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最早是民族部落的名称，后经演变，意为普天下太平安宁的地方。可是，新中国成立前生长在普洱地区的各族人民，并没有过上一天太平安宁的日子。因为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多数兄弟民族不被统治阶级所承认，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备受摧残，人民长期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当家作主人的愿望十分迫切。
新中国成立后，普洱专区虽然获得了解放，也依然不太平。一是各兄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加之历史上各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少数民族中较先进民族和山区其他民族也有隔阂，同一民族内部封建主、奴隶主和本民族群众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有的地方还经常发生仇杀械斗事件。二是因为普洱专区下辖的8个县直接与越南、老挝、缅甸3国接壤，国境线长达1400公里。境内的佤族、拉祜族、傣族、哈尼族、布朗族、傈僳族、苗族、瑶族等兄弟民族占全区人口的70%，多数群体跨境而居。而滇南战役中漏网逃窜到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盘踞在缅甸一侧，沿着国境线设有若干个特务行动小组。他们极力挑拨民族关系，煽起民族纠纷，同时对边疆民族地区频繁进行武装进犯，袭击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杀害爱国进步人士和群众积极分子，放火烧房子，抢劫群众的耕牛、粮食。
1950年8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对云南边界工作方针问题作出指示，提出：云南面临着三个重大问题，即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这三个问题密切联系，互相交错，但“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了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问题和土匪问题”。
动员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中共中央采取了“请上来”和“派下去”的形式。“请上来”就是从祖国各地的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盛典活动，让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增进边疆各民族对祖国的了解。“派下去”就是组织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访问，消除旧中国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了解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加强与各民族人民的联系。
在组织动员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过程中，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普洱地区地广人稀，交通十分闭塞，崇山峻岭中为数很少的“马帮铃响路”也是在险峻的山崖和参天的森林中穿行。路上还有残余土匪的骚扰。从西盟、孟连、沧源到昆明，要走一个月，去一趟北京，来回得三四个月，加上云南解放前几十年历史形成的疟疾流行，山区人不敢轻易离山下坝。最初，在各民族中有影响力的部分人士对人民政府的盛情邀请举棋不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恐惧和戒备心理，半信半疑，欲去又惧，心情矛盾。有的怕到了内地被扣押，去了回不来，甚至担心遇害；有的民族头人不愿意去，出钱请人代替，或叫子女顶替。西盟班箐佤族头人拉勐则提出3个条件，一是要区长刘有兴陪同前往；二是要区长龚国清的一个儿子作人质抵押；三是时间最多4个月，还要盐巴千斤、土布百匹。政府完全答应了3个条件后，拉勐才放心地进京。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组织动员了普洱专区各个民族中有影响的人士35人和随团工作人员9人，共43人，于9月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观礼。在赴京代表中：由子代父的有6人（傣族1人、拉祜族1人、佤族4人）；由侄代叔、伯的2人（傣族1人、佤族1人）；由弟代兄的1人（傣族）；由亲信代表的1人（佤族）。
在北京观礼期间，云南参观团成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西双版纳的代表召存信、刀世勋、刀承宗、刀卉芳等人代表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把象征宣慰世袭权力的金伞献给了毛主席。代表们通过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受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深刻教育。参观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真诚爱戴，增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团结意识。
普洱区第一次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召开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团结教育更多的各民族中有影响的人士和各族群众，宁洱地委、专署决定趁代表们刚从北京回来的机会，举行全区兄弟民族代表会，让代表们报告会见毛主席和在北京等地参观的情况，共商搞好民族团结、建设祖国边疆的大计。大会于1950年12月21日召开筹备会，决定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各民族，反帝防匪肃特，保家自卫，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通过赴京代表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和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建设情况，激发出席会议代表团结爱国的热情；介绍美帝的侵略行为和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情况，肃清“崇洋”思想，培养反帝、防匪、保家的意志；介绍新中国经济情况，增强代表们对发展生产贸易的要求。22日，第二次筹备会进行人事分工。24日，地委领导专门作干部思想动员。12月26日，到北京参加国庆盛典的代表返回宁洱。这一天，宁洱东门城楼上彩旗飘扬，城墙两壁贴满了“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盛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等标语。观礼代表相继入城，来自各县的参会代表们将赴京归来的代表们团团围住，问这问那，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1日，“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隆重举行，来自15个县的26个兄弟民族（含分支，民族识别前）的头人、首领、各族各界代表及党政军领导300余人欢聚一堂。中共宁洱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九师政委兼云南省普洱军分区政委张钧同志致开幕词。会上，观礼代表分别介绍了北京国庆盛典的情景，引起与会现场的阵阵欢腾。在热烈欢谈中，年已六旬的傈僳族观礼代表李保建议，要用佤族“喝咒水”和“剽牛”祭典习俗的方式，来表示宁洱区各民族的大团结。佤族代表拉勐被李保的建议触动，补充道：还要用大石头把“咒语”刻在上面。到会代表齐声叫好，中共宁洱地委当即研究同意。
树起民族团结的丰碑
1951年1月1日，会议尊重代表们的意愿，按照当地民族习俗，隆重举行了剽牛饮血酒发誓结盟仪式。这一天清晨，普洱红场上彩旗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普部队的1000多名指战员列队来到红场，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落坐在红场东南侧。主席台设在宁洱县城东门城楼南侧，台上坐着主席团的代表，15个县的其他270余名代表也胸佩徽章坐在主席台下；普洱城区参会的几千名群众坐在西北方向。一切准备就绪，几名战士将一头粗壮的水牛拉进红场中央，将牛拴在早已栽好的牛角桩上。
一阵锣声响起，代表们推举出来的西盟佤族头人拉勐（65岁）主持仪式并执剽。他头戴大红包头，身着鲜艳的佤族服装，手持剽枪走进场中，在离水牛六七步远的地方停下，将剽枪插在地上，在双手掌心中吐了口唾沫，双手搓了搓，用右手拔起剽枪举过头顶，向着水牛瞄了瞄。红场周围的上万双眼睛紧盯着拉勐，除了锣声外没有任何的声响。拉勐将左手放在额头上，用佤语念了祝语，大意是：“我们的山神山主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是出自一个司岗里（佤族传说司岗里是人类的发源地）的人，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是如一串芭蕉一样，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这次我们去北京，看到皇宫宝地（指故宫），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普洱，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不听老蒋（即蒋介石）的话，反对国民党，毛色好的黄牛，长角膘俊的水牛哟！我们要剽杀你，为的是看好卦、预祥兆，你就让我们心满意足，预知前程吧！”说完，他深深吸了口气，举起剽枪向前猛跑几步，看准剽位，使出全身力气将镖子刺入水牛的心脏，水牛随即摇摇晃晃地倒地。他看到剽口朝上，牛头倒向南方（向着边境），这都预兆吉利。拉勐高兴得又舞又唱，在地上打滚高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民族团结会搞好！”主席团的代表们都拍起掌来，顿时整个场中响起热烈的掌声。会场上的傣族代表们喊起“水！水！（作者注：好的意思）”的欢呼声，全场的群众代表、战士们也随之欢呼“水！水！”
代表们喝完鸡血酒，进行庄严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宣誓完，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识字的请别人代写）。签名的代表共48人，其中：傣族10人，哈尼族9人，佤族4人，拉祜族4人，白族1人，傈僳族1人，回族1人，基诺族1人，彝族5人，布朗族1人，瑶族1人，景颇族1人，汉族9人。签名后，代表们兴奋地说：“今后我们有去有来，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地团结，永不变心。”后来，民族团结誓词按原样被刻在石碑上。
践行纪念碑上的誓言
在碑上签名的48人立誓团结到底，跟共产党走。佤族代表、西盟班箐头人拉勐回到家乡后，像是变了个人。以前把“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当作“箴言”的他跟大伙说：“毛主席讲啦，所有的民族都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杀害。从今天起，我们佤族不准再砍人头祭谷，谁不听话，就要开兵来打，毛主席的兵比我们的树叶还多。”还说，“大家要记住，毛主席的兵帽子上有红花（指帽徽），我们要做兄弟看待，如果帽子上是蓝花（指国民党兵），就不是好人，我们要把他们撵走。”以前中课、班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但从拉勐参观回来后，解放军和工作队员出入畅通无阻了。民族团结大会结束不久，成立了西盟区人民政府。1951年5月，境外残匪窜扰西盟，形势非常严峻，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尽管敌人百般威胁引诱，拉勐却岿然不动。他及时把敌人窜入活动的情况向人民政府反映，派人送来鸡毛、火炭、木刻信，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歼匪。
替父参加观礼代表的岩火龙是一个聪明、英俊的18岁佤族青年。他回到西盟后，顾不上休息，跋山涉水到各个佤族村寨向父老兄弟们宣讲，滔滔不绝地给大家讲一路上见到的、听到的。每次宣讲，他都要这样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佤族人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1951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屈鸿斋残部窜犯澜沧、西盟。敌人得知中课部落头人岩顶的儿子岩火龙去北京等地参观过，就想通过其父岩顶拉拢他，叫他去台湾参观。岩火龙坚定地对他父亲说：“我只去北京，决不到台北！”从此，岩火龙被禁锢在家里，失去了自由。他对旁人说：“连自己父亲的思想工作都没有做通，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毛主席、再去见政府的工作同志。”1951年9月2日，岩火龙穿上毛主席送给他的毛呢制服、皮鞋，戴好帽子，把各地赠送的纪念章都戴在胸前，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又把毛主席及各地首长送的礼品摆放好，召集来寨子里的群众，拿出香烟散发给乡亲们。他对乡亲们说：“兄弟姐妹们，国民党匪帮压迫我们兄弟民族，要我们骨肉分裂、互相仇恨，毛主席、共产党要我们团结成一家人，亲亲爱爱成兄弟姐妹，我们不跟毛主席走，还有什么路可走？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土匪则要我们杀人，抢掳其他兄弟民族的财物。我父亲投靠土匪，还要逼我代表他去台北参观访问，强迫我们和他一道跟土匪走，不准我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我还有什么脸再去见毛主席，再去见那么多热爱和关怀我们的工作同志……”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以强悍耿直闻名的硬汉子哽咽了，泪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脸颊往下流。在场的群众深情地望着他，默然无言，悄悄散去。乡亲们走后，岩火龙躺在毛主席送给他的毛毯上，盖上毛主席送的棉被，面对毛主席的画像，掏出手枪饮弹自尽。他想以死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对反动势力的无限愤慨，从而唤醒民族同胞。
提议“喝咒水、剽牛”的傈僳族代表李保（又名扎莫），澜沧县西盟乡乡长，一回到家乡，就走村串寨向各族群众宣传观礼团的所见所闻。每次讲话结束时，他总是这样说：“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我活了这大年纪，今天才算是真正地看见太阳了。我们拉祜人民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国民党军残部“云南反共救国军”窜犯西盟时，设伏抓走了李保。敌人把李保绑在十字架上，用电击他的四肢，要他供出我方情况，逼他投降为他们服务。李保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他不但没吐露我方的半点儿情况，还大声痛骂国民党军残部，列数他们的罪行。敌人见硬的一手无效，又用软的一手引诱，答应送给他两百块银元、两百支枪和委派他当“西盟土司”，都被李保坚决拒绝了。恼羞成怒的匪徒最后挖坑把李保埋了7天7夜，不给一滴水，不给一粒饭，将他活活饿死。与此同时，拉巴村村长、拉祜族赴京代表扎丕在残匪进犯木戛区时，号召群众不要听信土匪的谣言，率领民兵武装与残匪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后光荣牺牲。
1953年，傣族观礼代表麻哈喃（允）在云南民族学院深造结业时，学院要求学员们以“自己最喜爱的一件事”为题写一封信。麻哈喃（允）就用傣文写了1950年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真情实感和一些国庆观礼代表1951年参加剿匪，与窜犯的蒋残匪进行拼死搏斗的实况。信写好后，他请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工作人员、在民族学院工作的李晓村修改并翻译成汉文，将此信寄给毛主席。195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麻哈喃（允）回信，信中写道：“你和李保、岩火龙等同志在李弥匪军扰乱祖国边疆的时候，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这种忠于祖国的精神，值得赞扬。李保、岩火龙两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所永远纪念。”类似这样各民族兄弟全心全意促进团结，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的故事还有很多。
如今，在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城西北侧建有普洱民族团结园，园内的六角亭中，就矗立着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她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践行了“民族团结誓词”和缔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团结工作第一碑”，只因其所折射出的民族团结精神，不仅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