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隐私关注、田野时间……你听说过这些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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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助力小田心

又上线啦！

「考前扫盲」专栏

第五期来啦！

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刊物中

出现的新名词或陌生名词

争取帮助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快来一起“扫盲”吧~

本专题旨在帮助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盲点”，故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人们生来就有一种评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欲望，这一欲望时常是通过将自我与他人进行比较而实现，以便在无法获得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对我自做出评估。社会比较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求信息和评价自我的过程。社会比较通常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向上比较，向下比较和平行比较。向上比较主要指个人将自己与更优越的他人比较的情形，向下比较指个人将自己与处于劣势的他人进行比较的情形，平行比较（横向比较）则指的是个人将自己与境遇或条件差不多的人进行的比较。

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通常会带来负面的效果。但也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将自己和他人比较也可以带来认知、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促使个人采取自我完善的行为，从而产生积极的激励情绪与激励结果。

随着互联网及更多高新信息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进一步贯通世界，网络空间安全更日益成为一项新的全球性议题，“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分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内的一项具体彰显。2022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把安全共同体列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的一项重要部分。可见，“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是基于全球网络空间发展现状提出的，以回应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需求为目标的共同体理念。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空间，颠覆性模糊了现实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既涉及传统安全范畴也事关非传统安全领域，且二者间的影响相互结合、交织、转化、震荡。当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威胁，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这也正体现了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各国利益彼此勾连，推动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走出零和博弈、同舟共济应对全球网络安全威胁是时代要求。“网络空间安全按照威胁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源于网络空间技术特性的无意安全威胁，即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造成的威胁；另一类是由于网络空间陷入安全困境而产生的有意安全威胁，即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威胁。”两类威胁都要求全球强化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沟通协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的作用如下：第一，互联网特性决定了网络空间的边界模糊性，因技术疏漏与规范缺陷导致的无意安全威胁往往引发负面连锁效应，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间的协同性有利于应对无意安全威胁。第二，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有利于共同应对包括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在内的有意安全威胁，同时强化国家间沟通与信任，防止因误判而导致的网络安全冲突。

- 隐私计算与转换意愿 -

隐私计算（privacy calculus）是指用户在隐私决策过程中会权衡隐私披露的“风险—效用”情况，包括隐私风险感知（perceived privacy risk）和隐私效用感知（perceived privacy benefit）两个维度。

隐私风险感知是指用户对个人信息披露时产生的潜在损失或最坏结果的预期。多数研究发现，隐私风险感知会成为用户是否持续使用该移动APP的重要参考依据。转换意愿（switch intention）是指用户减少或停止使用当前产品，转而使用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心理倾向。当隐私威胁水平较高时，用户会评估隐私威胁的严重性，进而产生保护自己免受威胁的动机，可能会放弃使用该APP，转向更为满意的替代方案。

隐私效用感知是指用户对自愿披露隐私信息后从产品或服务中体验到的经济收益、个性化服务和社交融入等效用的预期。移动APP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自我披露时能够获得多种收益，包括维护现有关系的便利性、新关系的建立、自我展示和享受等。从效用与需求视角，基于理性人假设，用户如若感知到隐私效用，他们将倾向于实现效用最大化。一方面，当用户意识到让渡隐私可以获取效用时，用户可能会尝试在更多的移动APP让渡隐私，进而在全网获取更多效用；另一方面，当用户认为开放隐私权限带来的收益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时，也可能产生切换平台去追寻更多效用的意愿。

有研究发现，隐私计算的增加会促进转换意愿。

- 隐私关注 -

隐私关注（privacy concern）是用户对平台非法或过度监测、收集、获取、处理与传播个人信息的注意力感知倾向，体现用户对平台隐私管理与隐私信息环境的整体认知。

伴随着隐私风险感知增长，用户产生的不信任感和焦虑情绪会促使他们对平台隐私管理和隐私环境进行负面评价。在此情况下，用户会更加重视平台采集、分析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性，并增加对平台隐私行为和政策的关注程度。这进一步会增强用户对平台隐私侵害、隐私泄漏的担忧程度，从而对其转换意向起到推动作用，促使用户考虑转换到其他更安全和值得信赖的平台。

有研究揭示了隐私计算对转换意愿的间接效应，明确了“隐私计算-隐私关注-转换意愿”的心理过程机制。研究发现，隐私关注在隐私风险感知、隐私效用感知和转换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是国际著名的传播学者，同时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文森特·莫斯可创立并发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他的代表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广泛传播。他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多元议题的探讨之中，包括互联网政治经济学、数字媒介与技术、知识劳工、劳工运动与工会、媒介与技术意识形态、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信息社会、传播政策、广播、可视图文、媒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媒介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电子监视、媒介与全球化、媒介与社会性别、公共领域、战争与和平中的媒介，等等。

文森特·莫斯可倡导传播政治经济学应采取批判人文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强调结构与“主体、社会进程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形塑关系。其中对于商品化、资本主义和劳动的分析体现了他对阶级关系的重视。文森特·莫斯可坚持传播政治经济学应立足于“对传播中权力关系的分析”的观点。

在《数字化崇拜》一书中，莫斯可提出“数字化崇拜”这一概念，并解释到：互联网是创造当今时代神话的关键力量，这些神话包括：互联网带来历史和政治的终结；全新时代的开始，战争和冲突的结束，以及和平与民主的到来；地理区隔的终结，人类将在超越民族主义和冲突的地球村中和谐共处，等等。这些神话“与现实相去甚远”，互联网成为一个“政治性场域”。他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解构了“数字化崇拜”，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中的商品化逻辑、企业垄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监控等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他和麦克切尔在《传播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动者会联合起来吗？》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分析的基础，并区分了狭义、广义和延伸的“知识劳工”概念。狭义的“知识劳工”将知识工作定义为“直接创造性”的劳动；广义的“知识劳工”指“处理、分发和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劳动者；最广义的“知识劳工”包括“知识产品生产和分发链中的任何人”。换言之，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最为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

莫斯可的研究一直是以公正传播、公共利益和良好工作的愿景为指导，并致力于将学术研究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也构成了批判人文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补充：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构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其学术研究总是与政治、行动主义、社会运动工联主义和社会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探究社会行动是如何在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在社会结构允许的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带来社会变迁并创造历史。这种方法挑战了过去专注于结构分析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七条原则：历史性、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实践性、商品化（包括内容、受众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时空关系和结构化。

计算机视觉是一门研究使用计算机、摄像头、算法以及相关设备，模拟人眼与“看”的科学。其目标是使计算机具有通过二维图像认知三维环境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使机器不仅能感知三维环境中物体的几何信息，包括其形状、位置、姿态、运动等，而且能对它们进行描述、存储、识别与理解。计算机感知空间环境的实践，不仅促进了人类的知觉探索，产生了如人脸识别、姿势分析与时间切片等技术成果，还形成了诸多社会应用场景。

在博物馆和艺术史研究中，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视觉测量艺术品，用数值来描述各种人造物，为数字化保存、修复和鉴定提供数据和图像证据；一些艺术研究者运用计算机视觉分析图像，对笔触、构图和光线等进行数字描绘。如列夫·马洛维奇通过分析Instagram用户生成内容的样本和数据，指出使用计算机对“文化器物”进行数学化描述、定量分析和阐释的模式，为我们理解文化器物提供了更好的语言。

工程应用和数字人文的研究者将计算机视觉作为工具，指明相关技术装置已深度介入我们的社会工作、生活和娱乐，从而揭示当代技术与视觉文化、数字艺术的深度融合。

传媒领域正在运用的计算机视觉——时间切片技术（TST）也被称为子弹时间、时间轨迹、时间暂停、冻结瞬间和死亡时间等。20世纪80年代，时间切片随现代光学、摄影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时间切片集成了光学、电子、应用数学及图像处理等交叉学科的技术革新，由“多摄像头阵列”“摄像控制系统”“计算成像系统”“数字界面”等装置组成，是一种通过高精度的时序控制，实现对视场内不同距离目标进行切片式成像的技术。如今，随着技术的升级与更新，时间切片已被较为广泛地运用于传媒领域，各种影视剧、云展览、全景运动的制作都离不开它活跃的身影。

“田野时间”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所投入的时间。自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长时期实地调查的传统起，对异文化进行持续而长久的田野作业成为调研中必不可少的操作步骤。在移动互联网逐渐成为田野观察和研究的基本情境后，研究者长时间与研究对象共在物理空间的要求需重新思考，田野调查的时间轴应该与正在研究的事物及其活动的时间结构相适应。面对新的情境，有研究提出适应当代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的“常时间”策略，用以重新表述以往“长时间”的田野时间概念。

有研究将田野时间的要素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田野工作的流程或顺序；二是田野作业的持续时长；三是开展田野作业的时机和需要洞察的关键节点；四是重返田野的频率。如果说，田野时间也是社会时间的一种类型，那么，田野工作的“常时间” 概念和策略也理应包含上述时间要素。“常时间”具备“日常”（Daily）、“经常”（Always）、“常态”（Normal）三个层面的意涵。“常时间”的概念可以描述社交媒体时代中田野时间各要素发生的重大改变。

其中，“常时间”策略的第一个层次“日常”涉及了田野作业的持续时长问题。对研究者而言，田野时长的要点不仅仅在于严格执行了一年或六个月的特定期限，更为关键的是，要理解田野时长规范背后的方法论，即研究者们进入研究对象的日常时间中，根据特定地方和人群社会生活的节奏管理和分配田野调查时间的尝试。在媒介技术影响下，生活节奏和时间范式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研究者的“日常”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嵌入生活的节奏进行观察，并将田野时间投注在理解新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潜在联系上。

“常时间”策略的第二个层次“经常”，即研究者应该在何种重要的时间节点重返田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任何时间点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数字平台展现文字、表情符号、图片、视频等信息。因此，研究者重返田野的时间节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常常需要精确到时、分、秒。

“常时间”策略的第三个层次“常态”，即研究者“常住”社交媒体并接受田野调查永恒的不确定感。这种“常态” 还涉及了时间性的另一个要素——顺序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让田野工作的流程失去了严格的顺序要求。在社交媒体时代，研究者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解可能早在它被纳入正式的研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研究对象还没聚焦或确定，研究者就已经和前者共处于社交媒体多时了。

偏见于人与生俱来亦无处不在，是跨文化研究的经典议题。然而，传统的偏见研究存在局限。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压缩的全球时空淘汰了封闭的领土认知，基于强化差异与对抗的多文明政治与国家间交往，一定程度上都会引致跨文化交流的误读、冲突甚至是“强烈的不公正感”。这一背景下，美国政治学家沃尔特·斯蒂芬等提出了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简称ITT），以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和系统的模型来考察威胁的构成要素与逻辑链路，进而预测偏见。该理论承认并重视文化差异，将对威胁的关注提升至偏见研究的中心地位，有助于把握诸文明冲突下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区域之间的对抗与威胁困境。整合威胁研究诞生于对偏见成因的系统性探索，尤其注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洞察跨文化语境下的族群与国家间偏见。

ITT旨在探索和强调的实为一种基于群体认同的“感知威胁”（perceived threat）。斯蒂芬指出，“整合威胁理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主要关注的是对威胁的感知程度。感知威胁会产生真实的后果，不管是否准确”。2008年，斯蒂芬革新了此前的整合威胁理论模型，将落脚点从单一的偏见延展至心理与行为反应带来的后果，威胁被提升至偏见研究的中心地位。

首先，该模型将威胁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搭建起从前因到后果的流程通路，这一进路不仅有助于更精准地预测偏见，也使得量化偏见、解释偏见成为可能。其次，现代知识体系下的偏见属于人性与传统的一部分，具有中性色彩。威胁则是一种更为消极和激烈的情感和行为，不仅存于动机，更指向因动机导向的极化、冲突乃至战争。该模型对威胁类型、强度的划分及提出的一系列操作性指标，能够为减少群际偏见提供行之有效的操作技巧。最后，与传统偏见研究相比，整合威胁研究更为关注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群际威胁，故而更适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情境。

△ 更新的整合威胁理论模型

为了更有效地回应跨文化交流的实践困境，2018年最新修订的模型将威胁的触发前因重新划分为文化维度、跨文化关系、跨文化接触、人格特质、态度与认知和情境因素等六种类型，将文化维度与跨文化关系作为并列的远端前因，跨文化接触作为群际接触的调节变量，以强调跨文化情境的激发作用，加强了模型的适用性。

整合威胁研究在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回应跨文化语境下的群体偏见，因此在文化差异、群际关系与多元文化、边缘群体与身份认同等诸维度上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预测力并能核验模型的有效性，能够为跨文化传播的诸多议题提供思路或方法上的补充或延展。

大家可以跟着小田心的这个专栏一起“扫盲”，尤其是报考川大等考查课外知识较多的院校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最后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根据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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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批判人文主义：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

[2] 曾润喜、朱星橦、黄若怡.从隐私计算到转换意愿：基于“风险—效用”的交互效应和隐私关注的中介效应考察

[3] 陈薇.整合威胁研究：学术脉络、理论意涵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4] 潘文静、穆哲.“她/他这个身材很难练出来！”：谁更在乎社交媒体上身体图片的评论

[5] 王东林、孙信茹.社交媒体时代的田野时间反思——基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

[6] 罗坤瑾、许嘉馨.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构建的源起、逻辑与路径

[7] 杜丹.作为“准它者”的时间切片：技术增强与身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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