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各大军区的司令、政委，收到去京参加碰头会的中央通知。武汉军区的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自然也在此列。围绕军队是否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陈伯达、江青、康生，进行了一番争论。
在此期间，萧华、杨勇相继出事，使得军队和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发紧张。这场会议开到2月份，周总理又主持起新的碰头会议——前面是军队的，引发了著名的“逆流”事件。
一开始定下的会议主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不可避免地讨论起许多老干部当下的处境。于是，激烈的言语冲突爆发了。
陈再道在北京开会期间，不断收到军区打来的电话，汇报武汉和军区的情况：形势严峻，斗争激烈。在司令、政委不在的情况下，武汉军区经过集体研究，发表《严正声明》，试图稳住局势。这是66年以来，大军区发表的首个表态性文件。陈再道、钟汉华虽然还在北京开会，但也完全支持这一《声明》的发布，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
可惜，“枪打出头鸟”，这让他们一下成了“众矢之的”。其他军区之所以不发，不就是怕这个吗。风暴开始酝酿时，会议已经要结束了，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喊去单独谈话，带着忧心的语气说：“季节不等人，时间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二月底，陈、钟二人乘飞机回到武汉。三月，武汉军区根据中央前不久下发的八条命令，抓了一批坏人，解散了一些组织，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武汉恢复过去的稳定和发展。这让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的大好事，却引来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恶意关注。
三月底，陈再道、钟汉华再次接到通知，上京参加军队的扩大会。会议期间，一篇《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条新研究出的军队的“十条命令”，让陈再道、钟汉华，乃至武汉军区都变得相当被动——武汉地区好不容易平稳下的形势出现反复。
小组会上，陈再道没忍住，放了一炮。他的发言记录被整理出来，还登上了简报。他这一“炮”是表态支持运动相关工作的，结果却是捅了马蜂窝，反响异常。大街小巷的传单，上面写着他们武汉还有成都，两个地方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有些愕然，便和钟汉华商量，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汇报工作是在钓鱼台进行的，江青也在场，她时不时插话，或提问或解释。她还表达了歉意，说自己听了一面之词，有些话讲的不对。接着她提醒陈、钟二人，武汉的形势非常复杂，当初解放战争后期，敌人有一两个师残留下来，分布在各个工厂。
看到江青这样，陈再道和钟汉华的心里都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和军区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到次日下午，江青态度突变，在一份报告上的批示十分凶恶。陈再道跟钟汉华选择作书面报告，表示低头认错，但江青还是不依不饶，采取断然措施：先是没收他们的会议记录（有江青好言道歉的内容），再取消原定的接见，并带人表态不再帮助他们做武汉军区的工作。
4月27日，扩大会议结束，临近“51”，各大军区的司令、政委都接到了参加“51”庆祝活动的通知，唯独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反得了封冷冰冰的“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逐客令”谁下的，显而易见，定是“副帅”和江青联手，二者缺一不可。明显被“孤立”的陈、钟，从此不再权威，对场面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发展成“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