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周总理阻止了一幅画的对外发表，画中内容是“毛主席和‘副帅’站一块”，地点是遵义，时间是1935年1月。周总理批示的禁止发表理由是：“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周总理在这个时间节点做这样的批示，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他应该隐隐感到“副帅”要出大事了。毕竟之前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都成“副帅”的扁担了。
9月11日，周总理与奉毛主席之命到长沙返京的苏铸谈话，了解到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具体情况。9月12日晚上，收到“副帅”在北戴河异动的报告后，周总理命令副总长兼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山海关机场的飞机不许轻动，必须要有自己、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四人的共同命令才能放行起飞。
结果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其中一个指示放行即可放飞”。
9月13日凌晨0点33分，“副帅”等人不顾警卫部队阻拦，乘车急速驶向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强行起飞。周总理收到报告后大惊失色，立即命令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室坐镇，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杨德中也被他派去西郊机场，纪登奎被派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与此同时，全国禁空令发布。
周总理还通过调度员用无线电，给256号三叉戟专机发去无线电，说“副帅”等人只要回来，无论在什么地方降落，自己都亲自去迎接。但没有任何回应。
当时周总理已然做好最坏的打算，13日清晨到下午，他亲自给11个大军区、29个省市主要负责人打去电话，通报“副帅”北上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听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
周总理已经做好打仗的准备，他紧急召集有关领导开会说：“要准备打仗，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虽然去年庐山会议阴谋初现，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913”的发生感到非常意外，尤其“副帅”是向北去的。
最为关键的北京卫戍区也动了起来：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军区将38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一同交给卫戍区指挥。过去卫戍区就四个师的兵力，如今再配6个师，还是特种部队，力量加强数倍。
有关领导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将防御重点放在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部队迅速开赴至预定位置。
其实在13日当天，北边就传来坠机的消息，但不能百分百确定是不是256号专机，也不能确定专机是怎样出事的。所以在14、15日的时候，吴德、吴忠等人给卫戍区的师级以上干部开会，告知他们“913”的事。与会者听到任务原因竟然是这样，心里都有了紧迫感。
当时的情况颇为复杂，中央一直等着黄、李、吴、邱等人主动坦白，悔过自新，作认真交代。结果他们一点动静没有，就是疯狂烧文件。无论周总理怎么启示，甚至明说都没用。
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黄永胜等人不可能一点不知道，但他们就是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也是咎由自取了。这样的结局，让人既震惊，又觉得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们多年来的一言一行，都跟“副帅”一家深深绑定在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