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研究工作以保存、整理补抄和西迁的相关史料为主，同时，也搜购遗失的阁书，考证相关史实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与此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宫云维教授与浙江工商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戴颖琳共同撰写发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长文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因原文较长，今征得作者同意，特分期编发此文，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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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库全书》研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出现了一批卓有影响的著作。如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崔富章先生的《〈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周积明先生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司马朝军先生的《〈四库总目提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但上述著作中，仅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关系密切。该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均有章节探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问题，涉及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续缮与校订、续藏与阅览、复校、装潢与庋藏、亡佚，以及文澜阁的建置等。乘此东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也出现了长足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了顾志兴先生的《文澜阁与〈四库全书〉》——这是第一本专门介绍和研究文澜阁和《四库全书》的著作。大致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
▲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书影
正如前文所言，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世界藏书史上的一个传奇，演绎这一传奇的保护和传播阁书的功臣，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历史铭记。陈训慈先生早年撰《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即属此类。新时期的四库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文章。如林祖藻《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第666～675页）、刘亮《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华夏文化》2011年第2期）、汪帆《张崟的四库学贡献》（《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杨斌《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移》（《中国档案》2013年第10期）、朱炜《江南有完秩，补阙到文澜——张宗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半个世纪情》（《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5年第3期）等，分别探讨了陈训慈、张宗祥、张崟、竺可桢等对文澜阁《四库全书》保护和传播的杰出贡献。此外，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赵春华《护卫国宝，青史永记——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时初迁富阳渔山记述》（《浙江档案》2008年第9期），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世纪》2010年第4期），鲍志华《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苦旅线始末》（《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4期），袁媛、刘劲松《抗战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考察》（《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韩卓吾《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创奇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799期），徐忠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西迁之路》（《党史纵横》2015年第10期），等等，虽然没有具体表彰哪一位个人，但总体上属于对补抄和保护《四库全书》西迁的表彰。第二，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众所周知，现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残书”（“残卷”），因为其中2/3以上的内容是后来补抄的，不是原抄。但正是因为有了后来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提升。张崟撰《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阁书经乱后，虽残缺，赖抄配得完，似与原来面目微有殊致，但有因抄补而转较原著录为更可宝者在焉。”[5]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响应者并不多，也鲜有人去继续挖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张崟的基础上，撰写论文，挖掘和肯定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如林祖藻《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谷响集”谈起》（《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之价值》（《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高明《〈网山集〉文澜阁四库本、文渊阁四库本异文掇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6期），童正伦《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述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2年第4期），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及价值》（《晋图学刊》2013年第1期）等，从不同角度，挖掘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价值，证实张崟之结论。![]()
▲从左至右，依次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丁氏光绪补抄本、钱恂乙卯补抄本、张宗祥癸亥补抄本书影
史学研究贵在创新，新史料的发现则是史学研究创新的基石。以往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是依赖早期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等所整理的资料。[6]即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身，由于多年来“养在深闺”，见一面尚且困难，更不必说运用其进行研究。好消息是，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终于在2015年5月正式出版。这对于广大的《四库全书》研究者乃至文史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对此，杭州出版社官方网站对该书有如下介绍：![]()
▲《文澜阁四库全书》精装影印本由杭州出版社、浙江图书馆和绿城集团合作整理出版，浙江文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以下特点和优势：一、内容更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文澜阁本在补抄过程中据善本予以补齐。据初步估计，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四库全书》多出8000卷，其中有的为不同版本分卷不同所致，有的则为补全原本漏抄内容。二、版本更优良。丁丙、钱恂、张宗祥等前辈组织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时，从事者均为版本目录学专家，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善加拣择，比其他阁本更具版本价值。三、面目更真实。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出于满清统治的需要，四库馆臣对书籍中的“违碍字眼”多有删改，遭到后世学者的非议。而在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时，被四库馆臣删改的文字据原本得以恢复。[7]
无论如何，该书的出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乃至整个四库学的研究，都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文澜阁四库全书》精装影印本由杭州出版社、浙江图书馆和绿城集团合作整理出版，浙江文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其实，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相关史料，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陆续被发现和整理。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陈训慈《运书日记》的整理出版。陈训慈1932～1941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策划者和直接领导者。抗战胜利后，他又是促成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回杭州的功臣。因而，其日记中有关搬运《四库全书》的记载，对于了解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西迁有特殊的价值。1991年，陈训慈九十华诞时，曾将三册日记捐献给浙江图书馆，编号为《丁丑日记》第一册、第三、第四册。2000年，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征得陈训慈哲嗣的同意，将其中有关搬运《四库全书》的史料整理出来，以《〈陈训慈日记〉中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迁徙事摘录》为题，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上。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先生也曾“在偶然的场合中”得到陈训慈日记手稿三册，其中题名《丁丑日记》第五册《运书日记戊寅日记之一》所记，正好是1938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头两个月途中之事。2005年、2006年，周振鹤先生将这两册日记整理出来，以《陈训慈及其〈运书日记〉》为题，分别发表在《近代中国》第十五辑、第十六辑上。2013年，又将两册日记以《运书日记》为名，并附上前揭徐永明教授之文，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训慈《运书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书影
此外，尚有洪丽亚《文澜阁归书图卷资料述略》（《东方博物》2005年第2期）、杨斌《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第3期）等史料，陆续被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张廷银先生《晚清藏书家丁丙致袁昶手札》（《文献》2007年第4期）、赵天一先生《丁丙致陈豪手札释读》（《文献》2012年第2期）等，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2017年6月，浙江大学陈东辉先生主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由杭州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卷前提要”抽出来，连同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并附有《文澜阁志》《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等十三种近现代学者关于文澜阁的重要著述，汇成一编，皇皇三十大册，以冀“一编在手，如指诸掌”，实属锦上添花之作。第四，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南文化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乾隆皇帝之所以设南三阁，其本意旨在嘉惠士林，推广文治。这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的诏谕中说得非常清楚：前因江浙为人文渊薮，特降谕旨，发给内帑，缮写《四库全书》三分，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庋一分。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8]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再加发谕旨，要求内阁督促江浙督抚等允许士子到南三阁中抄阅：《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觅。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9]
藉是之故，浙江地方官员特按上谕派遣官员管理文澜阁《四库全书》，公开向社会开放，允许士子入阁读书抄录，甚至借阅。据有关材料记载，曾在文澜阁抄校或读书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至少有汪中、孙星衍、刘凤浩、朱绪曾、陈奂、谢启昆、钱熙祚、钱泰吉、陆心源、孙衣言等。例如，瑞安玉海楼主人孙衣言，就多次登阁阅览、利用阁书。孙延钊在《文澜阁、嘉惠堂与玉海楼》一文中，直称“清代文澜阁秘笈，实东南文献之渊薮”，并云“玉海楼所收温州文籍见于两谱者，往往为阁本与嘉惠堂之福帙”（《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例如，程惠新、高明著《文澜阁〈四库全书〉传抄本考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10期），即基于浙江大学所藏的22种文澜阁本传抄本（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底本而抄录的本子）进行了研究。遗憾的是，此类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
▲文澜阁![]()
以上是笔者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历史的初步梳理。从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迄今为止，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三次补抄、西迁史料的整理和对有功之臣的表彰等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目前关于补抄和保护功臣的表彰，还仅限于少数贡献巨大者。更多的参与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和保护，包括补抄的工人、为补抄捐助费用者，还没有被提及，需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第二，除了陈训慈日记之外，其他参与补抄的学者还有没有关于补抄和保护的日记？还有多少名人手札中谈到过库书补抄？库书西迁过程中，有关地方有无相关档案？如果有，这些新史料的出现，必将推动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的深入。第三，除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的学术价值外，现存的旧抄本与其他阁书有何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这一工作随着阁书的影印出版，变得非常便利了。与此相关的是，对于现存旧抄阁书尚有多少存世，也应该加以统计和研究。第四，有多少学者和藏书家登文澜阁看过书？他们抄录过哪些阁书？为什么要抄录？换言之，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江南文化？又是如何影响的？这对于凸显《四库全书》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传承，是有巨大意义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以上是笔者简单想到的几个方面。相信，随着影印本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面世和《四库全书》申遗工作的推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书影
[1]关于《四库全书》之完全庋藏文澜阁的时间，限于史料，尚难以详知。据《汪容甫年谱》，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尚未完全送阁。此据黄爱平先生说。见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2～163页。[2]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杭州出版社，2004，第128页。[3]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332页。[4]顾颉刚：《文澜阁书目索引序》，《燕大月刊》1930年第6卷第2期。[5]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161页。[6]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文献集成》丛书第20册，收录了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7]http：//www.hzcbs.com/news/show/？id=55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将来江浙文汇等三阁分贮全书许读书者领出传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68页。[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189页。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戴颖琳，浙江工商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注：原文发表于《四库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0-200页。正式推送中内容有调整，已取得作者同意，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