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疆在中国北方历史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与草原游牧社会和中原定居社会同时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海洋世界联通的主要过渡地带之一。由于与周边地域存在如此丰富的关联性，东北边疆往往被纳入诸如东亚史、内亚史、海域史等各类区域世界的研究视域。[1]实际上，东北的历史命运并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生态人文区域属性，或者某一古代民族的政治抉择，而是由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整体格局所决定的。本文即通过解读中古北方多民族政治互动秩序嬗变的原理，及其对东北地域政治重组、凝聚过程的影响，揭示东北边疆“地方因素”不断形塑的内聚趋势，分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新范式对边疆区域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中古时期漠北草原政治因其特殊的离散性机制，存在兴衰发展的转换，与隋唐王朝北疆经营共同呈现此消彼长的周期性发展。陈寅恪首论“盛衰之连环性”，较早关注到唐代北方民族的兴衰存在紧密的历史关联，强调从整体上审视王朝北部边疆历史的变迁。[2]东北边疆在中古时期处于中原与漠北草原两种秩序交错结合的东部边缘，两种秩序的“盛衰连环”也自然成为引发东北地域社会—政治格局重大转变的主要背景。
6—8世纪以来先后出现的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鹘等游牧集团都是从漠北崛起，挑动漠南边地的战略局势，它们的发展态势多是东西扩张，横贯欧亚干燥草原地带，但从未成功南下进占中原的农耕地域。这种历史现象是由同质化的部族政治传统决定的。可汗所在之部族构成政治中心，对其他部族或地区通过军事征服建立主仆性质的军事监护体制。当时尚未建立起自中心至地方的行政制度以加强政治核心的控制，各部族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治自主性，在可汗部族陷入政治危机，各部族面临的军事压力减轻时，各部族随时都可能脱离其政治集团；在另一部族强势崛起后亦可再次出现新的集中与凝聚。由此可知，游牧政治体系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的循环，首先是强势集中，迅速凝聚成金字塔形式的超级部族联盟(又称游牧帝国)；另一种则是结构离散，形成游牧贵族并立的政治网络。[3]
这两种政治形态都无法摆脱干燥草原地域的限制，亦无法发展出系统的官僚行政制度对其南缘的定居社会进行长期统治。因此，巴菲尔德将这些游牧帝国对中原的政策称为外边疆策略，即不谋求南下进占中原，而是从定居王朝榨取、掠夺资源，从而形成后者的“影子帝国”。[4]这是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指出游牧集团对于南部中原王朝的依存关系，很多学者并不赞同巴菲尔德关于游牧集团依存说的因果论解释，但都承认游牧政治体系与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消长存在密切的关联。游牧政治集团在强盛时期，往往利用主仆式的羁縻关系向其外围扩展政治影响，建立周边仆从势力，迫使中原王朝北部疆域的实际统治范围内缩；在衰弱期往往面临部族离散，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羁属控制范围之内。
中原王朝在面对蒙古高原的政治压力时，能够利用游牧政治集团离散性强的致命弱点，奉行“离强扶弱”的平衡政策，力求维持漠北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分裂状态。在此基础上通过羁縻或镇抚的手段控制漠北游牧部族。在政权建立初期近50年的时间内(630—680)，唐朝向漠北草原方向的开拓达到极盛，并对东北至西域的森林、草原、绿洲等各类人文生态区域进行控制，在短时期内形成了一个“南北兼跨”的帝国形态。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王朝中央无法将之与自身州县行政体制整合为一，而是保留原有社会状态，在当地部族设置羁縻府州，并设置都护府作为镇抚中心的统治体系。[5]唐王朝的北部政治体系最大范围曾涵盖了漠北东西的范围，但是在勉强维系近半个世纪以后，已无法阻止漠北游牧政治集团的再次凝聚与崛起，其政治体系被迫内缩，长期保持对漠北集团的羁縻经营政策。中古时期北方地域多民族的北—南秩序互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循环。
在上述政权建立动态互动过程中，因自身政治体系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两类政治集团彼此都无法取得长期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它们的势力范围大致在东自辽西走廊，经阴山—河套至西域的广阔过渡地带呈现南—北周期性消长。双方都对过渡地带进行争夺，力争将之纳入自身政治秩序的前沿，取得南—北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游牧—中原两种政治秩序都在边地实现重叠与动态交错，共同影响当地社会发展进程。
“联动”是思考北方民族历史交往、互动格局的重要关键词，这并不是要讨论由简单因果关系连缀在一起的几对“关联性史事”，[6]而是指中国历史上北方多民族交往、互动的秩序和格局嬗变与波动对东北社会历史进程走向产生的牵引作用。东北以松花江为限，在其北部及西部大兴安岭—辽西走廊的广大区域内，都是游牧—森林族群室韦、奚、契丹、靺鞨的分布区域，他们不仅在地缘关系方面位于欧亚干燥草原的东端，而且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以部族状态存在，更易受到漠北政治集团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称“部族”，是指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在进入王朝国家体制之前的特殊政治组织形式，即以特定望族为核心，吸纳依附人口之“部”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单位，[7]并非苏联民族学语境中的“部族”概念。
6—8世纪漠北政治集团与中原隋唐王朝在东北的政治角逐更明显地展现出这种区域关联性。王义康通过梳理6—8世纪东北部族社会的政治向背，明确了漠北政治集团对东北部族强势的政治影响，以至于隋唐王朝只有在彻底控制漠北地带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对东北的统治。[8]唐王朝以维护关中腹地安全为基点，将东北部族治理与漠北作为东、西关联的整体进行规划与平衡，即力图实现东北奚、契丹两蕃与漠北部族集团的制衡关系，所谓“九姓若去，两蕃摇矣”。[9]东北是当时两类政治秩序整体交错网络的一部分，其历史变局亦可看成是当时中原—漠北两种秩序动态互动、制衡的产物。中原—漠北在东北地区影响的此消彼长，共同形塑了东北历史的发展方向。
因此，东北部族、政权在漠北与中原王朝两种政治势力的影响与牵引下，出现明显的政治分化与重组。西部奚、契丹作为唐东北边疆的“两蕃”往往持两端，当游牧集团倔强时则役属之，在其衰落时则接受唐王朝的羁縻节制。7世纪后半叶，突厥第二汗国崛起，挑动东北奚、契丹的大规模叛乱，唐代在东北的统治体制瓦解，被迫内缩至平卢—幽州一线进行防御。这一变局极大改变了东北腹地的历史走向，原在唐营州城傍治下的部分靺鞨人联合高句丽遗民东奔，在今敦化至牡丹江一带建立了渤海国。开元年间，突厥与契丹可突干势力联合进犯唐朝平卢。当时东北诸部的政治态势在《薛楚玉露布》中得以充分展示出来。突厥与奚、契丹、渤海形成一个反唐阵营，站在唐朝阵营一侧的如者室韦、黑水靺鞨、扶余靺鞨、达莫娄诸部族则阻断了渤海国经扶余道通往契丹的政治通道。[10]这一局面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当时漠北—中原博弈关系在东北地区的延伸。
此役结束不久，北—南政治互动的秩序再次出现变动，形成中原王朝在东北一家独大的局面。回鹘取代突厥成为漠北的主人，采取对唐友好政策，并通过接受唐朝册封和“绢马贸易”维持与唐的政治经济联盟关系。从当时的地缘形势看，他们要共同面对吐蕃在西域的威胁，而在东北都力图保持稳定的局势。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内部以契丹为首的松漠部族游离于新兴回鹘与唐王朝之间而逐渐壮大，崛起为介于东北与草原之间的强大势力。同时，立足于东北腹地的渤海国则不断推进靺鞨、高句丽等东北腹地族群区域的整合，[11]并将领土向西推进到今吉林西部。渤海于此设扶余府，史载“常屯劲兵捍契丹”。[12]双方成为东北地域内部并立的两强。在这一局面之下，渤海国遂改变北—南互动格局第一周期的立场，形成向唐朝内向发展的动力，不仅重视自身在唐朝藩属秩序中的蕃望地位，[13]更为注意与河北藩镇协调行动，形成制衡契丹的区域新联盟。[14]
中古时期北南轴线的多民族政治交往和互动格局不仅牵扯东北区域格局的变动，以及游牧—中原两种等级性秩序的融合，而且推动东北边疆从离散部族并立向区域政权整合的方向发展，其附带的多元政治文化与东北本土传统不断交融，演化成新型的地方因素，奠定了10世纪之后东北由边疆向“内地”转化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以认为，8世纪之后渤海国与契丹部族联盟两大势力崛起和并立，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单一民族”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应当以中古多民族北南联动的整体格局视野审视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问题。
渤海与契丹代表了中古东北民族演进、分化、发展的两条典型道路。渤海国的发展进程代表了东北温带森林半渔半农区域参与北南中心轴线多民族交往格局的发展方向。靺鞨诸部5世纪前后自肃慎故地南下之后形成“七部”，但因周边强势政治势力的征服与蚕食，至隋初已基本离散瓦解。如粟末靺鞨，其族群离散于隋朝、突厥、高句丽等周边政权。8世纪前叶的东北区域格局是盛唐东北边疆布局的延续和发展。靺鞨各部族已不存在基于族群认同的团结，渤海国实则肇始于唐代营州城傍集团的东奔，以政权建设为主线，将东北部族政治纳入“象宪中国”的中央集权上层建筑之内。东北西部草原地带的契丹诸部则代表了从草原内聚中原的曲折发展道路。自4世纪见于史载以来，契丹一直都处于漠北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夹缝之中，其早期部族离散状况不明。至隋唐时期于松漠地带开始凝聚为集中的部落政治联盟，史籍多使用“大贺氏”对其进行标识，其中实际的权力斗争与更迭可能更为复杂。[15]契丹部族亦于唐朝与突厥汗国之间持两端，成为彼此制衡的重要力量。[16]契丹政治集团之所以能在9世纪以后作为“拾荒者”登上历史舞台，[17]一跃发展成北方的政治中心，[18]更在于其占据了东北与漠北、中原的交汇之地，能够统合农耕、游牧社会力量对渤海国形成战略统一的优势。
两大政治集团从并立到凝聚，是经历数百年东北区域政治递次整合的结果，亦是漠北集团与中原王朝两种秩序波动周期在东北地域不断积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北方多民族的政治交往格局不断为东北区域政治的整合提供相应的政治文化资源，不断推动东北地方部族政治的复杂化进程，向集权式政权发展。在8世纪以前，契丹、室韦等东北部族政治结构大多以鲜卑传统的“莫贺弗”“莫弗”(*baγaput或*baγapuhr)[19]酋长作为中心。靺鞨在魏晋时期亦受到鲜卑秩序的影响，将“莫弗”叠加于本族政治名号“瞒咄”(*mantur<*baga/baγatur)[20]之上。至本文重点论述的8—10世纪，契丹、靺鞨部族聚散离合，政治结构从扁平化到复杂化，引入突厥、回鹘等漠北的部族政治称号叠加于传统鲜卑系称号之上。这一现象最为典型的为契丹部族联盟的衍生过程。他们在接受突厥—回鹘政治体系节制的同时，亦催生出超越契丹原有扁平部族结构的上层建筑，大量沿用突厥—回鹘政治文化传统用以巩固新兴的政治阶层。很多学者关注到，回鹘人可能参与契丹早期的政治构建，其宗教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契丹社会。[21]更为明显的例证是，契丹建国前已广泛使用回鹘政治称号，[22]与早期历史中使用的鲜卑系酋长称号“莫贺弗”作为部族首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能够说明回鹘汗国的政治秩序是推进契丹社会政治集中与等级化的重要外来政治资源。
由于渤海国建基于东北族群重组的区域政治之上，构建起较契丹更为完善的官僚制与部族贵族制融合的复合型政权体制。渤海国的政治生态和实践更充分地展现了跨文化和多族群政权融合的基本特征，杂糅中原官僚制、鲜卑、突厥和东北政治传统于一身。如渤海贵族称号“芝蒙”“智蒙”(*tsimu)对应于东北亚森林部族的“卓琳莽阿”(tsorin maqa)；“勃计”(*bögir)即后世女真的“勃极烈”(*bögilə)，源于突厥政治传统称号“bäglär”。[23]从渤海政治称号的使用来看，亦遵循政治复杂化进程的规律，传统称号不断贬值、虚化，外来引入的政治称号则成为象征新兴统治阶层政治身份的重要标识，[24]与从中原引入的官僚制互补、融合，共同构成渤海国复合型政治结构的重要基础。
经典中国边疆史理论将东北地区视作中国历史上“边疆王朝”的脉动之地，即所谓的“贮存地”，在这里的边地贵族能够同时吸收和利用多种社会资源而建立强大王朝入主中原。[25]这种研究思路是选取“成功者”的案例，进行了一种理想类型的概括。历史理想类型的探讨是在忽略其他变量基础上进行的。这些解释变量主要集中于“东北王朝”的“前史”阶段，东北地域民族的发展与周边其他部族、政权存在的密切关联可以催生多种历史可能性。
以本文聚焦的8—10世纪东北古史为例，国外古代东北亚史的研究者更多将渤海国、契丹等政权、部族置于东北亚、北亚本位的立场进行解释，强调他们区别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其重要逻辑问题就在于，他们只选取古代东北历史特性的某一方面用于建构自己解释体系，固守于某种“孤岛”逻辑：或只关注单一部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将边疆历史逻辑简单等同于中原王朝的行政控制范围；或者仅就“王朝”谈论契丹、女真早期历史；或者仅就契丹、渤海国的民族构成讨论他们自身的“内亚”“东北亚”区域属性。实际上，我们从世界历史理解中国，更要看到边疆内聚中原的历史趋势，也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合力推动的结果。[26]中古东北边疆确实存在东北边疆与东北亚、漠北草原、海洋等区域世界的共性和历史联系，其发展趋向面临中国内外圈域多个力量的牵扯，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主要源自古代中华民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引力，其不断推动东北边疆内聚中原发展。
因此，有必要站在中华民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视域下，重视从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整体格局入手，阐释历史上边疆区域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古北方民族交往互动与东西关联的视野，我们能够看到东北边疆各主要民族政治的发展趋势都受到中原—草原多民族互动秩序的牵扯和影响，他们的政治抉择也自然是面向内聚中原的趋势。8—10世纪中国北方整体民族关系进程的凝聚与推进，自然也包含东北契丹、靺鞨—女真为代表的边地势力的崛起。至辽金时期开创了以东北—中原为中轴线，以漠北草原为边疆的新格局，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局面。国外相关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采用游牧—农耕二元并立思维进行阐释，将这种变化的原因依然归结为“中央欧亚”大型游牧帝国的延续，忽视了中国东北民族在参与中华民族整体进程中的历史抉择与内聚性取向。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化叙事遮蔽了历史上北方民族区域结构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过渡进程，即6世纪以来北、南政治秩序相互博弈、交错的格局牵动边地发展，促使东北地区在10世纪完成整合，成为主导未来二百余年民族关系格局的新核心。这一过程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原始社会”民族文明起源逻辑进行阐释，而应将之视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南北社会发展共时性演进，多元民族社会形态互动结合凝聚的历史结果。
作者简介：孙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
本文系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渤海国史料新辑、汇释与研究”(23VJXG03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DF2023TS10)的阶段性成果。
[1] 相关诸种论说，参见古畑徹：『渤海国とは何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年、82-214頁。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21-355页。
[3] David Sneath, The Headless State：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Thomas J. Barfield, “The Shadow Empires：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 Nomad Frontier, ” in Susan E．Alcock, Terence N．D' Altroy, Kathleen D．Morrison, Carla M．Sinopoli, eds., Empires：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0-41.
[5]李鸿宾：《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6]对于从“关联性史事”探讨唐朝与周边部族关系的研究，参见菅沼愛語：『7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の東部ﾕﾗｼｱ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関係を中心に』、広島：溪水社、2013年。
[7] Christopher P. Atwood, “The Notion of Tribe in Medieval China：Ouyang Xiu and the Shatuo Dynastic Myth, ” in Denise Aigle, Isabelle Charleux, Vincent Goossaert and Roberte Hamayon, eds., Miscellanea Asiatica：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Françoise Aubin, Sankt Augustin Nettetal：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10, pp.594-618.
[8]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9] (唐)张说：《论幽州边事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二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7页。
[10]参见孙昊：《靺鞨族群变迁研究——以扶余、渤海靺鞨的历史关系为中心》，《史林》，2017年第5期。
[11]古畑徹：「後期新羅·渤海の統合意識と境域観」、朝鮮史研究会編集：『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36集、東京：緑蔭書房、1988年、25-54頁。
[12]《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2页。
[13]参见福田忠之：《唐朝之东北亚诸国观及东北亚诸藩国国际地位：以唐代各国争长事件为中心》，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3页；石井正敏：「朝鮮における渤海観」、『日本渤海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176-177頁。
[14]参见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中国古代史论丛》编委会：《中国古代史论丛》总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220页。
[15]苗润博通过辨析契丹早期历史记载，认为唐贞观年间契丹已经历了多次最高权力的转换，其早期部族离散状态可能较史文所述之“大贺氏”更为复杂。参见苗润博：《重构契丹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3-59页。
[16]唐开元年间，契丹衙官可突干可以通过多次废立契丹可汗掌控契丹的政治导向，足可以看出当时契丹已经由离散的部族集中为一个重要的部族政治集团。
[17]Thomas J.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9, p.167.
[18]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魏志江、潘清：《论辽朝的世界秩序》，《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Xue Chen, “Age of Emperors：Divisibl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ao World Order in Continental East Asia, 900-1250, ”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49(2022), pp.45-83.
[19]关于其讨论, 参见Paul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 T'oungPao, Vol.ⅩⅩⅥ(1929), pp.201-266；Karl Menges, “Altaic Elements in the ProtoBulgarian Inscriptions, ” Byzantium, Vol.ⅩⅪ(1951), pp.85-118; Chen Sanping,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12, No.3 (2002), pp.289-325.
[20]白鳥庫吉：「室韋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451頁；J.Marquart,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 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14, p.84；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从语言论证女真、满洲之族称》，金光平、金啟孮、乌拉熙春：《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21]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2]关于契丹政治名号中的回鹘源流之研究，参见Karl H．Menges, “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 ń (Liao) and QaraQytaj(si’Liao),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Tomo ⅩⅦ(1951-1952), pp.68-79；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443页；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契丹突厥札記」、『遼金史與契丹、女真文』、京都：東亞歴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127-139頁。
[23]孙昊：《渤海国靺鞨部族官称蠡测》，《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24]相关讨论，参见孙昊：《说“舍利”——兼论契丹、靺鞨、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2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关于世界历史与边疆形塑历史合力的讨论，参见孙昊：《世界史论说中的中国边疆及其省思：古畑徹〈渤海国与东亚〉书后》，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1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57-4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