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专题」更新！今天又积累了8个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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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扫盲」专栏

第二期来啦！

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协同传播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协同传播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多方协作。协同传播与其他传播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只有多方主体，包括政府、媒体、企业、公众等共同参与，才能做到协同传播。二是系统运行。各主体之间要资源共享、分工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道。三是整体高效。协同传播通过多方协作和系统运行产生的整体传播效果要大于单一主体的传播和多主体缺乏协同的传播，协同传播的整体效果不同于单一传播效果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聚合式的升维放大。

虽然协同传播适用于多种传播场景，但国际传播也许是最适合、同时也是最需要采取协同传播的场景。在国际传播场域，协同传播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

依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插件是指“在不改变主机程序本身的情况下为主机程序增加新功能的计算机软件。广泛应用于数字音频、视频和网页浏览，能够使程序员在无需用户脱离程序环境的情况下更新主机程序”。得益于插件的支持，软件可以实现在程序发布之初未能提供但用户需要的功能。所以在像Google Chrome、Microsoft Edge、Firefox等浏览器中都配置有插件商店，智能手机上的APP store、微信的小程序也是同理。

德国媒介学者伯恩哈德·西格特认为，像插件这般看似微不足道、不引人瞩目，但又构成社会意义基础的技术，与索引卡、标点符号这类通常不被归类为媒介的技术一样，是一种文化技艺。它们可以作为观察、分析智力和社会文化转变的参考系统，也就是将社会文化融入至这些不起眼的技术和实践中，此时的技术就作为媒介发挥作用。

最初，“认知沟”这一术语出现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用以揭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如高中生、初中生与小学生）之间在认知发展上的差异。随着研究深入，该概念逐渐被引入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领域，并被视为数字鸿沟的第三层次——结果沟的一种具体体现。

数字不平等研究关注的是数字主体在数字技术影响下所体现出的不平等，目前已形成三个主要研究层次：首先是接入层面的不平等，即“接入沟”；其次是使用层面的不平等，即“使用沟”；最后是接入和使用差异导致的最终结果不平等，即“结果沟”。在第三层“结果沟”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聚焦于信息处理最终成果的“知识沟”，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个体主观信念的“信念沟”，还有研究者主张从过程性视角来关注个体信息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认知沟”。相较知识沟和信念沟的静态性侧重，认知沟更强调通过动态视角来理解第三层结果沟的表现。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认知沟一词频繁出现在人机协作的研究中，警示我们关注这类认知塑造技术可能带来的新型不平等。因而，“认知沟”也指人们在接入与使用数智媒介技术后出现的认知能力分化现象。

需要厘清的是，认知沟是从属于数字不平等研究脉络下的一个新议题：其一，认知沟是第三层数字鸿沟（结果沟）研究的一个面向，反映了媒介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所导致的认知能力差异；其二，认知沟是对知识沟研究的扩展延伸，它不仅关注认知加工的最终结果，更试图揭示整个认知过程和思维环节的差异；其三，认知沟是数智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表现，由于生成式AI等数智技术对人类认知前所未有的介入，它特别关注由数智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所引发的人类认知能力差异。

认知沟可以粗略概括为两种表现：认知面向差异和认知表现差异。认知面向差异指的是用户在认知过程中所关注和涉及的领域及面向存在差异。认知表现差异指的是不同用户群体在认知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方面的差异。

在重大事件报道时，中央级党报、省级党报的头版大同小异，有的时候甚至标题、图片乃至整个头版版面编排都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而是各报夜班编辑确定次日版面安排时，参照上级党报编排形式的结果。在党报编辑工作中，这种做法被称为“对表”，也被称为“对版面”，特指参照中央或上级党报的版面编排形式安排报纸版面。“对表”，属于新闻把关流程中具有中国党报特色的一个环节。

“对表”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既是自上而下建构政治权威性、一致性秩序的权力展演，也是自下而上保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主动与上级党报“看齐”、在政治正确的边界内自主发挥的“避错”性策略。

相关名词：新闻常规

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也称新闻惯例，指为了保证新闻生产稳定顺畅地进行，新闻媒体发展出的一套操作模式、惯例，帮助媒体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实，新闻生产因而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

多年来，党报编辑工作中，“对表”已经成为一项新闻常规。

有学者提出“听觉茧房”（acoustic cocoons）的概念，借以概括和阐释耳机这一中介物对现实世界的形塑机制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们认为：耳机使用者基于个人的偏好或受控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藉由耳机的技术特质将听觉作为改造现实体验的资源，对其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感知选择和偏向，因而形成了“听觉茧房”。

“听觉茧房”有以下影响：

在现实参与维度，耳机为个体与现实的交往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塑的空间，使个体摆脱现实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制约，成为个体现实体验的“舒适区”——“自我导向”的空间。“自我”通过听觉控制器官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移动的听觉领地，屏蔽掉不需要的声音，对内容进行调节和安排，产生属于自己的声音景观。人们越倚赖于通过耳机来改造生活体验，就越简化甚至回避改造现实的行动。

在社会交往维度，耳机成为了其使用者“交往偏好”的工具。在现实空间中的耳机使用带有封闭性的特征，戴上耳机已形成一种“拒绝沟通”的标识。社会交往维度的听觉茧房体现为一种不交流以及线上交往模式的偏好。

在技术维度，听觉茧房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高度个性化的听觉经验受益于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更新，缔造了更保真、更清晰、更自由、更丰富的多元听觉享受；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可能替代个体主观的审美选择及偏好，打造出看似千差万别但又统一在技术算法框架下的听觉经验，形成一种隐性定制的“听觉茧房”。

2003年，我国电子竞技（简称“电竞”）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正式体育运动。从媒介视角理解，电竞可被视为“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强调电竞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正在改变人们交往互动的形式、揉化各体制之间的边界，进而带来广泛的信息社会变革。

媒介素养可细分为内容素养、语法素养和媒介环境素养三个层面，有学者将媒介素养置于电竞人才培养的具体语境之中，提出“电竞素养”（esports literacy），以此勾勒媒介素养在电竞领域的理论框架，揭示对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要求。电竞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强调内容价值正向识别、媒介语法专业化演进，以及媒介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电竞媒介发展动力。

“电竞素养”的三个层面：即建构对个人身份正当性的认知，提升素养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构建个人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内容素养层面，“去污名化”的价值导向是电竞内容素养提升的核心动力，“电子海洛因”“网瘾少年”等极具污名化力量的公共话语逐渐被反思、质疑和隐去。电竞的内容素养价值有三：从意义层面体现爱国主义话语实践的政治价值、从传播层面强调央视等主流媒体认可下的文化价值、从机制层面突出人社部、教育部和体育局对电竞运动员专业性保护的社会价值。

在语法素养层面，电竞的语法素养提升不仅体现为构建一个既包括重大赛事又涵盖日常训练的电竞职业生态，还强调在突破“传统学科+通识教育”传统素养提升理念上，厘清电竞的跨媒介逻辑，运用“流量背后”的人文经济学，构建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在环境素养层面，可持续性被电竞从业者视为电竞环境的应然愿景，是促成电竞环境素养中个体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电竞资源优化配置的合理与否。由于电竞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从业者的自我规划被纳入重要考量。

许多视障博主格外重视对“#盲人”标签的使用，或构建视障话题，或强调视障身份。“#盲人”为视障博主构建了一个以视障身份为核心的社交传播网络。视障博主在短视频实践中对“#盲人”标签的明确接受和主动使用存在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议程设置逻辑，有研究者尝试用“身份代偿”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身份代偿的核心逻辑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对身份的依赖和对代偿的期待。阿德勒最早在遗尿症病人身上发现“对器官的文化控制（代偿）”，他认为身体上的劣势会引发一种自卑感，而个体会通过各种文化性的方式来主动或被动地补偿这种自卑感，以实现心理平衡和自我提升。

基于身份代偿的概念，曾经的弱势群体拥有了转弱为强的机会，拥有了建立群体自尊、自信和自强的实践基础。

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马库斯发表了《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一文，开创性地提出了“多点民族志”的概念。在该文中，马库斯根据多点民族志研究中呈现的研究对象，建构了六种模型，即追踪人，追踪物，追踪隐喻，追踪情节、故事或寓言，追踪生活或传记，追踪冲突等。此后学界普遍把这作为多点民族志的纲领性框架展开田野调查。多点民族志现已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流派。马库斯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中只是搭建了一个大致的多点民族志框架，很多问题仍比较模糊，有待在田野实践中进一步厘清。

在传统的民族志调查中，“田野”具有固态属性，被定义为“在那里”，且被限定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区或村庄。根据这一田野调查的特点，传统的民族志被学者定义为单点民族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交通系统的持续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容易在不同地方之间穿梭往来，流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逐渐从“固态现代性社会”过渡到“液态现代性社会”。深处“液态现代性社会”当中，民族志的田野已不再是它过去的那个样子。“田野”随着社会流动也在不断“液化”，即田野并不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零散分布于各地，且边界模糊，流动易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那里”的人，也是“这里”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的情况不能与“那里”分开来理解。因此，应对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流动的液态变化，民族志调查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地点。这需要超越“当地”，在多个地点展开田野调查，进一步探索那些与该地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影响其日常生活逻辑的其他地方。

民族志从单点到多点的范式转变，反映的不仅是田野的变化，而且其知识生产的理论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的单点模式要求与当地人进行长时间的接触交流，研究他们的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挖掘其地方性知识。多点民族志将田野作为本地化空间的概念转变为田野地点作为相互关联的接触网络，而把理论的目标取向放在跨地点分布的文化知识的联系上。

简言之，多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理论取向在于考察多地点之间的文化关系或联系，而将零散分布在不同田野地点的知识片段拼合在一起，勾勒出呈液态分布的知识轮廓。这就像拼图中的元素被拼贴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多点”并不是简单的调查地点的数量问题，而本质在于追踪、建构多地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多点”是由追踪对象流动的轨迹、分布的网络或提供的信息等线索决定的。追踪多点之间联系或关系的策略是设计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常规策略。多点民族志“下田”展开多点追踪的策略按照追踪方式可以分为分步追踪和同步追踪。

无论是动物、植物、真菌、细菌，抑或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早就与人建立了一种双向乃至多向的驯化过程，由此形成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丛。跨物种民族志的兴起（或者说生成与涌现）昭示着独特的现实关怀，即人类在经过现代性洗礼之后，重新反思自身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些物种既包括既存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和真菌，也包括想象出来并逐渐成型的新生命体，如人工智能、赛博格、外星生物甚至克苏鲁。

作为一种方法，跨物种民族志的独特探索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方法论上重估人类（及其研究者）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义是“协同共生”。第二，研究的聚焦点是关系丛、感官、具身交流及情动。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使用方面，研究者努力寻找新的界面、技术与工具。

跨物种民族志给媒介人类学家的工具箱增添了新的手段。跨物种民族志从方法论和方法两个角度带来了重要参考。第一，重新确立人类参与者与非人类参与者的关系，从相遇、纠缠、共生等视角来看待新的媒介世界。第二，在民族志的记录中，对媒介技术物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过程的“深描”将带来新的故事。

在人机交互领域，学者露西·萨奇曼以其卓越的研究贡献而备受瞩目。为了优化当时的一款大型复印机，萨奇曼用录像机录制了她的同事们使用操作复杂的复印机的现场过程，有了录像素材之后，萨奇曼开始基于哈罗德·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学视角分析录像中的行为。她创造性地绘制了一种录像转写方法，分别标注了人和机器的行为顺序。她的研究不仅显著推进了技术改进和设计，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将常人方法学、民族志以及录像分析这类方法引入科技研究领域。萨奇曼所用之研究方法的核心正是录像民族志。这种方法论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常人方法学式的民族志”。自萨奇曼之后，已有许多学者通过录像民族志方法展开人机交互研究。

一定程度上说，起源于常人方法学的录像民族志并不完全是一种方法论，也绝非收集素材之简单工具，而是一种观看世界和分析社会的视角。通过民族志方法收集到录像素材之后，对录像的后期分析才是这一方法的核心所在。

录像民族志的分析着重观察参与者对于自身行为的阐释，即参与者如何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可见”或“可解释”。换言之，录像民族志可以理解为“民族志+录像分析”两个阶段的深度融合。对于民族志的运用，更像是田野调查过程为了获取互动现场以及在地实践的工具；而录像分析步骤，则为了发现具体行为发生的时间性次序以及随着时间逐渐展开的互动秩序。

在研究者通过录像民族志收集到人机交互的视频数据后，对这些视频的分析遵循着独特的分析路径，这也是录像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主要区别。传统民族志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自身，其数据分析方法因研究者的理论取向而异。然而，录像民族志对视频数据的依赖远超过对研究者的依赖。通常，录像分析包括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对视频数据详细地进行转写；第二，对互动行为进行序列分析；第三，收集大量相同行为的序列以进行比较和分析；第四，针对这些序列，深入分析其传播资源和互动资源，包括言语、非言语、物质以及环境等多个方面的交互；第五，整理分析结果并撰写结论。

ps：小田心之前有推送过有关民族志的专题笔记，大家可以点击划线文字跳转阅读哦～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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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鹏，沈荟.作为党报新闻常规的“对表”——仪式的视角

[2] 程博.插件：理解媒介的一个新基点——基于文化技艺理论视角的分析

[3] 韦路，李彰言.协同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4] 赵瑜佩,李秋衔,张毅.“不止于赛博对抗”：基于产业生态全域考察的电竞素养研究

[5] 刘彧晗，喻国明.认知沟：数智媒介时代数字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6] 朱丽丽，彭楠楠.耳机如何中介？现实、社交与技术维度下的听觉茧房

[7] 金霄.身份代偿：视障博主的短视频实践与数字化交往

[8] 管成云.深描“分布式知识”：多点民族志的理论取向与实践路径

[9] 张磊.赛博格能理解蘑菇吗？跨物种民族志视野下的媒介之思

[10] 甘雨梅.录像民族志在人机交互研究中的可能与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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