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对吴忠、吴德两位吴姓干部十分关照。吴忠是55年的少将，吴德则因长期在地方做行政工作没有参与授衔。吴德初涉军职，是在1955年2月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兼任吉林省军区政委。
70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副帅”、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没有坦白，没有积极承认错误后，老人家对他们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还产生了警惕。
在庐山上说错话、表错态的不只他们，还有汪东兴、吴德、吴忠等人，但后者在毛主席发怒时，选择当众诚恳检讨。
1968年4月，本在沈阳军区做军长的吴忠，被调往北京卫戍区做第一副司令。两年又三个月后的1970年7月，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将吴忠升至北京卫戍区司令的位置。与此同时，他还首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吴忠并非出身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而是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所以毛主席对吴忠的熟悉，大概是吴忠1954年抗美援朝回国，担任首支机械化师师长后。
吴忠前进的脚步，就是在那十年也没有停下。他能在波谲云诡的环境下站稳脚跟还步步高升，外人都以为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可事实并非如此。吴忠走得步步惊心，只是因为做到紧跟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毛、周的命令指示不打折扣地执行，才看似不倒。
担任新中国最最重要的司令后，吴忠没有骄傲和自满。他用毛笔写下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压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人生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吴忠有着异于常人的认知和清醒，这也是毛主席对他保持重用的根本所在。
吴忠上任卫戍区司令后，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郑维山，曾向毛主席提议，应该让吴兼任起北京军区副司令一职，更方便工作。这样的兼任是非常普遍的，有时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有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兼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对于郑维山这一合理的提议，毛主席摇头表示坚决不行。后来毛主席还委托周总理，让周总理通过吴德，转告吴忠：“主席认为吴不必兼任北京军区的职务。”这是彻底断了吴忠的兼任念想。
关于为什么，没人告诉吴忠，毛主席也没找吴忠谈话。毛主席相信，吴忠肯定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
吴忠关起门来自己揣摩，逐渐得出了答案：“从建制关系上讲，卫戍区属于军区领导。郑维山同志为了密切军区和卫戍区的关系，所以才有这样的兼任建议。而毛主席之所以不同意，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老人家不愿卫戍区和军区发生工作上的任何联系。为什么，因为必须保证卫戍区绝对置于中央的直接指挥之下，如此方能高枕无忧。”
在这段时间，卫戍区还发生了一些特别的小事：过去卫戍区报到中央的文件，“副帅”批示过了，毛主席一般只作圈阅，即便有批示也在同一份文件批；可当下“副帅”批阅的文件，毛主席会在另一份相同的文件上作大段批示。
吴忠仔细对比，思考其中的深意，虽然想得不是很明白，但也渐渐警惕起来，不再随便表态，开会只当一座只听不说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