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研究工作以保存、整理补抄和西迁的相关史料为主,同时,也搜购遗失的阁书,考证相关史实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与此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宫云维教授与浙江工商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戴颖琳共同撰写发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长文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因原文较长,今征得作者同意,特分期编发此文,与读者分享。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现存四部《四库全书》之一,也是乾隆时所纂修的七部《四库全书》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部。由于历史原因,该书经历了三次补抄,方成完帙。抗战时期,该书又历经西迁,辗转流离,始完璧归杭,创造了世界藏书史上的一个奇迹!唯其如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迥然有别于其他三部《四库全书》,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另类”。因而,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将极大地丰富“四库学”研究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史的梳理,进一步剖析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有助于“四库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书影
《四库全书》之庋藏文澜阁始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约至乾隆末年完成。[1]但文澜阁《四库全书》却没有北四阁那么幸运。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阁圮书散,“峨峨之杰阁欹,煌煌之宝书散,残余者狼藉盈地,几等沾泥之絮矣。不胫而走,则或归有识之家,或归无知之贾竖。藏家得之,尚为书幸,一入蚩氓之手,则卤莽灭裂,无所不至。惜字者,则妄为焚化,阴蹈祖龙之覆辙而不知;贪小利者,则散册解钉,撕供裹物,留下市上,几同常事”。[2]其时,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乙兄弟避难西溪,偶然发现留下市场上有用四库书纸包裹食物者,乃集合胆大者数人,冒着生命危险,乘夜俯拾,得失散之阁书数千册,陆续藏之西溪。后来丁氏兄弟又将所收之阁书运到上海,加以保护,直至同治三年,杭州光复,才运归故里。回杭后,丁氏兄弟又出资购求其他散佚城乡者,加上徐葵之所收集者,共计约9060册,藏之于杭州府学尊经阁。这就是著名的丁氏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其时,文澜阁《四库全书》所存者不足原书的1/4。为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回复原貌,光绪八年(1882),在浙江官绅的支持下,丁丙主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本次补抄,自光绪八年(1882)至二十三年(1897),丁氏兄弟共计补抄3103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为3434种,合订总册为34769册,超过原书的十分之九已补抄齐全。1910年,浙江图书馆建馆。次年6月,经浙江咨议局议决,并浙江抚院核准,文澜阁藏《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保管。1912年,钱恂出任浙江图书馆总理(馆长),开始策划阁书的补抄工作。1915年,在钱恂的主持下(时已离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第二次补抄工作正式开始。到1923年,历时八年方告结束。由于1915年是农历乙卯年,所以这次补抄又被称为“乙卯补抄”。此次除补抄《四库全书》外,还从书肆中补购了旧抄本182种268卷。▲丁丙、钱恂、张宗祥三位先生先后组织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1922年,著名学者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开始筹划、主持第三次补抄工作。此次补抄从1923年春天正式开始,到1924年12月竣工,计抄书4497卷2046册。次年又重校昔日丁抄213种5660卷2251册。至此,“全书完备,交图书馆仍贮阁中”。[3]因为1923年是农历癸亥年,所以这次补抄又称“癸亥补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战全面爆发,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免遭日本人的算计,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和他的同人们,为保护和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进行了一场堪称伟大的库书西迁运动。西迁从1937年8月1日开始,一迁富阳,再迁建德,三迁龙泉,四迁贵州省图书馆,五迁贵阳张家祠堂,六迁贵阳地母洞,七迁重庆青木关,历时9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六省,最终于1946年顺利返回杭州。▲抗战期间组织文澜阁库书西迁的浙图馆长陈训慈及其所著《运书日记》文澜阁《四库全书》从补抄到西迁,再到回杭,是一部历史传奇大戏。这部传奇大戏的主要演员,则是那些为补抄和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浙江藏书家和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因而,早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围绕上述“剧情”而展开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方面。事实上,早在清末丁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当时丁抄本的主要参与者、曾负责管理文澜阁书库的王同就著有《文澜阁补书记》,详细记叙了当时补书的过程。丁抄本完成后,主持文澜阁事的孙峻、孙树礼,又根据阁中的档案资料,编撰了《文澜阁志》。是书凡两卷,另有卷首和附录。卷首收录乾隆皇帝与文澜阁有关的诏谕三道、御制诗三首,光绪皇帝关于修复文澜阁的诏谕一道。卷上为文澜阁之建置、图说,以及同治、光绪间修复文澜阁及抄补阁书的往来公牍等,并附有《补抄阁书章程》《续拟抄书章程》等。卷下为文澜阁修复前后,学士大夫的相关吟咏诗文等。王同的《文澜阁补书记》也被收录其中。附录则收录了著名学者孙衣言等关于《书库抱残图》《文澜归书图》的题记、跋语等。该书的编成,保存了文澜阁最初的相关史料,尤其是丁抄的相关史料,对后来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第二次、第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史料,尚有钱恂曾编的《文澜阁现存书目》,记述其卷册之存佚与抄写之先后等。1929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杨立诚著有《文澜阁书目索引》,“举凡书名、著者、卷数、册数、架数以及写录之年月,莫不厘然详载于表”。[4]第三次补抄的重要参与者周庆云著有《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第三次补抄的主持人张宗祥1961年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的回忆性文章。因之,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三次补抄的史料,基本整理完备。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史料,则有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图书展望》1947年第3期)。毛氏时任浙江图书馆编目组干事,负责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抵贵阳,并负责保管阁书。1945年后,还担任过阁书保管委员会秘书。抗战胜利后,又奉命负责护送阁书回杭。他是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因而,该文对了解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极有历史价值。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1期),亦有所补充。搜购遗失阁书的工作,自丁抄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进入浙江图书馆时代后,遗失阁书的搜购工作是浙江图书馆的常态,被搜购的阁书一直被作为珍贵的“保存类”,经常见之于浙江图书馆主办的几本杂志中。例如,1922年第8期的《浙江省公立图书馆年报》中就有“保存类文澜阁本”。1934年第3卷第5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也刊有“文澜阁书之购回与新收图籍”一栏,重点介绍购回的文澜阁旧抄本《两宋名贤集》第186~188卷、第249~253卷。▲《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收录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图为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
与搜购遗失阁书紧密相关的,就是对相关阁书的校勘和考证。1923年,曾参与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单丕(不庵)发表了《跋补抄文澜阁书六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3期)。1927年,康爵发表了《文澜阁丁氏补抄夹漈遗稿校勘记》(《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7年第1卷第1期),即属此类。1932~1937年间,在浙江图书馆编纂组供职的张崟(曾任编纂组主任),先后发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史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新购阁本〈欧阳文忠集〉卷一至二十七校勘表》(《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年第2卷第4期)、《西湖文澜阁规制征故》(《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2卷 第1期)等论文。▲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内页(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1935年,张崟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该书从《四库全书》的编撰入手,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成书次第、《四库全书》与文澜阁之关系、文澜阁劫后重建问题、阁书燹后之补苴、阁书规制、浙图藏阁书之概况,以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要性等。书末还附有五个相关的表格等。该长文的发表,实集此前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之大成,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浙江图书馆百年学术论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收入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除了张崟之外,陈训慈撰有《丁氏兴复文澜阁书记》(《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君弢撰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今昔》(《图书展望》1937年第2卷第6期),洪焕椿撰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过去与现状》(《读书通讯》1948年第153期),等等。其他介绍和研究《四库全书》的著作中,也略有介绍和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章节。▲文澜阁
[1]关于《四库全书》之完全庋藏文澜阁的时间,限于史料,尚难以详知。据《汪容甫年谱》,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尚未完全送阁。此据黄爱平先生说。见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2~163页。[2]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杭州出版社,2004,第128页。[3]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332页。[4]顾颉刚:《文澜阁书目索引序》,《燕大月刊》1930年第6卷第2期。[5]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第161页。[6]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文献集成》丛书第20册,收录了孙峻、孙树礼《文澜阁志》,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7]http://www.hzcbs.com/news/show/?id=55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将来江浙文汇等三阁分贮全书许读书者领出传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68页。[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谕内阁著江浙督抚等谆饬俟所属全书排架后许士子到阁抄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189页。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戴颖琳,浙江工商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注:原文发表于《四库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0-200页。正式推送中内容有调整,已取得作者同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