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婉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符号启用与再造》论文中，援引建构主义理论，将《四库全书》在近代社会各种文化场景上的应用，解释为相关各方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符号化运作。该文重点围绕《四库全书》的影印过程展开，主要考察在新的印刷技术条件下，中外政府所投入的影印计划及相关行动，说明传统文化符号在国家国际格局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自塑”与“他塑”两方面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原文较长，今征得作者同意，特分两期编发此文，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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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运作，通过文化手段建立广泛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内对外都有利于现政权的维持与巩固。考索《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的符号化历程，是从1918年末初登国际舞台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奉命考察欧美各国，并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上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却未能摆脱受人宰割的境遇，因而被举国定义为一场失败的外交。可即便如此，这仍是民国政府主动踏入世界政治中心、介入国际事务的开端，时人论称“吾国插足世界舞台当以此和议为始”。叶恭绰借助此次考察机会，大力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国文化，“对于《四库全书》，尤致意焉。于是《四库全书》之名，始喧腾于法国通儒院”。当然，《四库全书》“西方首秀”的成功，除了政府代表主动推举外，还由于其恰好因应了当时西方国际社会对战争创伤的文化反思，“盖其时欧战方终，西方人士，观物质文明之为害，颇欲引用精神文明以补救之”。受《四库全书》文化符号输出成功的激励，叶恭绰趁热打铁，致电总统徐世昌，提议在国务会议上对《四库全书》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在巴黎大学中设立中国学院，每年对其补助两万法郎用以外国学者研究《四库全书》，并拟以180万法郎在所设中国学院内建筑四库图书馆以贮藏《四库全书》等。影印出版之事，亦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20年 10月11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任命朱启钤为监印《四库全书》总裁，称《四库全书》“前之分存七部，仅余其三”，而“中外人士，多有以印行为请者”，故影印之事应“迅速从事，以传扬文化之至意。化身千百的影印出版活动，可视为文化符号向下游广大社会舒展与延伸的繁殖行为。北洋政府之所以热心此事，一方面固然有传扬中国文化、助力重塑国家形象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西方对于实际掌权的直系势力的支持。在筹印期间，徐世昌还派朱启钤携带影印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赴欧美、日本等国，将其赠与各国元首及各大学图书馆，此举进一步提高了《四库全书》的知名度及关注度。此次以政府之名“兴师动众”开展的影印计划因“库款支绌”而宣告失败。在随后的十三年时间里，以政府为主体的跃跃欲试影印《四库全书》的行动还有两次：1925年皖系军阀掌权的北京临时执政府重提影印《四库全书》，因战事爆发与段祺瑞下野致使计划无形破灭；1928年由奉系势力执掌的奉天省政府通告全国计划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却因负责主持影印事项的杨宇霆被杀害而使计划不了了之。直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商务印书馆以官商合作的模式订立出版合同，最终以选印而非全印的方式，历时一年于1935年7月印成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是《四库全书》长达十三年影印之路的最后结晶。在这个充满荆棘的慢长跑中，不同权力派系的中央政府都表现出对《四库全书》强烈的兴趣，说明他们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符号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上的强大功用。![]()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书影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便已议定，从按合同赠予政府的部分中抽取八套，“赠送欧洲各国著名图书馆八处，每处各赠一部”。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全部出齐，美、英、苏、法、德、意、西班牙、瑞士等13个国家及国际联合会图书馆等均获受赠。如果说《四库全书》的影印是一种通过复制行为进行传统文化符号的自我繁殖，那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作为国礼的广泛赠送，则可视为通过主动推送完成传统文化符号的向外传播。无论复制还是传播，都是政府的有意为之。政府的这种文化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它自一开始就超越了《四库全书》文本自身的文献属性和阅读内涵，将重点落在国家与民族表达的象征意义上。这个以我为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在建构理论中称为“自塑”。![]()
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国家形象的建构不是单向的，而是“自塑”与“他塑”两方面力量交互作用共同完成的结果。“他塑”亦称“他国建构”，指的是他国对于该国输出的文化符号的回应与反馈，并以之为基础建立对该国形象的认知与行动。得力于叶恭绰欧美考察期间对《四库全书》的大力揄扬，《四库全书》作为“中国文化之精华”的印象在西方深入人心。1920年5月法国总理班乐卫（Painlevé）来华访问时，专门提出以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的倡议。班乐卫是近代为数不多到访中国的西方首脑，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外交局面。在他为期三个月的逗留中国期间，曾与多位政要及文化、学术界人会面磋商，提出“联合中西各大学各图书馆在华重印《四库全书》赠售于世界各国”、“重印《四库全书》共二十五万卷”等具体建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内1920年《四库全书》筹印计划的诞生，是针对班乐卫提议的外交回应，也是从班乐卫“文化外交”得来的启迪，因为班乐卫声称，他此次来华访问是专为“沟通中西文化”而来。文化符号作为外交载体的价值于兹得以体现。除法国外，1926年美国政府曾就使用庚子赔款翻印《四库全书》提出过相关意向，并就此事与梁启超进行了磋商。美国政府计划拟以庚子赔款，仿照华盛顿图书馆样式，在北京北海公园建设一大型图书馆，《四库全书》翻印而成后，庋藏于该图书馆内。可惜计划停留于纸面未见下文。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对《四库全书》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德美对于《四库全书》采用的是“提出倡议，操作自理”的模式，而日本则希望它全程参与，甚至以日本为主导。1923年，日本众议院及贵族院通过了一项名为《对支（华）文化特别会计法》的法案。该法案亦提及庚子赔款，决定以其一部分支持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法案通过后日本设立由日人全权把控的“对支（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及“对支（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项目实施的相关机构，并先后提出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及影印《四库全书》等的工作设想。《黑白半月刊》就曾刊文称“日对华文化事业协会，现正计划翻印保管于伪国立图书馆之《清朝实录》及《四库全书》”。提议虽然因为中日最后皆呈消极态度而无果，但却为日本针对《四库全书》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并逐渐彰显出其更具侵略性的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之态度。1927年，“东方文化事业”在华项目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其主要研究课题。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与中国接触的时间不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对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四库全书》，也必然认识粗浅模糊。但即便如此，由于对古代中国“神秘而富饶”的想象以及近代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做出的努力，大部分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皆呈现接受甚至崇敬的态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作为国礼受赠时，得到了受赠国的高规格礼遇。先是被驻各国领馆接受，再转送至各大图书馆，其间的授赠仪式非常隆重，已然构成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以苏联为例，1936年3月列宁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授赠仪式，选择在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是苏联专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协会组织。参与受赠典礼的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第二司司长及情报司长等高级官员，以及列宁图书馆副馆长及人员，还有大量媒体记者；民国政府亦选派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吴南如作为赠书代表。参与典礼的人员身份、仪式规模、会场装潢等，处处体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非同寻常的规格，它使得远渡重洋的《四库全书》成为真正意义上被接受的国礼，为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做出了贡献。![]()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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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8世纪末的《四库全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然老树新花，成为人们频频热议的对象。本文援引建构主义理论，将《四库全书》在近代社会各种文化场景上的应用，解释为相关各方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符号化运作，其要在于《四库全书》被标举为与西学大潮相颉颃的“国粹”。“国粹”作为一种源生于本土传统的价值表述，天然带有民族主义的印记，在饱受列强欺凌而屈辱感深重的近代中国，对国粹的阐扬，有助于对内提升民气，强化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对外则可作为民族特有的显豁徽记，用以拓展国际外交，提升本国的政治文化形象。《四库全书》正是在此符号功能上得以重启和新生。本文着墨的重点即围绕着《四库全书》的影印过程展开，主要考察了在新的印刷技术条件下，中外政府所投入的影印计划及相关行动，说明传统文化符号在国家国际格局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自塑”与“他塑”两方面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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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入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塔东亚图书馆
朱晓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生，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讲师。注：1.本文原载《出版科学》（2021年5期），已取得作者转载授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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