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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学习
Day184 跨文化共情传播
相关知识
01
从共情到共情传播：理论溯源与厘清
学界对“共情”（empathy）一词有多种理解方式，如共情是一种能力、共情是一种情感反应、共情是一种认知与情感状态等。
依循刘聪慧等学者的定义，可以将共情界定为“个体面对其他个体的情绪情景时，首先产生与他人的情感共享，而后在认知到自我与他人区别的前提下，对其总体状况进行认知评估，从而产生的一种伴有相应行为的情绪情感反应，且主体将这种情绪情感和行为指向客体的心理过程。”
由此可见，共情是人际交往互动中的一种心理过程机制。在西方研究中，共情传播（或共情交际，empathic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多被用于医患沟通、师生沟通等人际传播领域。共情在人际传播中得以产生效能的原因在于，人际传播场域中主体与客体的情绪与行为可以被彼此实时动态感知，共情式的交际互动可以得到即时反馈。
在中国，吴飞于2019年率先提出“共情传播”概念并将其延伸至大众传播、国际传播领域，对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与人们对“共情”的差异化认知相似，“共情传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共情传播是一种用共情促进传播的能力（既可与生俱来，又可后天习得），因而是一种可以被模仿、应用、扩散的传播策略。其二，共情传播是社会化传播中的一种现象与模式，可能促成情感的正向传递，也有可能造成舆情风险。
02
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理论进展与实践进路
学者李成家、彭祝斌基于抗疫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传播实践，提出了跨文化共情传播的概念，即“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运用共情使传播的信息内容获得来自不同文化的受众的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进而引发‘他者’的行动反馈”。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跨文化共情传播被认为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被寄予了实现受众共情效果的期待。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跨文化共情传播的概念在理论的迁移与发展中，发生了两次“危险”的跳跃：第一次跳跃是把共情传播从人际互动领域延伸至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次跳跃是把共情传播从同文化群体内部传播扩展至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这两次跳跃都使得“共情传播”愈发脱离概念的原初语境。当共情的行为与反馈都不能被传受双方即时感知时，共情传播便有沦为“纸上空谈”“万能解药”等话语陷阱的风险。
面对跨文化共情究竟是一种能力或只是一种迷思的争论，De Turk指出，仅仅把共情视为一种技巧或能力是不现实的，应通过培养关系性共情，增强个体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社会公义意识，从而建立跨群体的联盟。
跨文化共情传播可以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反应、一种现象，但只有当它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具体实践的传播模式时，方具有可习得性与可借鉴性，对于解决国家形象建设等现实问题更有切实意义。李克、朱虹宇认为，双向的共情互动是一种难以被把握的理想状态，因此传播者的主动共情设置应是共情传播的侧重与原点，即传播者应通过主动代入受众的情感状态、在能力范围内达成与受众的时间同步与类别同向、继而设定并施行传播策略以影响受众。具体说来，跨文化共情传播可以通过共通性的叙事表达、共享性的情感叙事等策略实现。
03
案例
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最具规模、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是东道国面向多元群体展示多维国家形象的大舞台。北京冬奥会的传播主体在进行国家形象传播时，采取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传播策略，这与共情传播的层级性相吻合。共情传播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受众接收到劝服性信息后，往往需要经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联想共情三个阶段，即首先产生与传播者的同向情感、继而理解传播者的观点意图、最后通过联想将共情转化为行动。北京冬奥会的传播者在开（闭）幕式的设计中也充分考虑了共情传播的层级性特征，主要通过面向受众群体界定传播目标、唤醒共通情感形成主客认同、借力创新表达增进互动趣味、融入文化内涵激发认知共情这四个环节，实现了共情传播效果的逐步跃升。
参考文献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 ，钟新 蒋贤成 王雅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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