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始末(上篇)

文摘   2024-11-10 16:30   浙江  

抗日战争期间,藏于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免遭战火威胁,一路西迁,其中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在贵阳保藏了近7年时间。赵青、钟庆两位先生结合近年来披露的史料,对这段鲜为人知的贵阳保藏史做了细致入微的梳理,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四库全书》是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一套大型百科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共收录3462种图书,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

为保护好国宝《四库全书》,先后抄写七套,仿宁波天一阁,修建七座藏书楼,分藏七套《四库全书》。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又称江南三阁)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江南人文昌盛,乾隆皇帝特准南三阁开放可供士子们阅览。

经历多次战火,已有三阁藏书被毁。咸丰三年(1853年)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文汇阁被毁;咸丰十年(1860年),文源阁在圆明园大火中被毁。三阁之《四库全书》在大火中几乎都已损毁,但也有少量流落民间,引无数学者竭力搜寻,曾国藩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曾国藩是著名藏书家,他委托金兰好友、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在江南寻访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遭战火后散佚情况。所得甚微,但成就莫友芝为一代版本目录学大家。

幸存的四阁《四库全书》,也是命运多舛。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这其中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磨难最多。   

▲文澜阁旧影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从文澜阁修建时就已开始。据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史》,文澜阁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浙商捐建,入藏《四库全书》和康熙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咸丰十一年(1861年),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文澜阁被毁,阁书散失。所幸经杭州藏书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竭力抢救,历经10余年寻访,找回近万册。重建文澜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浙江学人的自觉使命。

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不足1年即建成。光绪八年(1882年),由丁丙主持重抄阁书,历时7年才大体完成,尚有小部分未抄录。

清末新政改革,宣统三年(1911年)建成浙江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浙图)。随即中华民国成立,阁书入藏浙图。首任馆长钱恂主持补抄,自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历时8年。本次补抄开始于1915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当时财政经费困难,他向浙江人发起筹款抄补阁书,抄写人赴京,参照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补抄。本次补抄始于1923癸亥年,故称“癸亥补抄”。

民国十五年(1926年),历经数十年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全部补齐。谁能想到,仅仅11年后,阁书再遭劫难,踏上漫漫西迁路。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三次补抄后得以完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凝聚浙江学者数代人心血的《四库全书》又面临被摧毁的危险。

据龚玉和《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一文:7月中旬,奉教育部之令,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将馆藏阁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共计阁书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阁书及善本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起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沛的西迁岁月。

西迁途中,时遇敌机轰炸,从富阳到建德,再到龙泉,半年时间,迁转三处。一同西迁的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安排协助送书籍到建德。

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致电浙江,提出“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但浙江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消极应对。竺可桢深为国宝担忧,遂筹集2000元垫付到贵阳经费,派遣浙大教授李絜非作为教育部代表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旅途。浙图和浙大都开始向贵州行进。

▲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路线图

1938年3月27日,包括阁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泉起运,护送人员为浙大教授李絜非,浙图保管员毛春翔、虞佩岚,其中以毛春翔保护阁书时间最长。抗战期间,毛春翔护送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重庆等地,是护送、管理国宝的功臣。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记载,阁书经福建蒲城,乘汽车至浙江江山。江山峡口一带地势险峻,一辆运输车不慎侧翻,11箱书翻落池中湿水。只好另雇车辆星夜运往江山县城城隍庙天井晒书,但因浸水时间过久,晾晒两日,仍有水渍。

因时间紧迫,不宜久留。尚未足够晾晒的书籍又装箱启程。阁书经江西,过湖南,由长沙经湘西运达贵阳。

到贵阳后,打湿的11箱3000余册书,又经每册每页细心揭开,一页一页翻开晾晒,历时好几个月才完成此项工作。所幸最终湿水书籍基本恢复原貌。
▲《毛春翔文集》书影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国宝,由教育部直管,相关事宜均需教育部批准。在贵阳时由浙江省教育厅、贵州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共同管理。

当教育部决定将阁书交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以下简称贵图)代管时,贵图成立还不到1年。1936年2月,贵州省政府决定创办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前政府委员、贵州首任教育厅厅长、麻江人周恭寿兼任馆长。还未着手创办,周恭寿因事辞去馆长职务。随即由孙培树开始筹办,因为馆址难以确定下来,筹备工作推进困难。到1936年12月,馆址终于确定在棉花街旧粮道署(今科学路)。1937年2月,孙培树离职,又派贵阳一中校长蓝端禄出任馆长,筹备工作进展迅速。1937年5月5日,贵图正式开馆,蓝端禄是开馆后首任馆长。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阁书在贵阳期间的保管员由浙图派遣。到贵阳后的第一任保管员是夏定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夏定域受聘为浙大教授,柳逸厂接任。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柳逸厂因病辞职,毛春翔接任。

据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四库全书〉》一文,贵图不仅提供场地,而且一直承担在贵阳期间的行政管理工作,前后两任馆长蓝端禄、韩钟琦,职员杜光炎、杨渔卿、姚梦锡都先后参与库书清理和曝晒工作。

根据教育部安排,浙江大学负责督察。校长竺可桢一直关心阁书,多次视察,又派遣浙大教授杨焕镳、祝文白、方豪等参与阁书曝晒工作。多方共同努力,使阁书在贵州的六年半时间里安然无恙,书籍品质未受损害。

1938年4月30日,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图总务主任史美諴护送阁书终于到达贵图。贵州非常重视国宝的到来,相关事宜均上报省教育厅。

据贵图馆长蓝端禄提交教育厅的报告,阁书抵达后,贵图当即布置馆内储藏地。教育部代表李絜非,在贵阳3日后即乘原车返汉,向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史美諴在贵图职员协助下,开箱清点整理,每箱照目录清点整理之后,亲自加封钉好,于5月20日清理完竣。史美諴随即返回浙江,浙图派遣夏定域担任阁书在贵阳的第一任保管员

6月1日,贵图馆长蓝端禄呈报图书清点情况: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据蓝馆长1939年初发表的《贵州省立图书馆概况》一文介绍,此时贵图自己的藏书有教育厅移交的图书2.5万余册,自购图书5000余册。加阁书4万余册,整个贵图藏书达到7万余册,馆舍不敷使用。

由于当时贵图的馆舍面积狭小,藏书条件有限,又因地处市中心,有遭空袭的隐患,贵州省教育厅垫资2400元(经费应由教育部出)在西郊购买了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的张家祠堂,用作贵图藏书库。
威清门外西北处张家祠堂(1938年贵阳市街图局部)

1938年9月28日,140箱阁书与贵图的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转藏张家祠堂书库。派驻贵州的浙图保管员夏定域驻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阁书。但张家祠堂离城实不远,仅2里,且近公路,空袭隐患仍未解除。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四轰炸”。此次轰炸主要在贵阳市中心区,大十字一带的文化机关,如中央通讯社办事处、中央日报社营业部、贵州晨报、革命日报、省立民众教育馆及商务、中华、世界、北新各大书局;金融机关如中央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中央储蓄会等被焚毁,灾情惨重。

据《贵阳通史》载,共炸毁或烧毁街巷42条、房屋1326栋,遇难者597人,伤1342人。另据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写的《战时敌机空袭投弹表》记载:在抗战时期,贵阳共遭受空袭10次,伤亡共1939人。

大空袭后,出于安全考虑,贵图提出将张家祠堂所存阁书移存贵阳北郊距城8里的地母洞内。

▲轰炸后的大十字一带


作者简介
赵青,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黔学研究院研究员
钟庆,贵州乡贤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1.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第六轮重点学科建设“黔学(ZDXK202303)”阶段性成果
      2.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已获得转载授权,谨致谢意。
      3.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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