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莫里斯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查士丁尼瘟疫”与连年战争所带来的人口短缺和财政空虚等问题，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构成的威胁持续增强。严峻的形势促使莫里斯锐意改革以应对危机，并探索转型之路。莫里斯军事改革的核心为变革军队结构，将传统的罗马军团结构调整为“营—团—师”结构，以“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这一举措缓解了人口与财政危机，使军队战斗力得以提升，在拜占庭帝国东部和巴尔干战线均取得明显的效果。改革同时也为此后帝国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实施做了铺垫，为拜占庭帝国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拜占庭；莫里斯；军队结构改革；《职官录》
对于古代国家而言，军队结构包含编制层级、基础战术单位、每一层级士兵数量和总体规模等方面。军队结构影响军队训练与作战中的阵型编排和战术运用，对军队的战斗力与作战效果产生重要影响。[1]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军队结构基本沿袭了罗马军团结构，以“军团”作为基础战术单位。至莫里斯时代，军队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营(bandon)—团(chilias)—师(moria)”军队结构得以建立，军队人数虽有减少，但战斗力反而得到提升。新的军队结构适应了中世纪欧亚大陆以骑兵为主导的军事发展趋势，且延续数个世纪，对于拜占庭军队屡次成功扼守东南欧大门意义深远。
《莫里斯的战略》详尽记述了通行于拜占庭早期和中期的军事战略、战术、战法与将道，体现了莫里斯军事改革的意图。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是以骑兵为主导的战术训练体系，以及基于周边民族战术特点而制定的“避免消耗”战术，成为此后拜占庭君主和将军进行军事谋略与战术演练的指导手册。[2]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在《拜占庭及其军队，284—1081年》一书中阐述了拜占庭军队演变的历程，对军队结构的变革着重加以论述，认为莫里斯时期的军队结构改革是使帝国军队从晚期罗马军团形态转向拜占庭军区制形态的关键举措。[3]约翰·哈尔顿(John Haldon)在《拜占庭战争》中分析了拜占庭各个时期的战争形态、军队的战略战术应用，将莫里斯推行的战术改革与586年的索拉丛战役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莫里斯战术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平时的训练与战术执行的有效性。[4]迈克尔·怀特比(Michael Whitby)在《莫里斯皇帝和他的历史学家》中详细分析了莫里斯时期帝国对波斯与巴尔干的军事行动，运用《莫里斯的战略》论证这一时期莫里斯对斯拉夫人冬季出兵及采取伏击战术的合理性。[5]迈克尔·德克(Michael J. Decker)在《拜占庭兵法》中探究了拜占庭军队的组织、招募与训练，对莫里斯时期的军事序列编制改革，以及“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的确立进行了细致考察。[6]国内学界对拜占庭军事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早期军政分权、中期军区制改革和晚期雇佣兵等问题上，[7]而有关拜占庭军事改革的研究较为匮乏，仅马锋在《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一文有所论及，认为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军事变革解决了近卫军、蛮族雇佣军、军队重组和军事战略调整等问题，实现了以骑兵为核心军事体制的构建。[8]本文结合文献史料与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对莫里斯时代的军队结构改革及其影响做深入探究，以期抛砖引玉，求证于方家。
查士丁尼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版图的“大征服运动”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连年战争及持续近半世纪之久的“查士丁尼瘟疫”造成了人口短缺与国库空虚等严峻问题，使查士丁尼继任者们的治国理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人口减少、财政空虚、征兵困难，以及斯拉夫人、阿瓦尔人的大规模侵袭。形势迫切要求拜占庭统治者改革军队结构，在人口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建立灵活高效的军队体制，以适应骑兵为主导的新型战争模式。当时的学者们大多关注到了这一时期的危机局面，例如查士丁二世时期的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9]布瑞(J.B.Bury)评论道：“查士丁尼去世后，各种传闻不断出现，分裂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人为制造的体系崩溃了，帝国的性质发生了迅速且明显的变化。”[10]瓦西列夫(A.A.Vasiliev)认为查士丁尼统治结束之后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历史上“最灰暗无华的时期，混乱、贫穷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11]然而部分学者也注意到，危机中酝酿着以改革促转型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态势，如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Ι.Ε.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认为，查士丁尼的继任者并没有立即面临经济崩溃的压力。[12]而以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eorge Ostroyorsky)和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为代表，将后查士丁尼时代帝国的军事胜利归功于莫里斯，认为他的改革突破了旧有制度的窠臼，将国家带向崭新的、富有活力的新方向。[13]
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严重减少。这一方面源自常年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战争减员，另一方面也与瘟疫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密切相关。6世纪中期以来，帝国境内多次发生灾害，主要以瘟疫和地震为主。“查士丁尼瘟疫”使帝国损失惨重，极高的死亡率不仅使人口数量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而且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严重扰乱，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14]据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Scholasticus)所述，瘟疫在542年传入安条克，一直到594年仍在肆虐，他在瘟疫中先后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几个儿女、一个外孙和一些仆人。[15]当代学者阿伦(P.Allen)估算，地中海世界在此次瘟疫中损失了近33%的人口。[16]地震对民众的生命与财产也构成巨大的威胁。以弗所主教约翰描绘了582年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城市发生地震后许多民众惊恐的情景，连皇帝莫里斯也受到影响：“他受到极大的困扰，唯恐这座城市(阿尔比苏斯)被地震毁灭是上帝的旨意。”[17] 由于阿尔比苏斯在地震中受损严重，莫里斯决定从国库中专门设立重建基金，对受到地震破坏的城墙进行修缮。[18]此后地震时有发生，一直持续到588年，东部城市安条克在588年地震中损毁严重。[19]
其次，财政空虚。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实施的财税制度改革使国库充盈，[20]然而查士丁尼时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耗，以及瘟疫爆发后政府救灾支出的增加，使得国库空虚。普罗柯比在《秘史》中记述，“阿纳斯塔修斯留下的积蓄，即价值32万磅的黄金，由查士丁尼在极短的时期内全部花光”。[21]公元572年查士丁二世拒绝向萨珊波斯缴纳贡金，导致双方的战端再起。而莫里斯在即位之初即已发现国库空虚，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弗所的约翰写道：“如果国库中还存有黄金，莫里斯就不会削减军费开支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22] 582年，莫里斯实行“节流”的紧缩财政政策，比如削减宫廷日常开销、出售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以换取黄金及改革军费开支结构等。[23]当时军费支出主要包括士兵的衣物、装备和军饷三部分，莫里斯在新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减少士兵军饷支出的四分之一”，[24]但是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 Simocatta)没有注意到在新颁布的法令中也包括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和加强后勤服务的条款，这在其他史家的记述中有所补益。[25]据埃瓦格留斯记载，莫里斯的改革法令中所削减的军饷额度，实际上通过提高士兵的武器装备水平和加强后勤服务获得了补偿，他认为莫里斯不可能在一项改革中只减少军事开支而不进行其他的配套改革。[26]即便如此，莫里斯的改革举措令士兵们大为不解，甚至连执掌东部军队帅印的菲利普科斯将军也出面劝阻。[27]
再次，征兵困难。据塞奥非拉克特记载，6世纪80年代后期，为有效应对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侵袭，科蒙提奥鲁斯将军在君士坦丁堡组建了一支与宫廷卫队规模相当(约2000余人)的军队开赴巴尔干前线，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军队人数之少。莫里斯在军事行动频仍的状况下，通过节约军费开支来缓解国库空虚的危机，然而这一举措导致征兵困难。因此，莫里斯推行全民兵役制，即强制要求所有年龄在4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必须参军，履行保家卫国的义务。[28]当时东方战线与巴尔干战线出现严重的兵员短缺，因而新兵招募范围日益扩大，比如在新征服的亚美尼亚地区，“即使是神职人员也被抓去充军，连专门负责招募士兵的宫廷卫队军官也承认招募士兵的过程极为艰难，他们将年轻人从父母手中夺走，将老百姓的牲畜随意牵走，这无疑受到人们的激烈抵制，亚美尼亚人发起了一次起义”。[29]
最后，自6世纪中期以来，巴尔干半岛主要受两大部族的入侵威胁，一个是势力日渐强盛的阿瓦尔人联盟，另一个是组织混乱但分布广泛的斯拉夫人部落。据阿米安·马赛林努斯(Ammines Marcellinus)记载，6世纪初斯拉夫人首次侵入色雷斯，这是斯拉夫人与拜占庭人以战争方式进行的最初接触。[30]此后，斯拉夫人从多瑙河下游逐渐向西南移动，试图跨越拜占庭帝国北部边界，侵袭至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31]斯拉夫人大规模的侵袭行动始于6世纪70年代，并逐渐开始定居巴尔干半岛，与拜占庭人不断进行互动。斯拉夫人的侵袭有如下特征：首先，斯拉夫人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通常组成小规模的军事群体来作战，并选举出军事首领(rex)，迅速将分散的小群体联合成几千人的军队进行远征。[32]其次，斯拉夫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缺少政治领导人和政治机构，使得拜占庭人很难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也无法用经济利益来诱使其开展合作。最后，斯拉夫人拥有高超的军事技能，“他们能在有利的地形展开战斗，尤其是在林地或沼泽地经常击败拜占庭军队，在攻城时能够将守卫城墙的士兵引诱开，然后对城墙发起突然袭击”。[33]《莫里斯的战略》也有类似记载，“斯拉夫人熟悉丛林作战，常常以伏击或偷袭的方式发动进攻，对大规模平原作战和正规决战则不擅长”。[34]总而言之，斯拉夫人擅长在森林或沼泽地生存与战斗，在巴尔干中部山区严酷的环境中找到适宜生存的定居点。
阿瓦尔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方式与斯拉夫人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表现如下：首先，阿瓦尔人运用外交策略颇为娴熟，通过与拜占庭的敌人合作，借机向拜占庭人施压。阿瓦尔人能够在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之间自如地转换，例如558年阿瓦尔汗王派遣使节出访君士坦丁堡，向查士丁尼皇帝递交国书，以示修好，并最终缔结和平协议。然而当拜占庭帝国深陷波斯战端泥潭无暇东顾之时，583年阿瓦尔人突破多瑙河防线，侵占西尔缪姆城，自此打开通往巴尔干半岛的门户。[35]其次，阿瓦尔人建立了以骑兵为主导、重装步兵为辅助的军事训练与作战体系，军队行进迅速且作战经验丰富。他们的武器装备一流，士兵配备有弓箭、军刀和佩剑，骑兵配备有长矛，战马上披着铠甲。在欧洲各民族中，阿瓦尔人率先在骑兵中使用马镫，其灵活的战斗阵型优于拜占庭军队传统上采用的“单线”阵型，直至莫里斯制定“双线”战术才能有效应对。他们擅长突袭、伏击与围歼攻城，对胜利的渴求强烈，且拥有必胜的信念。[36]阿瓦尔人经常采取封锁的攻城战略，例如他们在封锁西尔缪姆三年之后迫使城内居民断粮而投降。最后，阿瓦尔人拥有政治领导人和固定的财富储存地，拜占庭人可以与其进行谈判，通过贿赂或威胁等外交手段劝说阿瓦尔人放弃入侵。阿瓦尔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它由许多部落混合而成，拜占庭人在阿瓦尔联盟各部落中开展外交活动，实施分化瓦解策略，尤其当阿瓦尔人打了败仗，更会激起其臣属部落反叛。[37]
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统治者面对人口短缺、财政空虚、“蛮族”入侵等诸多问题，不得不积极通过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求转型的路径。莫里斯是这一时期杰出有为的君主，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军事与政治改革，促进国家转型与发展。军事改革的内容包括确立纵深防御战略、执行“双线”战术、改革军队结构和实施全民兵役制等，而军队结构改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一)戴克里先施政以来的拜占庭军队结构
自戴克里先到提比略时期，拜占庭帝国早期军队划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并延续罗马军团的作战方略，以军团作为基本的训练和作战单位。军团内部的编制结构保持不变，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人数上略有调整。戴克里先取消元老院，建立君主专制，在帝国境内实行“四帝共治”，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为适应新的政治局面，其军事上的改革以延续罗马军队结构为要旨，基本的战术单位仍是军团，以调整军团的人数作为改革的重点，主要措施为野战军的军团人数从5500人裁减至1000人，使军队可以确保战略与战术的弹性而不用派遣分队作战。而边防军的人数规模则维持原状，即4000～6000人。[38]人数虽有所裁减，但军团的编制结构没有改变。军团内划分为步兵大队和骑兵大队，其重要性相当，内部编制结构仍然延续大队指挥、百夫长和十人队长等传统结构，[39]一直沿用到6世纪中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每一个步兵大队都配备一名大队指挥，大队指挥下辖6名百夫长，其下包括60名十人队长，每名百夫长下面有80名步兵，每名十人队长下面有8名步兵。[40]戴克里先改革后的步兵大队的军阶编制及人数发生变化，每一个步兵大队包含501人，其军阶编制与人数如下：指挥1人、副指挥1人、副官1人、秘书1人、百夫长6人、教官1人、军需官1人、代理百夫长1人、军医1人、传令官2人、旗手2人、勤务兵1人、号兵1人、鼓手1人、十人队长60人和普通士兵420人。[41]骑兵大队配备一名大队指挥，统辖16名十人队长，每位十人队长统帅由30名骑兵组成的骑兵中队，在骑兵大队内部没有百夫长的设置。[42]
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一世进行了激进的军制改革，取消了行政长官(prefect)的军事指挥权，将其转为纯行政职务，并进一步裁减了边防军，增加了野战军和禁卫军的数量。[43]在军队结构上，纸草文献记录4世纪中期的骑兵大队中已经有百夫长这一军阶。[44]根据4世纪初的纸草文献，骑兵百夫长统帅的骑兵数量最多为121人，最少为116人。
随着4世纪中期以后日耳曼“蛮族”以同盟者的身份进入帝国境内，在军团中出现了一些新单位，比如步兵中的“蛮盟”军团和准野战军团，骑兵中的步骑兵和楔形冲锋队，以及皇家卫队。圣杰罗姆记录了当时这类以骑兵为主的军团的军阶，[45]包括骑兵指挥、副官、教官、高级百夫长、百夫长、二级军士、哨兵、一级军士、普通士兵和新兵，[46]这些军阶术语很多都与官僚机构术语联系紧密，这一方面反映当时帝国试图对蛮族军团加强控制，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时期“蛮盟”骑兵军团编制结构逐渐与传统的罗马军团结构相融合。
野战军和边防军的将军在其行政中枢构建了一套行政官僚体系，旨在加强中央权威和构建一体化的政令畅通模式。《职官录》记录将军麾下有一名政务官，专门负责管理军队内部的行政事务，政务官手下包括一名训练官、两名财务官、两名事务官和两名秘书。[47]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的行政中枢所拥有的人员越来越多，541年，东部五个野战军的每支军队都拥有300名左右的行政人员。[48]边防军的行政人员数量比较少，当时的一名边防军军官向帝国文枢院(libellis)递交请愿书，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削减野战军的行政人员数量。[49]根据《罗马民法大全》的记载，534年查士丁尼在北非建立了5支边防军，它们和其他地区的边防军建制和结构是一致的，每支边防军中的行政人员只有41人。[50]
4—6世纪中期，军队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如下：首先，无论边防军还是野战军都存在传统的罗马军团编制结构和新军团(主要指同盟军团)编制结构，两种结构互相影响，相互融合，区别不再明显。《职官录》记载这一时期已经没有新旧军团结构之分，只有步兵和骑兵之分。[51]其次，军队总体规模大体上保持不变，但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拜占庭面对以骑兵为主体的游牧民族侵袭，不能采取传统的罗马军团作战方式，必须逐步增加灵活机动、杀伤力较强的骑兵军团，随之带来的变化就是新军团的结构更为精简，指挥更为直接和高效。
(二)莫里斯确立“营—团—师”军队结构
在6世纪末期，拜占庭军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应对帝国财政状况不佳及人口减少导致兵员短缺的状况，同时也为了针对斯拉夫人的丛林作战和阿瓦尔人以骑兵为主导的作战体系，莫里斯将军团的规模缩小，确定营为基本训练与作战单位，建立“营—团—师”编制结构，并将层级细化，增设五人队和四人队等单位，这些措施使军事行动更为灵活和有效，提高了单兵作战和步骑兵协同作战的能力。
莫里斯改革军队编制结构的举措主要记载于《莫里斯的战略》和《职官录》中，两部文献均使用新名词“bandon”来取代原来的军团称谓“regiment”或“legion”，这个新名词来源于日耳曼语，原意是召集士兵集合的旗帜或横幅，希腊语称为“tagma”，意为队形、队列。[52]由于“bandon”的规模比原来的军团要小得多，国内外学者大多将其称为“营”。[53]营由一名营长指挥，为了不让敌人弄清己方军队的规模，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营的数目及士兵的数量通常都不固定，在300～400人之间适时调整。由若干营组成团，团的规模在2000～3000人之间，再由2～3个团组成师，师的平均规模在5000人左右。[54]由此，“营—团—师”军事编制结构构建完成，相比传统的罗马军团结构，新的结构有利于骑兵部队的灵活作战，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职官录》描述了一支310人规模的营编制样本，包括：营长1人、大队指挥1人、副官1人、秘书1人、百夫长3人、教官1人、军需官1人、代理百夫长3人、军医1人、传令官2人、旗手2人、勤务兵1人、号兵1人、鼓手1人、十人队长30人、五人队长30人、四人队长30人和普通士兵200人。[55]营以下设大队指挥、百夫长和十人队长三个军衔，他们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tribune、centurions和decurions，分别用新的名称替代，即counts、hecatontarchs和decarchs，[56]这表明帝国的官方语言逐渐从拉丁语转化为希腊语。这一转型趋势从6世纪中后期即已开始，到伊拉克略时代最终将希腊语作为帝国官方和民众通用的语言，标志着早期拜占庭或晚期罗马时代行将结束，以希腊元素为主导的拜占庭文化开始确立。在当时的边防军和野战军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设置有百夫长和十人队长等军阶，他们所统领的士兵人数大体都是固定的。《职官录》记载了每名百夫长统领100名士兵和十人队长统领10名士兵，该文献还提到了6世纪末期军队中出现的一些新官职：五人队长和四人队长，后者主要配备于殿后部队中。[57]每名百夫长统领100名士兵，而不是4世纪的80人或120人，十人队长统领10人，而非此前的8人或30人。新设的五人队长和四人队长与传统的军事编制迥然不同，这表明以百夫长和十人队长为代表的基层单位人数规模又回归到合理的区间。[58]
通过改革，军队按照如下层级被组建起来：骑兵首先被编入骑兵营，营以上组建团或千人队，各团被编入人数均等的左、中、右三个师。在将军指挥下，这三个师将在会战中组成一条战线。在军队规模更大的情况下，多余的部队被布置在三个师以外，或用来组成第二条支援线，或用来保卫各师的侧翼和后方，也可以用来迂回或伏击敌军。师或者团级部队人数不应过多，如果这些部队过于庞大，延伸距离过长，就很可能发生混乱。然而，莫里斯调整军队结构的举措面临来自“蛮盟军团”的抵制与反对，因为“蛮盟军团”一直使用自身的编制与战术，其领导人由部落酋长担任。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蛮盟军团”虽然在抗击外部入侵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在促进帝国骑兵军事体系的构建上具有示范效应，但是“蛮盟军团”纪律性较差，他们为金钱而战的战斗理念容易滋生军事哗变，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莫里斯的改革打破了“蛮盟军团”的军事扈从关系，改由拜占庭的将军们指挥，使用统一的战术，建立直属于中央管辖的军事指挥体系。从本质上来说，莫里斯取消了蛮盟军队的一切独立性，只将他们视作拜占庭军队中的精锐力量。
据塞奥非拉克特所著的《历史》(History)记载，586年拜占庭帝国与伦巴德王国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使莫里斯得以将一部分日耳曼军队调往巴尔干前线。587年，伦巴德公爵多尔克顿率领军队为拜占庭人效力，支援主力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59]当帝国政府发布改革军队结构和统一战术运用的命令之后，多尔克顿公爵率领伦巴德军队临阵撤退，不再与拜占庭合作。为了消除伦巴德“蛮盟军团”撕毁协议的不良影响，莫里斯随即决定从亚美尼亚地区招募骑兵，以家庭为单位迁往色雷斯定居，给士兵分配土地，实行统一的军事结构和战术体系，由拜占庭人履行军事指挥权，因此亚美尼亚骑兵都在约翰·麦斯塔肯的指挥下统一行动。[60]然而，帝国为新招募的亚美尼亚骑兵制定分配土地的优厚政策，势必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对于原来在军队中服役的拜占庭士兵来说，他们担心向亚美尼亚人分配大量土地会影响自身利益，[61]这也成为602年巴尔干军队发生叛乱，并最终推翻莫里斯政权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与过去的罗马军团相比，莫里斯改革后的军队呈现出以下重要变化：其一，基础战术单位由军团调整为营；其二，将过去在军团中分开设置的骑兵大队与步兵大队转变为骑兵与步兵混合编排、协同训练，且实施统一的“双线”战术；[62]其三，打破了过去罗马军团的步兵训练体制，建立以骑兵营为主导的训练与战斗体系；其四，细化层级，新设五人队与四人队，有利于在开展军事行动时随时变换阵型，派遣五人队或四人队实施伏击或偷袭战术，而整个营的阵型与作战方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与斯拉夫人作战时这一战术得到充分应用。
莫里斯改革军事结构，建立“营—团—师”三层编制以及确定“营”为基础型战术单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础作战单位的人数减少，骑兵配备由自己供养的仆役，[63]此举有助于缓解帝国人口与财力紧张的状况。其次，确立以310人为标准的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有利于依据战争形势及时变换不同的阵型，并随时与其他兵种的营混合编排。军队训练与作战时使用不同的阵型编排，有时甚至将骑兵和步兵混合在一个阵型当中训练，队列也从2行到16行不等。此举有利于加强野战军与边防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使军事行动更为灵活、有效。[64]最后，莫里斯所建立的“营—团—师”的编制体系在军队中被广泛应用，并延续了近五百年，直至1071年曼兹克特战役才结束。《莫里斯的战略》与利奥六世撰写的《战术》并称为拜占庭世界两部军事指导手册，然而《战术》对《莫里斯的战略》存在诸多借鉴，比如在军队编制方面，《战术》仍然沿用“营—团—师”的军事编制，只是将团和师的临时编制改成军区制背景下的永久性编制。[65]
军队结构改革是整个莫里斯军事与行政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最终完成了军队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骑兵体制转型，而且关系到纵深防御战略与“双线”战术能否顺利实施。同时，它也对帝国顺利渡过“第一转型期”意义重大，因为开启帝国成功转型和中兴之道的伊拉克略“军区制”，正是在借鉴莫里斯总督制和军队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才被加以推行。
(一)有利于纵深防御战略和“双线”战术的实施
纵观整个拜占庭帝国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军队的布局体现了纵深防御战略的特点。[66]这种防御战略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中自身处于劣势，在攻城战略中总体处于守势一方的合理选择。纵深防御战略多用于拜占庭军队面临大规模敌人入侵而不得不采取的守势战略之时，主要用于东方战线和多瑙河战线。[67]纵深防御战略要求野战军和边防军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也要求边疆地区有广大的纵深地段能够削弱敌军的锐气，用土地换时间，赢取主力部队集中的时间，进而为主力野战部队围歼来犯之敌提供条件。[68]拜占庭帝国在6世纪中期以来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是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侵袭，对于规模庞大、以骑兵为主导的游牧骑兵的冲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策略不再具备实施条件，采取纵深防御战略才是合理的选择。当边防军驻守的防线被冲破后，野战军随时被调遣前去阻截“蛮族”军队。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纵深防御战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自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后，拜占庭帝国的防御体系由罗马时代的边境防御转换为纵深防御。拜占庭野战军和边防军各司其职，同时，骑兵技术的进步大大加强了拜占庭军队的机动性，似乎为纵深防御取代边境作战的战略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作为辅助部队的边防军战斗力较差，在战争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拜占庭野战军被迫独自承担了各条战线上绝大部分重要作战任务。虽然拜占庭野战军具有良好的机动性，但是在长期战争中的兵员损失和在广袤边境上的反复调动让其不堪重负。拜占庭在6世纪与波斯人的长期鏖战中，后者趁虚而入，直至攻陷了叙利亚首府安条克。
5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左西莫斯曾经对君士坦丁的这一战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君士坦丁的举措让蛮族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国境……君士坦丁摧毁了帝国的防卫体系。他将大部分士兵调离边境，把他们派驻到无需防守的城市之中。他让处在蛮族威胁之下的那些人失去了保护，并使得士兵们在城市中肆意横行。[69]
20世纪的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教授也对公元5世纪的拜占庭皇帝马西安提出过类似的批评：
马西安放任盖塞里克对不设防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动进攻。后者在之后的几年中，一到春季来临之时，就进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岸，掳掠奴隶并洗劫财物。[70]
然而，莫里斯改革军队结构，克服了此前纵深防御战略中的缺陷，莫里斯确立“营—团—师”的军队结构，以310人的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提升了骑兵营的野战机动，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蛮族军队突破边防线之后的持续作战，对帝国实施纵深防御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军队结构改革也有利于“双线”战术的实施。莫里斯时代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导，步兵则成为辅助兵种，只负责在山地、隘路等骑兵明显无法施展的环境下作战。拜占庭人在欧洲和亚洲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包括波斯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等——都是以骑兵作为主力，如果这些敌人入侵到帝国境内，步兵难以应战。莫里斯取缔了私人武装，并加强了对蛮族军队的控制，从而避免了蛮族权贵对国家政治的干预，这一系列举措有利于在军队中推行统一的训练方式，实施统一的“双线”战术体系。“双线”战术规定骑兵部队组成两条战线，第一线为战斗线，第二线为支援线。第一线以完整的正面序列进行攻击，第二线各师之间留出空当，为第一线提供支援。若第一线失利，第二线便可以为其提供掩护，以便第一线退到背后进行重组。同时，在两条战线的侧翼，分别部署两支侧翼支队，负责在会战的正面战场上实施或抵挡迂回战术；在第一线的侧前方分别部署两支伏击部队，负责从战场边缘敌军无法观察到的位置对敌军侧翼和背部进行攻击。此外，莫里斯还规定在第二线左侧和右侧后方分别部署一个营来担任后卫。一般而言，第一线由三个规模较大的师组成，第二线由四个规模较小的师组成。[71]这一战术体系的核心是以第一线和第二线为主导，侧翼、伏击和后卫部队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提供支持。该战术能够保障骑兵部队在战斗中所必需的连续冲击能力。在拜占庭骑兵逐步投入战斗的过程中，最多能够对敌军进行五次攻击。[72]
“双线”战术的成功运用有赖于莫里斯的军队结构改革，它所建立的灵活机动的基础战术单位“营”能够依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阵型，使骑兵与步兵混合编排，便于军队发起连续冲击。[73]在侧翼和伏击支队所发起的冲锋中，五人队或四人队进攻敌军侧翼的行动也行之有效。例如在对付斯拉夫人的侵袭时，莫里斯建议军队适当采取伏击战术，其作战程序如下：“一个支队接近敌人并正面挑衅他们，然后转身逃跑，而第二支部队就位，在预定地点埋伏等待追击的敌人。”[74]
(二)有利于缓解危机，为军区制改革和帝国转型奠定基础
莫里斯是继塞奥多西大帝之后又一位军事将领型的拜占庭皇帝，美国学者约翰·哈尔顿(John Haldon)对莫里斯军事改革评价甚高，认为“莫里斯军事改革是继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后的重要一环，它对于拜占庭军队战略、战术的最终形成意义重大”。[75]莫里斯军事改革有利于发挥以骑兵为主导的作战体制的优势，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极大提升，缓解了帝国的外部威胁，加强了中央权威。
一方面，莫里斯成功地帮助波斯嗣君科斯罗伊斯二世平定了国内叛乱，恢复了王位。拜占庭与波斯于591年签订了“三十年和平协议”，规定亚美尼亚归属拜占庭帝国；[76]另一方面，莫里斯通过改革军队基础结构，建立“营—团—师”军队结构，使以骑兵为主导的作战体系更为灵活，且训练方法与军事行动极具针对性。比如对斯拉夫人采取伏击、奇袭、围攻、冬季作战等战术，对阿瓦尔人主要采取“双线”战术的大规模会战。通过有效的军事行动，拜占庭阻遏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势头，帝国逐步恢复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威。[77]
莫里斯改革是早期拜占庭大变革的关键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以后的改革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伊拉克略推行的军区制改革是奠定帝国转型与中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莫里斯对于军队结构的改革又为军区制做了铺垫。[78]具体而言，从军事等级编制来看，伊拉克略着手构建的军区制需要重建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一般来说，军区由2～4个师组成，师由5～7个营组成，营团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所区别，若为骑兵，则人数在50～100人，若为步兵，人数在200～400人之间。据此推算，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接近3000人。[79]伊拉克略沿袭了莫里斯时期以营为核心的基础作战单位编制，且人数也大致相同，都在200～400人之间。伊拉克略撤销了“团”一级的军事编制，直接由“师”来管辖“营”，这更有利于垂直管理，增强了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的机动灵活性。师级单位的人数在伊拉克略时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莫里斯时期的师级单位人数平均在5000人左右，而伊拉克略时期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也只有3000人左右，这与6世纪末至7世纪前半期边疆危机中拜占庭军事力量被削弱有关。
6世纪中后期的危机冲击着查士丁尼所建立的“统一的罗马帝国”伟业，其中人口减少、国库空虚和“蛮族”侵袭等问题尤为严峻，莫里斯的军队结构改革正是为应对这一危局而加以推行的。其改革的实质并不是减少基础战术单位的人员编制，而是要建立灵活机动并以骑兵为主导的军队结构与战术体制。这一军事上的重大变革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军团的结构与地位，代之以“营”作为拜占庭军队的基础战术单位和“营—团—师”的军队结构。这一军事改革在军队中被迅速推行，并一直被沿用至帝国中后期，有力阻挡了“蛮族”的一次次侵袭，使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得以有效维持。莫里斯的改革标志着帝国“第一转型期”的开启，其中尤以总督制的创建和军队结构改革为突破口，使国家的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运转更富有活力与效率。正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评价的，“莫里斯实施的军事与行政改革标志着陈旧过时的晚期罗马帝国向具有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的中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变”。[80]自莫里斯至伊拉克略时期，君主们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国家朝着政治体制更具活力、经济生活日趋多元、文化内核兼具古典精神与基督教神学特征的方向持续转变，最终实现了早期拜占庭向中期拜占庭的成功转型。
作者简介：苏聪，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武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希腊通史(从爱琴文明至今)”(19VJX061)的阶段性成果。
[1]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7.
[2]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trans.by George T. Denn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3]参见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pp.87-117.
[4]参见John F. Haldon, 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Charleston：Tempus Publishing Inc., 2001.
[5]参见Michael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8; W. E.Kaegi, 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 471-843: An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Adolf M. Hakkert, 1981.
[6]参见Michael J. Decker, The Byzantine Art of War, Yardley：Westholme Publishing, 2013.
[7]参见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237页；苏聪：《从军政分权到合权：拜占庭总督制探究》，《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5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的主要历史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陈志强：《晚期拜占庭帝国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等等。
[8]参见马锋：《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古代文明》，2012年第6期。
[9] John of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trans.by R. Payne Smit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0, p.236.
[10] J.B.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395-800), Vol.2, London：Macmillan, 1889, p.67.
[11] [美]A.A.瓦西列夫著，徐家玲译：《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3页。
[12] Ι.Ε.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 Ιστορíα Βυζαντινου Κρατου, Τóμο Α, Θεσσαλονíκη：Εκδοτικó Οíκο Βανια, 1995, p.604.
[13] [南斯拉夫]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Charles Diehl, Byzantium：Greatness and Decline, trans.by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University of Rutgers Press, 1957, p.221.
[14]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具体情况，参见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陈志强：《现代拜占庭史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陈志强：《公元6世纪地中海大瘟疫的应对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刘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5] Evagrius Scholastic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D 431 to AD 594, trans.by E. Walford, London：Samuel Bagster & Sons, 1846, p.409.
[16] P.Allen, “The ‘Justinian’ Plague, ” Byzantion, Vol.49 (1979), pp.11-13.
[17] John of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p.237.
[18] John of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p.236.
[19] Evagrius Scholastic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D 431 to AD 594, pp.227-228.
[20]阿纳斯塔修斯的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发行优质铜币弗里斯，变国有土地为皇家产业，以及扩大国家税户。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6页。
[21]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trans.by G. A.Williamson and Peter Sarris,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2007, p.19.
[22] John of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p.235.
[23] Robert H. Charles,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Translated from Zotenberg's Ethiopic Text, Merchantville, NJ：Evolution Publishing, 2007, p.95.
[24]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trans.by Michael Whitby, 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86, p.210.
[25]沃伦·特里高德的研究表明，以6世纪薪俸相对稳定的士兵为例，一个野战军骑兵的年俸为24索里德，步兵为20索里德，而驻防军骑兵年俸为9索里德，步兵为5索里德。参见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pp.150-152.
[26] Evagrius Scholastic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D 431 to AD 594, p.224.
[27]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103.
[28]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24.
[29]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p.114-115; Jean-Baptiste Chabot, ed., Texts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Chronicle of Michael the Great, Vol.3, NJ：Gorgias Press, 2009, p.362.
[30] Ammines Marcellinus, The Roman History of Ammines Marcellinus：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Constantius, Julian, Jovianus, Valentinianm and Valens, trans.by C. Young, New South Wale：Wentworth Press, 2019, pp.20-21.
[31]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 第146页。
[32]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128; E. A.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5, pp.10-16.
[33]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by H. B.Dewing, Vol.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3, 25.
[34]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p.124-125.
[35]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193.
[36]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p.24, 62.
[37]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63.
[38] [英]伊恩·伍德著，刘寅译：《西部罗马的转型》，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83页。
[39] G.R.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Thames & Hudson, 1969, pp.22, 24-25.
[40]从字面上来看，百夫长应该要统辖100名士兵，十人队长应该要统辖10名士兵，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每位百夫长和十人队长所统辖士兵的数量都有所削减。
[41]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p.88.
[42] G.R.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pp.22, 24-25.
[43] Michael J. Decker, The Byzantine Art of War, p.94.
[44] 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2,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4, p.647.
[45]圣杰罗姆(Saint Jerome，347-420年)，拉丁文学者，他翻译的《拉丁语圣经》是第一本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的权威著作。
[46] 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pp.633-634.
[47] Otto Seeck, ed., Notitia Dignitatum, Berlin：Springer-Verlag, 1876, p.67.
[48] 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p. 680.
[49] 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pp.597-598.
[50] S.P.Scott, ed., The Civil Law, Vol.2, Cincinnati：The Central Trust Company, 1932, pp.19-34.
[51] Otto Seeck, ed., Notitia Dignitatum, p.65.
[52]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25; Otto Seeck, ed., Notitia Dignitatum, p.64.
[53] Michael J. Decker, The Byzantine Art of War, p.101.
[54]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28.
[55] Otto Seeck, ed., Notitia Dignitatum, p.68.
[56]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18.
[57] Otto Seeck, ed., Notitia Dignitatum, p.69.
[58] John F. Haldon, 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 c.580-900, Bonn：Dr.Rudolf Habelt Gmbh, 1984, p.139.
[59]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98.
[60]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 trans. by R. W.Thomson, Vol.1,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
[61]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210.
[62]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8.
[63]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36.
[64]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35.
[65]参见[拜占庭]利奥六世著，李达译：《战术》，台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9页。
[66]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p.394.
[67] Averil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 pp.1-53.
[68]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著，时殷弘译：《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6页。
[69]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 Ridley, 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p.39.
[70] Ι.Ε.Καραγιαννóπουλο, Ιστοíα Βυζαντινον Κρατον, Τóμο Α, p.282.
[71]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p.43-45.
[72] [英]查尔斯·威廉·欧曼著，王子午译：《中世纪战争艺术史》，台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73] David Nicolle,RomanoByzantine Armies：4th9th Centuries, Oxford：Osprey Publishing Ltd, 1992, p.208.
[74]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127.
[75] John F. Haldon, 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p.46.
[76]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184.
[77] Theophylact Simocatta,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p.231.
[78]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um and Its Army, 284-1081, p.99.
[79] John F. Haldon, 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 c.580-900, pp.172, 176.
[80] [南斯拉夫]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