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符号启用与再造（一）

文摘 2024-03-08 16:30 浙江

朱晓婉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符号启用与再造》论文中，援引建构主义理论，将《四库全书》在近代社会各种文化场景上的应用，解释为相关各方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符号化运作。该文重点围绕《四库全书》的影印过程展开，主要考察在新的印刷技术条件下，中外政府所投入的影印计划及相关行动，说明传统文化符号在国家国际格局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自塑”与“他塑”两方面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原文较长，今征得作者同意，特分两期编发此文，与读者分享。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形象并非内生于其自身，而是被建构于国际体系之中。换句话说，国家形象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交往互动而被对象国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折射。文化符号作为互动的重要媒介，被视为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重要工具，以及话语描述和话语建构竞相博弈的重要载体。有“文化渊薮”之称的《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的重启与“再造”，恰是作为深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被民国政府与西方列强同时选中，承担着这种国家形象建构的功能。本文所讨论的中心，即借助建构主义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复出的文化命运，考察其在实际运作中的切入视角及具体运用场景，窥见文化符号如何成为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凭借。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书影

建构主义理论有一段关于“社会性建构”的论述，它认为相较于物质性建构，社会性建构对于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形成而言更为重要，即国际政治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共有观念，亦可称作共有知识或文化，其形成的基础是国家的自有知识。通过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国家自有知识转化为国际体系共有知识与文化，进而确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利益和行为。所以，国家的自有知识是建构国家形象的前提与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的自有知识即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

在近代中国，新旧政权以革命的形式交替，从而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的断裂。新兴政权根基的初建不稳，封建帝制思想的残余顽固，再加上西方文化价值的大量涌入，导致当时社会思想混乱的中国，并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新政权从稳固政权统治的需要出发，其迫切的任务是建立起全国人民广泛性的共同价值认知与民族国家认同。

由于过去的痕迹都由历史的战胜者留下，他们掌控文字、宫殿与庙宇等保留着集体记忆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现代民族会承袭前民族国家，从旧政权中汲取文化认同。年轻的民国政府亦如法炮制，他们将目光投向最为大众接受认可的传统文化符号，从中谋求形成国家认同的思想文化基石。这一趋势比较明显的体现在于民国政府“传统”的治国方针及民国初期国粹思潮的抬头。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章炳麟、黄节、邓实等，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提倡“复兴古学；同时，他们也大都曾身居要职，他们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彼时政府的文化政策与治国方略。

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体系框架之下，国家首先必须要参与到国际交往之中，才有可能被赋予国际认可的国家角色身份。近代以前的清政府闭关自守，国际间互动与交流的信息通路阻塞，国际政治与变革的参与度低，国家身份与国际地位的表达与要求近乎于零。迨至国门被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之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清政府覆灭以后，民国政府有意识地向先进西方世界靠拢，积极开展与他国的信息交流与传播，以获得国际强大政权的承认与支持。由于传播关系涉及分享信息符号，因而蕴含着国家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共有观念建构的基础，便成为国家形象话语描述与建构至关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它对于中国国家角色身份的表达，以及引导世界认知中国，越来越显示出功能性的价值。

除此之外，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还有一重特殊的作用，即符号间对抗。近代以降，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主流思潮，甚至主张中国的文化及政治建设应当“全盘西化”，显示了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激进态度。而过去一旦成为被批判和被改写的对象，此刻的史料批评，就不完全是为了真理与科学，更多是为了与传统对立。与此同时，捍卫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的社会力量依然大量存在，不仅宣传国学的国粹主义者，积极搜集、校勘、编纂具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典籍文献，出版界的古籍整理和出版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大规模开展起来，在1930年前后甚至一度出现了古籍出版的高峰。这种对传统的回归，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纽带，与当时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符号展开对抗，使之成为中国在应对外来文化符号冲击与同化时的一道民族文化保障。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内页

很显然，在一个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席卷而来、传统日益遭到冲刷侵蚀的新的时代里，只有那些长期沉淀在国民记忆之中、历史感深沉厚重的文化遗产，才适合国家从传统资源中作为“文化认同”的调用征集对象，充任为有象征功能的传统文化符号。《四库全书》在近代被选中，自有其内在的理路。

▲乾隆像

首先，《四库全书》一开始就有最高行政级别的官修身份。自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赐名动议纂辑开始，从编纂到流通的整个过程，皆呈现鲜明的“钦定”色彩。官方对于政治文化职能的运用尽显其中，为其赋予了无形的政治文化聚敛功能。前期的征书工作历时七年，其间清廷制定了多种表彰办法并以行政手段推动征集进程，终集取内府本、赞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六项来源万余种书，后经四库馆官员筛选、加工、删改、审核，送呈御览，确立底本。接下来的底本抄写，先后选拔了3800余人，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四种官职，担任抄写工作。这种钦定性质的国家文化工程，赋予了《四库全书》权威性的历史形象，这是其后来符号身份授予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空前的一套大型丛书，一开始就抱持着“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的编纂目的，最终成书3460余种，共计7.9万余卷，3.6万余册。这种集“文化渊薮于一身”的巨硕体量，本身就具有声势夺人的先天优势，从后期时代符号征用的诸多待选文献遗产中脱颖而出，实为顺理成章之事。

再次，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并非仅服务于皇室的深藏宫中人不识，而是在编成之后，除底本外又调用大量人力物力，耗时数年，分别誊抄了6套。总共这 7 套书，清室建南北七阁专门贮藏——北京宫中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旧宫之文溯阁，被称为北四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西湖之文澜阁，称为南三阁。尤其南三阁所在区域，均为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在制度上特许藏书对士子们开放，这种流通流动的结果，使得《四库全书》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因而成为一种很容易从人们记忆中浮现并被指认的历史文化符号。

▲杭州文澜阁

如果说，《四库全书》这种“钦定”“官修”“巨硕”的国家文化工程性质，使其声光凌驾于任何文献遗产之上，天然具备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原生性优势，那么，到了新旧嬗递、文化更仆的民国时期，脱离了前清初肇语境的《四库全书》，却作为话题对象频频出现在各新闻报端，则表现出《四库全书》在新时代环境下意义的扩容和流转。调用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图主要是面向现在和未来，而非对传统的祭献。它是现下人们从现实需要的立场出发，对其固有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二次再造，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对其原生意义的吸收和涵融，还是对其遗产价值的扩充和改造，都意味着这一文化遗产属性已被嫁接到新的论述框架中而具有再生性的新文化品质。

据笔者对《申报》上《四库全书》词频情况的粗略统计，涉及有关《四库全书》的买卖、南迁、影印、选本、续修、海外赠送等方面的内容共计1489条，其中新闻报道、法令法规、往来信函、社论杂谈312篇（见图1）。只要细读这些新闻报道上的文字和有关各方辩难争论的文本，我们总能看到熠熠其间的“国粹”论述。当1922年、1923年报上两次爆出清廷遗室计划将《四库全书》“售卖”“抵押”给日本人的消息时，舆论界一时沸腾，对之进行口诛笔伐的主要立论依据有二：一是认为“此书为全国人所注目之国粹”，“为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一国国粹之结晶品也，稍有人心者必不肯以轻轻代价断送立国之国粹也”；另一个立论基础是认为《四库全书》为国有财产而非“清室家产”，“查《四库全书》为我国图书渊薮，非同一家之私产可以自由售卖”，将清室的售卖行为视为“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

“国粹”云云，是一种以“国家”为概念单元的抽象价值提炼和徽记性符号表述，而其背后正潜隐着一个不言自明的世界政治体系论述框架。国家公产的表述亦是近代才产生的现代观念，由清室家产到国有财产观念的转变，为《四库全书》进入公共领域铺平了道路。各界随之纷纷提出影印、续修等要求，其中以全国最大的民营商业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为积极，全本影印计划几次见诸实际行动而最终不果。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商业性出版机构，甘愿冒巨大商业风险影印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从商业理性的视角来看，应该不完全是像它声称的那样只是为了保存文化，它一定同时看到了《四库全书》作为“国粹”被普遍认可的文化现实，基于这种判断而来的乐观市场前景预期，才是它下决心对其影印的最大动力。通过考察商务印书馆这一商业行为的意义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四库全书》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在民国时期被确认的潜在事实。而商务印书馆几次影印计划功败垂成，固然因为时局不靖，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政府有关部门以为其中有利可图，以“《四库全书》由国家刊印”“中央现正筹印此书请勿复印”等理由从中作梗所致。可见《四库全书》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属性在政府层面也是被大大认可的。

▲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作者简介

朱晓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生，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讲师。

注：1.本文原载《出版科学》（2021年5期），已取得作者转载授权，特此致谢！

2.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问题，请留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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