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宣布正式开幕后，“副帅”改变议程，抢着讲话。毛主席、周总理、康生（本来是他先讲）等人大感意外，但没有特意去阻止，当然也阻止不了。由于“副帅”的讲话内容事先没有透露，所以毛主席跟所有人一样，都用心倾听着。
刚开始，“副帅”大讲一通套话，突出毛主席的贡献功劳；接着说自己仍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论断。这样的话真是没头没脑，很突兀地说起。毛主席在会上听到“副帅”吹捧自己是“天才”时，侧过头看去，表情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同时周总理的脸上也挂上了一些忧虑。
早在1966年，毛主席对“副帅”肉麻的、过分的吹捧就表示过不安和进行过制止。“副帅”的讲话方式，让听的人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惑，前面都是铺垫，讲到有人觉得什么什么、有人说什么什么才是重点。
“副帅”讲话喜欢对自认为重要的部分重复两三遍，这次也不例外。“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他没有指名，但话说得特别重，与会人员听得迷迷糊糊，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周总理、康生等人意识到：“副帅”还是要设“国家元首”，还是想当“国家元首”，只是换了个说法。这个问题毛主席讲过六次了，不设、不当；“副帅”不好正面直接提出，于是换种说法，用上迂回战术。
“副帅”的讲话，从头到尾一个半小时，四千多字，毛主席一字一句全部听完了。一年后毛主席跟人讲：“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可见心里有鬼。他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是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这是一种变相的逼宫行为，在老人家看来。
“副帅”讲话完毕，开幕会议就结束了，本要讲话的康生和周总理都选择不讲了。过去都会讲点什么再散会的毛主席，在“副帅”讲完坐下后，当即宣布散会，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说。
“副帅”讲话后，吴法宪、邱会作、陈伯达、李作鹏等人就收到叶群的通知，迅速行动起来。晚点周总理主持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林都没参加，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明天全会重听“副帅”讲话录音，各组要学习、讨论“副帅”讲话。
这提议谁不好公开反对，所有人都捏着鼻子认下了，于是全会议程又一次被打乱。吴法宪此举，受到“副帅”夫妻的大力赞扬，夸他“立下一功”。
叶群下令，要求忠于“副帅”的干部，在各小组“正确”解读“副帅”的讲话：即坚持“天才”观点——当时他儿子被塑造成比毛主席还厉害的“超天才”，坚持设“国家元首”观点。叶群还要求，发言时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
陈励耘、王维国是华东组的，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在许世友的掌握下，华东组的讨论比较平缓，一是组内没有比肩许的“副帅”同伙，二是陈励耘、王维国不敢出头妄动。
就“国家元首”问题，华东组的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设了毛主席当的，但究竟如何，还是听从中央的安排。
一天小组会开到一半，不受小组限制的江青，空降华东组。当时组内不少人说设“国家元首”位置，江青插话说，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这时陈励耘说话了，“这样群众的感情上通不过啊”。江青说群众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接着，她又隐晦地讲明毛主席为什么“不设、不当”的缘由，“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请许世友帮帮忙，劝劝大家，许世友乐呵呵地说：“别的忙我可以帮，这件事我帮不了，我思想不通啊。”这是许世友的心里话，也是大部分人的真实想法。
最后许世友帮忙，是毛主席亲自找他做工作，把他思想讲通的。毛主席后来在《我的一点意见》里，写陈伯达弄了个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
陈伯达虽然是借吴法宪的话来论述“副帅”的讲话内容，但是由于他当时的地位极高，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吴法宪。最后毛主席通过把陈伯达“按”下去，化解这场闹剧。
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可当时没有更好的解决措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