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荐 | 首部《考证》研究专著：《〈四库全书考证〉研究》出版

文摘 2024-09-10 16:30 浙江

《〈四库全书考证〉研究》是张春国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库全书考证〉研究》的最终结项成果。2024年5月，《〈四库全书考证〉研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四库全书考证》为研究对象，对《四库全书考证》的版本、编纂、校记及其与其他四库学校勘成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该书的序言中，张春国的博士生导师江庆柏先生指出该书“是第一部对《考证》作深入研究的专著，值得庆贺”。今征得作者同意，特编发该书序言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考证》书影

《四库全书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是编纂《四库全书》时同时编纂的一部书，是四库学系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本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具体成果不多。张春国的《〈四库全书考证〉研究》（以下简称《考证研究》），是第一部对《考证》作深入研究的专著，值得庆贺。

《考证》既是为《四库全书》而作，则《考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自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四库全书》抄录了七部，另外还抄录了两部《四库全书荟要》（今存一部）。这几部书相互关联，但在编纂过程中也有各自的特点，由此使得《考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也错综复杂。理清这些关系，是《考证研究》首先需要做的。张春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考辨《考证》的版本，实际上是在稽考《考证》与四库本的各种关系。这部分的考证非常仔细，其得出的结论尤其值得关注。如谓“《考证》的编纂是一个客观的、动态调整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以变化的眼光看待这个过程，才能更客观地认识《考证》各个版本的差异及文渊阁本《考证》对清抄本《考证》的调整和改动”，等等。这些结论不仅是我们在研究《考证》与《四库全书》之间的关系时应注意的，也是我们在四库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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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是由清朝皇帝统领，组织满汉官员及知识人士共同完成的一项文化建设成果。《四库全书》的编纂，需要一个庞大的办理机构和办理人员。本书第三章对《考证》纂修机构与办理人员情况作了专门研究。四库馆运作分两处，翰林院四库馆与武英殿四库馆，书中指出“《考证》办理机构考证处隶属于武英殿四库馆”，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两个办理机构互相配合，提高了办事速度。当然也会因一些观念的不同，使得《考证》和四库本形成差异。这一点也是在相关四库图书的比较研究时应该注意到的。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书影

本书第四章、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两组关系，一是《考证》与文渊阁《全书》卷末校记的关系，本书指出文渊阁《全书》卷末所附校记与《考证》一书编纂无关，两者校记均源自底本，但系各自独立的校勘活动。两者比较，文渊阁《全书》卷末校记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校勘意义，而《考证》一书所载校记数量更多，校记选择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馆臣的校勘水平。二是《考证》与《四库全书荟要》卷末校记的关系，本书认为“文渊阁《全书》未全据《考证》校改最重要的原因，绝非仅仅由于誊录人员抄写失误造成的，而是源于《考证》大量校记系针对《四库全书荟要》，并非针对文渊阁《全书》”，这些结论均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最后阐述了《考证》的价值与不足，从多方面作了全面、仔细的分析。在本书《绪论》中，作者对《考证》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了充分说明。

《考证研究》分析精细，例证详明，这些都是本书的优点。

2011年，张春国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读博期间，学习非常刻苦，收集了大量资料。博士论文题目是《四库明人别集研究》。博士毕业后，以“《四库全书考证》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获得批准。本书即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与博士论文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多以明人别集为研究例证。原先的文献准备在新课题的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议添派覆校官折所附“功过处分条例”中，关于“考证”有如下说明：“如仅系笔画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可见当时的办理人员认为“考证”的内容包括“校改文字”与“文义考订”两个方面。永瑢等所说的“考证”并非是指《四库全书考证》此书，但《考证》明显是按照这两个方面去做的。王太岳等著此书，书名不题“校勘”“校正”之类，而作“考证”，说明其书不仅仅是文字的校订，还关注史实的辨证，即通过文献资料的比较来考核、证实或补充说明文献着录或历史记载存在中的问题。《考证》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

例如《考证》卷八十二收录有宋袁说友撰《东塘集》。《东塘集》卷一诗题《江舟纤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考证》云：“案：说友家传称为建安人，而此题听唱湖州歌有家山之感，诗中又有‘我家苕霅边’之句。盖宋南渡以后，士大夫流寓不常，其里贯则仍署祖籍。如韩氏居上饶，而自称颍川；吕氏居婺州，而自称东莱。是其例也。”考证解释了作者籍贯有建安、湖州两地的原因。这个考证对其它作者籍贯的考订也有同样的启发意义。又如《考证》卷八十三收录宋孙应时撰《烛湖集》，其集卷十九《和甄云卿诗》其二有句“谁贪上党误长平”。《考证》云：“案：应时卒于开禧二年甲戌，是年五月下诏伐金。此诗当为韩侂胄开边衅而作，故有‘上党’‘长平’之喻。盖豫知其将败也。”如此就将诗句的本意讲清楚了。这种考证对文章的理解和作者传记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些四库提要对图书的文献价值有概括的说明。但由于体例的限制，往往无法充分展开。《考证》所记则较为具体，可以很好地起到补充作用。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集部别集类着录宋夏竦撰《文庄集》提要谓“鲁宗道之为给事中”等记载：“史皆失书。凡斯之类，亦足补《宋史》之缺。”就简单一句，没有展开说明。《考证》卷七十七宋夏竦撰《文庄集》卷一《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鲁宗道可给事中制》考证则云：“案：《宋史·鲁宗道传》自拜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后但云‘再迁礼部侍郎’，而无给事中之除。《仁宗本纪》及《宰辅表》亦皆不载此制，可补《宋史》之阙。”《考证》说得非常具体。

《考证》根据具体内容，灵活采用相应的考证方法。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考证》书影

例如在原书尚在的情况下，《考证》特别注意四库本与原书作比较，从而校出四库本存在的问题。这是利用了对校法。这是一种简单明了、但极为有效的校勘方法。这种方法，通常都用在文字的校改方面。

在原书已佚的情况下，《考证》充分借助于内容相近的同类图书，或他书引用本书的图书，本书引用的他书，或记同一事的图书等，来进行校勘，也就是充分使用了“他校法”。因原书基本已经遗佚，使这部分图书的校勘非常困难。如宋吕颐浩撰《忠穆集》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作八卷。《考证》卷八十收录此书，缺漏错讹文字均依据其它文献来改正。如卷一《上边事备御十策·选将材》“李汉超守关南”句，《考证》云：“原本脱‘南’字，据《宋史》改。”卷五《论乞于邕州置买马司状》“昔马伏波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句，《考证》云：“原本‘马式’讹‘民式’，据《东汉书》改。”

一些地方《考证》也适当地运用理校法。如《考证》卷八十六元朱晞颜撰《瓢泉吟稿》卷一《游何山吊胡安定坟》，考证云：“原本‘何’讹‘雨’。案：胡安定以嘉佑五年十月十日葬于乌程何山之原，见蔡襄所著墓志及欧阳修所作墓表，今据改。”《瓢泉吟稿》原书已佚，仅有《永乐大典》本。《考证》通过传记所记其下葬地，判断标题原作“雨山”有误，应作“何山”。理校法实际是一种不得已使用的方法，但只要理据充分，同样可以得到准确的结论。

清代乾嘉时期是我国古代校勘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因编纂《四库全书》而形成的《考证》一书，其校勘方法体现了乾嘉时期校勘考据学的成绩，值得认真总结。

张春国在书中提出了形成“四库学”研究中的“四库《考证》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考证研究》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我们希望张春国继续努力，使《考证》研究进一步深入，取得更多的成果。

江庆柏

2024年3月

序作者简介

江庆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四库学研究、江苏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主持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库全书荟要〉研究》、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出版《〈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等多种专著，主持整理出版《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等。

▲《〈四库全书考证〉研究》书影

作者简介

张春国，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四库学、明代文献学等。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图书馆杂志》《江海学刊》《历史文献研究》《艺术百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2部。

注：本文正式推送中内容有调整，已取得作者同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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