种族方法来解决公民权问题失去信心。黑人领袖和白人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有破裂的风险。他认为，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因此，威廉姆斯建议，在“分裂”来临之前，肯尼迪总统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向国会提交一份全面的民权法案，以解决国内种族融合的难题。[104]
1963年6月19日，国务卿腊斯克向美国所有外交和领事机构发出了关于美国种族问题和外交关系的第2177号通告，并从冷战与美国外交的角度建议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出民权法案。腊斯克在通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肯尼迪政府敏锐地意识到，“国内种族问题对美国海外形象和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对于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种族事件已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腊斯克看来，非洲国家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反应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全世界“情绪的深度”。他认为，“在我们的种族问题更严重地影响我们的政策和目标之前，我们还有一定的时间”。腊斯克表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除了肯尼迪总统在今天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即政府的民权法案，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继续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联邦行动外”，“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有效的替代行动”。[105]
据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埃德温·格思曼(Edwin Guthman)说，伯明翰的暴力事件使“总统和鲍勃(指司法部部长)确信，需要制定更强有力的联邦民权法律”。[106] 1963年6月19日，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民权和工作机会的特别咨文。他说：“国会应加入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行列，一起向所有人清楚地表明，种族歧视和隔离在美国社会和法律中没有生存空间，这一刻已经到来。”为此，肯尼迪建议国会制定一揽子民权法，即“1963年民权法案”。在他看来，这是解决美国种族问题“最负责、最合理和最亟须的办法”。肯尼迪提出，在该法案中专设一项条款，保障所有公民能平等地享有酒店、餐馆、娱乐和零售场所的设施与服务。他认为，既然人们可以在战场上肩并肩地作战，在工厂生产线上肩并肩地工作，那么在其他场所也就不应该有任何困难。肯尼迪重申，否定人们平等的工作权利和机会是不公正的，必须消除就业中的种族歧视。最后，他强调，“立法行动势在必行”，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外交和国内安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这是正确的”，“在解放黑奴100周年之际，正义要求我们确保所有的美国人及其后代享有自由的幸福”。[107]肯尼迪总统希望每位国会议员从国家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非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对美国民权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整个非洲即将获得解放和自由之际，美国黑人仍然生活在种族歧视和隔离之下，这令他们无法容忍。在美国黑人看来，美国必须适应当今世界的变革，而不是让黑人适应美国的种族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民权斗争再次遭遇失败，黑人领袖精心策划了伯明翰运动。金不仅利用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好斗的个性，而且利用民权斗争的“国际化”特征，在美国种族隔离十分严重的伯明翰市，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随着金的《伯明翰狱中来信》的发表，美国民权运动转向激进。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甚至把黑人学童带到民权运动现场，制造戏剧性的效果。这些黑人学童既是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又是黑人领袖的斗争工具。在这场非暴力斗争中，金为激发伯明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把非暴力斗争的激进性发挥到极致。
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未能像奥尔巴尼警察局长普里切特那样，把“非暴力”应对民权斗争的策略坚持到底。面对伯明翰黑人前赴后继把监狱填满的决心，他最终命令当地警察使用警犬、高压水枪对付坚持非暴力斗争的民权示威者，甚至无差别地殴打游行队伍中的黑人学童。随着各国的电视、广播、报纸将这极其暴力和血腥的一幕传播到全世界，这一事件产生了极强的国内和国际效应，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伯明翰的种族暴力予以广泛谴责。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对民主的推崇，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赞美，与警犬对黑人学童的撕咬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伯明翰的种族事件既在美国黑人中滋生了暴力和极端主义，又使得美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国家”。[108]为了维护国内秩序，避免国家形象和声誉进一步恶化，以及赢得与苏联的冷战，肯尼迪总统不仅就民权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讲，而且迅速向国会提交了一揽子民权法案。由此美国民权运动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作者简介：谢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民权运动史”(22&ZD25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Martin Luther King, Jr., “Bold Design for a New South, ” in James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1986, p.112.
[2]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 in James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p.100.
[3]参见Adam Fairclough, “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the Quest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 ” Phylon, Vol.47, No.1, 1986.
[4] David J.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6.
[5] Glenn T. Eskew, But for Birmingham：The Local and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6] Jonathan Rieder, Gospel of Freedom：Martin Luther King, Jr.'s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nd the Struggle that Changed a Nation, New York：Bloomsbury, 2013.
[7] Richard H. King,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Clay Risen, The Bill of the Century：The Epic Battle for the Civil Rights Act, 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9] Michael Lipsky,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1968), pp.1114-1158.
[10]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1] Aldon D. Morris, “Birmingham Confrontation Reconsidered：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and Tactics of Mobiliz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8, No.5(1993), p.633.
[12] Joseph E. Luders, “Civil Rights Suc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Violence, ” Polity, Vol.37, No.1(2005), p.109.
[13]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于展：《伯明翰运动、国际舆论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改革》，《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15] “Albany Movement, ” 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https：//kinginstitute.stanford.edu’albany-movement, 2024-03-16.
[16] Joseph E. Luders, “Civil Rights Suc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Violence, ” Polity, Vol.37, No.1(2005), p.114.
[17] Richard Lentz and Karla K. Gower, The Opinions of Mankind：Racial Issues, Press, and Propaganda in the Cold War,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10, p.156.
[18]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 in James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p.99.
[19] Martin Luther King, Jr., “Bold Design for a New South, ” in James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pp.114-115.
[20]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 in James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pp.102-103.
[21] Fred L. Shuttlesworth, “Birmingham Shall Be Free Some Day, ” in 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Greenwood Press, 1992, p.115.
[22] Aldon D. Morris, “Birmingham Confrontation Reconsidered：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and Tactics of Mobiliz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8, No.5(1993), p.626.
[23] Harvard Sitk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92,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93, pp.120-121.
[24] Fred L. Shuttlesworth, “Birmingham Shall Be Free Some Day, ” in 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116.
[25] Fred L. Shuttlesworth and N. H.Smith, “The Birmingham Manifesto, ” in 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108.
[26]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84, p.252.
[27]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p.253.
[28] Douglas Sturm, “Crisis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tin Luther King's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Vol.2, No.2(1984), p.312.
[29]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p.257.
[30] Damion L. Thomas, Globetrotting African American Athletes and Cold War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p.123.
[31] Aldon D. Morris, “Birmingham Confrontation Reconsidered：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and Tactics of Mobiliz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8, No.5(1993), p.623.
[32] Mia Bay, Traveling Black：A Story of Race and Resista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291.
[33] Lewis Gould, ed.,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Bethesda, MD：Lexis Nexis, 2005, pp.251-254.
[34]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241-243.
[35] “Letter to Dr.King, ” New Leader, June 24, 1963, in 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109-110.
[36] James A. Colaiaco, “The American Dream Unfulfilled：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the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 Phylon, Vol.45, No.1(1984), pp.2-3.
[37]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1, p.154.
[38]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154.
[39]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155.
[40]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p.155-156.
[41]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p.156-157.
[42]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245.
[43] “Wiretap Transcript of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Coretta Scott King, ” April 15, 1963,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p.151-152.
[44]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247.
[45] Richard Lentz and Karla K. Gower, The Opinions of Mankind：Racial Issues, Press, and Propaganda in the Cold War, p.156.
[46] Erin Cook and Leanna Racine, “The Children's Crusade and the Role of Youth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19, No.1(2005), pp.31-32.
[47] Clayborne Carson, “Between Contending Forces：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19, No.1(2005), p.20.
[48] Harvard Sitk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92, pp.126-127.
[49] Margaret Earley Whitt, “1963, a Pivotal Year, ” Flannery O’Connor Review, Vol.3(2005), p.66.
[50] Mary L. Dudziak, Exporting American Dreams：Thurgood Marshall's African Journe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89.
[51] Linda Childers Hon, “‘To Redeem the Soul of America’：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Vol.9, No.3(1997), p.181.
[52]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p.268.
[53] Linda Childers Hon, “‘To Redeem the Soul of America’：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Vol.9, No.3(1997), pp.181-182.
[54]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3页。
[55]于展：《伯明翰运动、国际舆论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改革》，《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第127页。
[56] Jonathan Rosenberg, How Far the Promised Land? World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Vietna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6-217.
[57] “The Birmingham Truce Agreement, ” May 10, 1963, in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 Document, Speech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1954-1990, p.159.
[58] Harvard Sitk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92, pp.133-134.
[59] Erin Cook and Leanna Racine, “The Children's Crusade and the Role of Youth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19, No.1( 2005), p.31.
[60]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247.
[61] Robert E. Gilbert, “John F. Kennedy and Civil Rights for Black Americans, ”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2, No.3(1982), pp.395-396.
[62] James A. Colaiaco, “The American Dream Unfulfilled：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the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 Phylon, Vol.45, No.1(1984), pp.1-2.
[63]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03.
[64]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p.169-170.
[65]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03.
[66]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45-348.
[67] 《美国一城市黑人连日示威、示威群众竟遭到警察的野蛮镇压、加纳报纸谴责美国种族歧视暴行》，《人民日报》，1963年5月7日，第4版。
[68] 《美国黑人再示威反对镇压、伯明翰示威群众同警察展开搏斗、黑人在白宫前示威抗议镇压暴行》，《人民日报》，1963年5月8日，第5版。
[69] 《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示威扩大》，《人民日报》，1963年5月9日，第4版。
[70] 《我全总、青联和学联分别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美国当局的镇压暴行揭穿了美国“民主自由”的谎言》，《人民日报》，1963年6月2日，第4版。
[71] 《我全国妇联和政法学会声援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人民日报》，1963年6月5日，第4版。
[72]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03.
[73] Nicholas J. 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3.
[74]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03-304, 306.
[75]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04.
[76]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05-306.
[77] Richard Lentz and Karla K. Gower, The Opinions of Mankind：Racial Issues, Press, and Propaganda in the Cold War, p.163.
[78] Lisa E. Davenport, Jazz Diplomacy：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96.
[79]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173.
[80] Thomas J. Noer, Cold War and Black Lib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hite Rule in Africa, 1948-1968,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5, p.142.
[81]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14.
[82]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14.
[83]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56-358.
[84] Damion L. Thomas, Globetrotting：African American Athletes and Cold War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p.125.
[85] 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in Black America, 1945-1982, London：Macmillan Press, 1984, p.80.
[86] Mary L. Dudziak, “Birmingham, Addis Ababa,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n U. S.Civil Rights Politics in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 in Brenda Gayle Plummer, ed., Window on Freedom：Race,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88,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188.
[87]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12-314.
[88] Thomas J. Noer, Cold War and Black Lib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hite Rule in Africa, 1948-1968, p.142.
[89]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24, 326.
[90] Richard Lentz and Karla K. Gower, The Opinions of Mankind：Racial Issues, Press, and Propaganda in the Cold War, pp.166-167.
[91] Lewis Gould, ed.,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26-327.
[92] Mary L. Dudziak, “Birmingham, Addis Ababa,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n U. S.Civil Rights Politics in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 in Brenda Gayle Plummer, ed., Window on Freedom：Race,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88, p.186.
[93] 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69.
[94] Jonathan Rosenberg,How far the Promised Land？：World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Vietnam, p.216.
[95] Damion L. Thomas, Globetrotting：African American Athletes and Cold War Politics, pp.125-126.
[96] Theodore C. Sorensen, ed., “Let the Word Go Forth”：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8, p.192.
[97] Theodore C. Sorensen, ed., “Let the Word Go Forth”：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p.193.
[98] Theodore C. Sorensen, ed., “Let the Word Go Forth”：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p.194.
[99] Theodore C. Sorensen, ed., “Let the Word Go Forth”：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p.194.
[100]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42, 343.
[101]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42-343.
[102]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344.
[103]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43, 344.
[104] Lewis Gould,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14, John F. Kennedy,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pp.351-352.
[105]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175.
[106] Adam Fairclough, “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the Quest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 ” Phylon, Vol.47, No.1(1986), p.8.
[107] Theodore C. Sorensen, ed., “Let the Word Go Forth”：The Speeches, Statement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pp.199-201.
[108] Penny M. Von Eschen,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Jazz Ambassadors Play the Cold Wa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