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人生路径与生活空间

文摘 2024-10-17 09:33 吉林

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

刘贺的人生路径与生活空间

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刘贺经历了王—帝—平民—侯的身份转换。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导致了其居所空间位置的改换。在两汉执政集团上层同等级的政治人物中，刘贺的行旅人生所涉及地理区域的幅面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及汉武帝刘彻。刘贺的人生轨迹涉及地域之广，无论对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是对于国家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络和经济沟通都是有意义的。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全面认识刘贺个人的政治史表现无疑会有帮助，对于真切理解西汉历史演变的进程也应当有积极的作用。与汉文帝刘恒同样，刘贺也是以地方藩王身份入主长安的。由原先封地前往都城的交通实践，二者明显不同。刘贺的生活轨迹覆盖司马迁所划分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而与他同时的汉宣帝刘询在襁褓中被收狱，大赦后经历平民生活，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其生活空间接触不同阶层，与刘贺生活空间幅面之广，也形成一纵向一横向的对照。

关键词：刘贺；人生路径；生活空间；海昏侯国；经济开发

作为人生境遇复杂、政治路径曲折的执政集团成员，刘贺由王而帝，随即被废黜为平民，后又被封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刘贺的行旅人生所涉及地理区域的幅面，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孙毓棠曾经论说汉代的交通条件：“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1]刘贺是高等级政治人物中汉代便利交通条件的优先应用者之一，亦超越一般“走过很多的地方”的“官吏士大夫阶级”。他对汉代“天下”所涉之广，不仅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中增益了动荡波折的情节，而且对国家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络和经济沟通也都有值得史家重视的意义。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应当有助于全面认识刘贺个人的政治史表现，也有助于真切理解西汉历史演变的进程。

与汉文帝刘恒相同，刘贺也以地方藩王身份入主长安。刘恒由代至长安，刘贺由昌邑至长安，二者行程节奏不同，表现出性格与资质的差异。刘贺的生活轨迹覆盖了司马迁划分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而与刘贺同时的汉宣帝刘询于襁褓中被收狱，大赦后经历平民生活，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其生活实践接触了不同社会阶层，与刘贺生活空间幅面之广，形成了对照。两相比较，也是有意义的。

一、刘贺昌邑至长安行程：文化性格与节奏特征

刘贺自昌邑封国奔赴长安即位的行程，是他人生轨迹中保留信息最为丰富的行旅实践。《汉书·武五子传》记载了刘贺受诏急切奔赴长安的情节。其行进速度所体现的交通效率，行途言行所透露的个人性情，都值得研究者注意。在“昭帝崩”后，霍光等决策迎昌邑王刘贺即位。“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2]由“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可知朝廷为刘贺前往长安提供了最高等级的交通条件保障。《资治通鉴》写道：“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传；今乘七乘传。”[3]所谓“乘七乘传”，是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应当体现出“征”“迎”行为的隆重以及对“征”“迎”对象的尊崇，也反映了对“征”“迎”行速的要求。

刘贺前往长安所行经路线为：昌邑—定陶—济阳—弘农—湖。而第一段行程自昌邑至定陶，刘贺的交通速度有比较特别的表现：“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4]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具体记述了玺书传达到昌邑国之后刘贺反应的紧迫。而“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亦体现刘贺的急切心情。这与代王刘恒前往长安时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恒对于是否前往长安曾经犹疑再三，而自代出发前往长安时一路特别谨慎，然而在匈奴入侵时他又曾经有“之代，欲往击胡”这样的军事交通实践。[5]类似的在抗击北边军事压力时表现出积极强硬态度的行为，在刘贺的人生中没有或者可以说没有来得及发生。

昌邑在今山东金乡西，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北。据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两者相距约67公里。如此计算，刘贺行进的时速为22.3公里至33.5公里。据《汉书·食货志》所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6]一里为300步、1800尺。以西汉一尺23.1厘米计，[7]一里应为415.8米。则刘贺“行百三十五里”为56.1公里，时速应为18.7公里至28.1公里。

关于刘贺“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的记述，见于昌邑都尉王吉对刘贺的谏言：“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8]王吉批评刘贺喜好驰骋的情形，又如：“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9]王吉对刘贺行为的否定，包括“不好书术”，“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又强调这样会导致百姓辛苦以及对“耕桑”生产秩序的破坏。刘贺这种高速驰骋的交通实践值得我们重视。[10]关于其交通形式与“仁义”“书术”存在距离的批评所体现的文化态度，也应有所注意。

二、昌邑—长安—昌邑—海昏：政治地理坐标与文化地理坐标

刘贺生涯中由昌邑到长安再到昌邑以及海昏等地方，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理坐标与文化地理坐标的意义。刘贺从昌邑往长安的行速体现出主动性，但其行程方向却是被动的。如果画出刘贺的行旅路线图，可以看到从昌邑至长安，再由长安回归昌邑，又从昌邑前往海昏侯国封地即“就国豫章”[11]的行迹。昌邑与长安，一属于西汉时称“山东”或“关东”的文化中心地带，一则在“山西”“关西”，是帝国的都城，在当时是东方世界的中心。而“海昏”是位处江南的新的居民点。

刘贺从昌邑国出发前往长安，所经行线路大致应为：昌邑国—定陶国—陈留郡—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京兆尹。以《禹贡》“九州”格局考虑，他行历了兖州—冀州—豫州—雍州。从昌邑前往海昏侯国最便捷的路线，可能经由梁国—沛郡—九江郡—六安国—庐江郡，抵达豫章郡，这样则又经行了扬州。如果由楚国—临淮国—广陵郡南下，则又经行徐州。如此则刘贺行迹涉及先秦文献所言“九州”中的五个“州”或者六个“州”。

李学勤曾经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他谈到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文化趋势时指出：

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

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的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我们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其他几种文化圈对汉代文化没有作用。我们曾经指出，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他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中国的古代文明，本来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看清当时文化史的全貌。[12]

刘贺的人生经历，涉及李学勤所划分的七个文化圈中的四个文化圈，即齐鲁文化圈、中原文化圈、秦文化圈和楚文化圈。与楚文化向北延伸“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和“秦文化的传布”的同时，齐鲁文化西渐。[13]区域文化分别发育与相互交流的共同的历史作用，在汉武帝时代融并为“一天下”“天下一”的汉文化。[14]而刘贺行旅所及，涉及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的原生区域，也就是当时汉文化形成的重心区域。在西汉帝王群体中，只有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曾经实践过这样的行旅经历。在东汉帝王中只有汉光武帝刘秀曾经行历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三个文化区域的重心地带。应当说，刘贺在交通实践方面的资质在汉代执政阶层中是位于前列的。

对刘贺行迹，有学者进行过其他视角的考察。例如有论文关注刘贺的待遇和宣帝的地位：“从长安、昌邑再到海昏，刘贺的政治待遇发生了多次变化，反映出宣帝地位趋于稳固，其政治上的合法性不断增强。”[15]如从刘贺交通实践涉及的区域文化和经济地理意义分析，可能会获得新的发现。

三、刘贺未成行的旅程：汉中房陵和长安宗庙

刘贺人生轨迹中还有极可能成行却最终未能成行的旅程。未成行的旅程之一即汉中房陵。西汉房陵在今湖北房县。刘贺被废黜，“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16]由于太后的诏令，刘贺回到了昌邑。如果依“群臣”所奏请，则应当徙至汉中房陵县。“房陵”之“徙”以处罚罪人，在战国秦至西汉时期已成惯例。秦王政处死嫪毐，并清洗其集团成员，“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县属汉中郡，在益州部，接东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17]《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张守节《正义》：“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18]秦灭六国，亡国之君或迁至房陵，“(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张守节《正义》：“赵幽缪王迁八年，秦取赵地至平阳。平阳在贝州历亭县界。迁王于房陵。”[19]

西汉诸侯王有罪“迁房陵”者可见多例。例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20]《史记·五宗世家》载：“(常山)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21]《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地节年间，“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徙房陵，与汤沐邑百户”。[22]《汉书·宣帝纪》：“清河王年有罪，废迁房陵”，“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23]后又有东平炀王云故事，《汉书·宣元六王传》：“建平三年，息夫躬、孙宠等共因幸臣董贤告之。是时，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云又与知灾异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云当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弃市。”[24]《汉书·元帝纪》：“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25]《汉书·诸侯王表》：“地节元年，王年嗣，四年，坐与同产妹奸，废迁房陵，与邑百家”，“五凤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杀人，废迁房陵”，“元康二年，王汝阳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杀人，废徙房陵”，“元鼎三年，王勃嗣，坐宪王丧服奸，废徙房陵”。[26]如果不是有太后诏令，刘贺势必会有“徙”“汉中房陵县”的行程。

刘贺未成行的旅程之二即长安宗庙。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汉宣帝)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27]所谓“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的说法得到最高权力者的认可，于是刘贺虽然依旧是刘姓宗室成员，身为列侯，却丧失了“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权利。

刘贺从即帝位到被废黜出宫，仅仅27天。他被废的理由包括对宗庙礼仪的蔑视，而最高执政地位的获得没有来得及得到“高庙”认可也是重要原因。在秦汉信仰体系中，“宗庙”甚至位列“社稷”之先，政治叙事往往称“宗庙社稷”，[28]而先“社稷”后“宗庙”的说法比较少见。[29]有学者指出，霍光为了“避免刘贺通过汉文帝路线夺权”，特意“不让刘贺谒高庙使其即位不合法度”。[30]刘贺得封海昏侯国，仍然宣布“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无权正常参与宗庙祭祀。刘贺政治生活的浮沉，与宗庙崇拜传统有重要的关系。[31]刘贺离开海昏侯国前往长安权力中心的行旅被否决，他不仅丧失了在长安进行人生回忆与政治交游的机会，而且由豫章往长安行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也都不复存在。而刘贺本人对于这种人生前景之可能性的向往，可能终生都没有泯灭。[32]

四、刘贺政治生涯的空间覆盖面及其意义

刘贺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其行为表现在史籍文献中只存留了负面的记录。不过，从他政治人生所经历的空间轨迹看，与一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33]的皇族子弟有所不同。如前引孙毓棠所说，刘贺应“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无论是出身之地东国还是终老之处“南藩”，他似乎确实与西汉初年的许多王侯不同，“免除”了“固陋的地方之见”。这自然与其见闻比较广有一定关系。

从《汉书》中保留的相关文字看，刘贺对儒学经典的熟悉程度与他早年生活以及废黜之后回归的昌邑地方的文化背景有关。他最终在豫章郡定居，应当是具有较丰厚儒学修养的人士前往江南并终老于海昏侯国的典型史例。海昏侯墓随葬儒学经典的意义，可以作为思想史料和文化史料来认识。

刘贺在长安最高政治层居身虽然短暂，但却有强大帝国决策集团最高身份的行政体验。其权力地位的变化，成败浮沉在转瞬之间，强烈的落差不仅体现为层位的上下，而且凸显了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感受的悬殊。“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的判定，严酷地断绝了刘贺试探参与宗室祠祀行为的念想，也将这位败落的废帝的活动圈限定在局促的海昏侯国。然而，他曾经的政治生涯、文化经历和地理感知，充实了他的人生体验，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丰富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格局应不会狭隘。这也正是汉宣帝对他长期有所警觉，并予以高度提防的缘由之一。

有学者指出，“海昏侯墓是一座以汉文化为主体，兼有商周文化、草原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汉代高等级列侯墓”，并特别指出“海昏侯墓出土的大角羊形象当卢，属首次在南方地区发现”，说明“草原文化在汉代传播的深入”。[34]研究者分析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文化内涵，指出其“多元文化因素”的构成，从“汉礼制因素”“商周中原文化的传承”“东夷文化因素”“草原因素”分别论说。论者认为，海昏侯墓的墓葬形制和刘贺葬式，“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汉代中原主体因素”；而出土“典型的商周文化因素青铜器”，包括“战国时期楚式器”，“展示了海昏侯文物的商周文化因素”，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刘贺生前身份的多元性”；海昏侯墓出土一件青铜錞于“可见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应来自山东，是海昏侯文物容纳东夷文化的体现”；“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银当卢纹饰风格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因素的动物纹饰”，“錾刻一只高浮雕的大角羊形象”，“类似纹饰特征的文物，在甘肃马家塬墓地多座战国晚期至秦初贵族墓出土”，“在时代更早的新疆地区也多处发现”，“除大角羊银当卢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不少有域外文化色彩的玻璃器，如琉璃席、镶琉璃马蹄金等”，研究者认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是汉代文物以中原为主体、融合多元文化的体现”。[35]我们理解，论者所指出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背后文化因素丰富多元的特点，与墓主游历甚广的人生体验有关。刘贺所爱重的文物，其文化内涵之“丰富”与“多元”，与他见闻比较阔远、情趣较为多样、视野相对宽广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五、刘贺海昏侯国经营的区域经济史意义

先秦时期，今天的江西地区已经有丰厚的文化积累。进入汉代之后，随着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步伐加快，珠江流域自秦代启动，以空前的高速度融入以“汉”为光辉标识的文化实体之中，处于二者之间的长江流域也走向新的繁荣。这一历史变化已经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刘贺绝不仅仅只是携带诸多金钱宝器“就国豫章”，来到今天江西的。海昏侯国的出现，也并非仅仅使得最高执政者对这一区域方向开始了更多的关注。刘贺率领其亲族，携带其财产远程南下，在海昏侯国这一新的生存空间的种种活动，将他曾有生活经历的昌邑国与都城长安的文化风格带到了豫章。

司马迁划分天下为四个基本经济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36]尽管如前说海昏侯墓出土体现草原文化风格的文物，我们没有看到刘贺曾经去往“龙门、碣石北”的史籍记载，但是他由“山东”往“山西”又到“江南”，且终老于海昏侯国之地。作为曾经的帝王，他曾经活动的地方涉及的空间是比较广阔的。“山东”“山西”的区域文化元素因此而传到“江南”，也会影响到中原人通常所认为的“卑湿”“下湿”之地。[37]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倍增于昌邑“汤沐邑二千户”。

我们比较《汉书·地理志》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2)和《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两次户口统计数字，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在江南九郡国中，增长幅度仅次于零陵郡。而这一时期全国户口数字则呈减少的趋势，户数和口数分别下降了20.7%和17.5%。通过这样的比较可知，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在两汉之际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这两个地点恰好位于长期以来的南北交通通道上。

自两汉之际开始，江南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优于北方。正如傅筑夫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38]以气候条件变迁为背景的两汉之际大规模由北而南的移民运动促成了江南地区的经济进步。[39] “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40]似乎可以说明到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豫章郡生存环境较好的地方。[41]而有的学者指出，刘贺就封是“迁至南蛮之地”。[42]刘贺携领其家族及附属人口南下与随后的海昏侯国经营，或许可以视为两汉之际北方移民大规模迁徙江南的历史先声。

六、刘贺与汉宣帝刘询社会活动幅面的比较

就刘贺个人人生经历的复杂性而言，可资比较的另一位政治人物即是与其大致同时且在执政权位上顶替了这位被废黜的皇帝的汉宣帝刘询。汉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比刘贺晚一辈。根据有的学者提供的生卒年信息，刘贺、刘询生活的年代大略相当。通行的认识以为汉宣帝刘询的生卒年为公元前92—前49年。[43]有学者推定刘贺的生卒年为公元前92—前59年，即生于征和元年(前92)，薨于神爵三年(前59)。[44]刘贺、刘询同年出生，前者较后者早逝10年。对作为同龄人的这两位政治人物的比较应当是有意义的。

刘询早年经历苦难，遇赦出狱后又在底层社会活动，后来登上帝位。据《汉书·宣帝纪》，刘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史皇孙王夫人所生。“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语在《太子传》。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后来，“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其皇家宗室成员身份终得恢复，得到教育机会，然而其仍然生活在平民社会中。“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45]所谓“高材好学”体现出其文化资质的优越。他人生经历的特别之处在于牢狱之苦外，其曾经长期在平民社会中活动。“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以及所谓“常困”“买饼”，都是社会底层生活片段。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乃“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对于他后来执政成功，成就“中兴”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他幼遭变故，倚外家史氏和暴室啬夫许广汉扶育成人，长期生活在民间，又性喜游侠，因此对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46]汉宣帝刘询的生活经历，实现了对于社会上下不同阶层的接触和感知。这种对社会的纵面考察，意义相当重要。

与刘询比较，刘贺没有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直接接触和真实了解，特别没有底层社会生活的切身体验。他的阅历优胜于刘询之处，在于对社会的横向考察伸展至较广阔的空间。刘贺曾经有行走山东(关东)、山西(关西)的经历，后来又到江南定居。他人生行历的路径，经历了司马迁划分的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他在交通实践方面的优势，远远超越了汉宣帝刘询只是“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的行走空间幅面。刘贺的人生路径与生活空间致使其社会见识应当优越于执政阶层中的许多人，然而这只是潜在的资质。由于时运限定其实际政治表现机会的缘故，对于汉宣帝刘询历史贡献的判断，大概公认要超过海昏侯刘贺。

有学者指出，张敞曾经评价刘贺“清狂不惠”，“曹魏时人苏林以为所谓‘清狂不惠’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种说法”。[47]如果刘贺确实“清狂不惠”，一如“白痴”，当然与刘询之“高材好学”“听断惟精”，[48]形成智能上的高下差距。今按《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汉宣帝)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即指令山阳太守张敞秘密伺察刘贺表现及交往。“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其报告说道：“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颜师古注：“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49]即使苏林所谓“清狂，如今白痴也”可信，或许也是刘贺面对张敞调查时的特别表现，“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或有表演性质。这里或可参考司马懿在特殊政治情境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阳为昏谬”，“错乱其辞，状如荒语”[50]的言行。刘贺绝不会有司马懿那样的奸诈狡猾，但是在特殊的政治压力之下心求自保，有意识地约束言辞行态，也是很自然的。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博闻、王泽，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瑞的帮助，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兰台学术计划”)；“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20@WTC004)

[1] 孙毓棠：《汉代的交通》，《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9页。

[2]《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4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6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胡注，体现出对这一意见的重视。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50页。

[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4页。

[5]《史记》卷一○《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5页。

[6]《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19页。

[7]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8]《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58页。

[9]《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59页。

[10]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

[11]《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9页。

[12]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13页。

[13]王子今：《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14]王子今：《“一天下”与“天下一”：秦汉社会正统政治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15]华迪威：《海昏侯研究三题》，徐卫民、王永飞主编：《秦汉研究》第1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16]《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6页。

[1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229页。

[1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1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3页。《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幽缪王迁)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怱及齐将颜聚代之。赵怱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裴骃《集解》：“《淮南子》云：‘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之者莫不流涕。’”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赵王迁墓在房州房陵县西九里也。’”(第1832－1833页)

[20]《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8页。

[21]《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第2103页。

[22]《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2页。

[23]《汉书》卷六《宣帝纪》，第253、272页。

[24]《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第3325页。

[25]《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4页。

[26]《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409、415－416、417页。

[27]《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9页。

[28]参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3页；《史记》卷一○《孝文本纪》，第416、419、426页；《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77页；《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47页；《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06页；《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第2421页；《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77页；《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2页。

[29]如《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第2260页)《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第2391页)《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第2550页)这几则史例均为战国事，且未可证明“社稷”优先于“宗庙”的地位。

[30]刘荣晖：《从霍光避免“汉文帝故事”谈刘贺的立与废》，《地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31]王子今：《“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32]田天：《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宗庙“仪”类文献初探》，《文物》，2022年第6期。

[33]《汉书》卷五四《景十三王传》：“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第2436页)

[34]黄华清、应宗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的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天地》，2023年第10期。

[35]黄华清、后晓荣：《海昏侯文物的多元文化因素》，《中国文物报》，2023年10月13日，第8版。

[36]《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54页。

[37]司马迁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8页)。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2页)。

[3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39]参见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王子今：《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王子今：《“和合”思想主导下的汉代江南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93页。

[41]王子今：《海昏：刘贺的归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2]温梦砥：《从王到侯：西汉海昏侯大墓及刘贺的前世今生》，《文史天地》，2023年第5期。

[43]田人隆：《汉宣帝刘询》，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44]王颖超：《刘贺形象的历史改塑与重新发现》，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2021年，第11页；辛德勇《刘贺年表》：“(西汉纪年)太始四年或征和元年，(公元年份)前93或92，刘贺大约生于这两年期间。”参见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92页。

[45]《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5、236、237页。

[46]田人隆：《汉宣帝刘询》，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352页。

[47]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第126页。

[48]《汉书》卷八《宣帝纪》、卷一○○下《叙传下》，第237、4238页。

[4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7－2769页。

[50]此数语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及裴松之注引《魏末传》。参见《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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