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奉毛主席命，调任成都军区任政委、司令。他们刚从飞机上下来，就受到了热情迎接，原因无他：张、梁二人是从听命于毛主席的那个司令部来的。至于原来的司令、政委、第二政委、第三政委、第四政委哪去了，显而易见。
当时成都军区迫切需要他们，原来的领导者基本靠边站了，没人主持工作。第四政委甘渭汉、副司令李文清、副司令韦杰，在新司令、新政委上任之际，正遭遇“武打”危机。
那个年头，对大人物动粗可没什么顾虑，越大的人物他们越敢动手，认为这样能体现勇气。韦杰死死护住有心脏病在身的甘渭汉，怒斥那群人：“你们都给我住手，他有心脏病，你们有事冲我来。那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办的，跟甘政委没关系！”
韦杰义正词严的喊话，只把这些年轻人吓住了一会，很快他就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拳脚攻击。韦杰瞬间懵了，自己如今是个又瘦又矮的老头，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围殴自己算什么事？有本事自己年轻的时候来！
甘渭汉、韦杰、李文清三人，被一同关押在军区通信兵总部的地下室，时不时被提出来批一批、斗一斗。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偷偷递进来一包花生。两位中将、一位少将，看到这东西就像看见什么大宝贝，纷纷眼前一亮。三人一人一粒分着吃，很快就不知不觉吃完了。李文清遗憾地说道：“唉，刚尝出点味道就没了。”韦杰说：“患难兄弟，只有我们这样共患难，才是真正的兄弟。”
如此别样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一颗不知从哪射出的子弹打破了：张国华住处的玻璃被一颗子弹打破，子弹嵌进他床头的蚊帐杆上。幸好张国华不在住处，已去上班，才没发生令人遗憾的事。
子弹被挖出，是铅弹，是小口径步枪射出来的。遇到这种事，张国华也是恼怒万分，当即下令限期破案，非要查出是谁在暗处打的黑枪不可。有个造反起家，在军区、省革委挂了职务的头头，一口咬定“这事是韦杰干的”。
大家都面面相觑，韦杰跟李文清、甘渭汉一起关在地下室里，怎么开的枪？那个头头说，不是韦杰本人，也是他指使人干的。头头还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证据”：韦杰知道张国华每天起床，会在床上穿裤子的习惯。
保卫人员面面相觑，即便这个头头是新上来的领导，也没有选择苟同：梁兴初和张国栋此次赴任，是做好充分准备的，打字员都是从原单位带来的，在成都的新住处更是戒备森严，光天化日哪有人敢携一支小口径步枪，从容瞄准射击还不被发现。
在这个非常时期，真相不重要，韦杰的处境此后变得更加艰难了。他被某些人当作用以树立权威的靶子，隔几天就抓去到处批斗。
多年后韦杰才知道，枪击案早有定论，只是被人刻意隐藏起来了：打到张国华床头的子弹，是一个年轻人射出的流弹。而之所以揪着这颗子弹不放，实在是因为某些人找不到韦杰值得说的问题，只能拿它当作罪证来糊弄。
“913”后，韦杰恢复副司令职务，但负责的是农副业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