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冲及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2023年3月，《经历：金冲及自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金冲及先生的自述。书中，先生通过回忆具体的人和事，呈现了几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从先生90来年的人生历程中感受大历史下的小细节、历史的变迁规律、坚定志向和个人努力的作用。![]()
3月23日，时任三联书店党委书记的肖启明同志和责任编辑唐明星同志到金先生家送《经历：金冲及自述》（以下简称《经历》）一书的样书，恰好先生正在同我谈话，我便近水楼台先得了一本。由于近期工作繁忙，所以书读得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本书是三联书店“金冲及文丛”中的第12本（套）。关于写这本书的缘由，金先生在《后记》中简单说了几句：“去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我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组织要求入党稍早一点的同志写些当年入党的经过。在这样的督促下，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大约有三万八千字，不少篇幅是讲复旦地下党的。这下，也带动我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三联书店表示还愿意出版这样的书，于是又连同以前发表过的几篇文章编成了这本书。”我理解，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两个因素是不容忽略的。其一，自从在金冲及先生身边工作以来，这十余年间有不少人提议先生写一本回忆录。大家都认为金先生从国统区地下党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年代表，从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到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到《复兴文库》总主编，有太多可以记录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金先生一直没有写这样的回忆录。现在，《经历》一书完成，用先生的话说，“也算了了一件事情”。其二，金先生这些年虽然常有大作问世，但他却多次很谦虚地同我说，自己年岁已大，“到了收摊子的时候了”。所以，趁着写入党经历，把人生经历中的重要节点、重要领导、重要师友记录一下，也算“收摊子”的一个举动吧。为何取名《经历》，金先生并没有在书中说明。但先生在《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一文中写道：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在上海已很难看到，但几个未被封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读物还能读到。“邹韬奋在这时仍出版的书，我几乎全都看了。”在这些书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书之一，就是邹韬奋的《经历》。可以想见，先生十五六岁时认真读过的这些书，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如今要简要回顾几十年的岁月，“经历”一词便自然而然地从头脑深处冒了出来。这本书的内容分为“投身革命与求学”“复旦岁月”“文物出版社十年”“五十岁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代表中国史学会的三个发言”和“暮年主编《复兴文库》”六个部分，分别记录了先生人生中的重要时段—投身革命、在复旦、在文物出版社、在文献研究室、在中国史学会、主编《复兴文库》中的人和事。虽然先生自己说，“这本书不能说是一本回忆录，不少重要的事没有说到，一般回忆录中应有的内容也不齐备，各篇文字的内容和格式也不一致”，但是通读下来，仍能感觉全书贯穿着一条主线，便是先生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的样子。正如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的那样：“本书很大部分内容是回忆对我有重大影响的领导人、老师、同事、同学，因为这样才可以了解我是在怎样的环境和影响下不断成长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我，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从《经历》一书可以看出，金先生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金先生是在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的，到现在已经整整75年了。因为当时复杂的环境，金先生入党还经历了很多曲折。入党75年来，不管在哪个岗位，哪怕受到无中生有的污蔑和由此而来的严格审查，金先生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始终没有向组织隐瞒过思想，始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完成组织分配的工作。《经历》一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记录。面对工作岗位的调整，金先生在《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一文中说：“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就毫不犹豫地照做。”当党组织要调他到北京时，在《跟随石西民来北京》一文中他坦言：“从个人来讲，在上海工作的人大多不愿意离开上海，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一般不愿到机关工作，何况当时文化部的情况这样复杂。但作为共产党员，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已经成为习惯。”当中国社科院要从文物出版社把他调到熟悉的近代史研究领域工作时，不管组织如何决定，在《“同志加兄弟”：逄先知和我》一文中，他坦坦荡荡地说，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面对暂时的挫折，先生也显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和操守。他在《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一文中说：“一是不抱怨，‘红社’（金先生参加过的自发群众组织，同共产党外围组织有联系，替党做过工作，在1953年整党时一度被认为是特务外围组织，金先生也因此受到审查）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组织上要把这事弄清楚，也是我的需要，有什么可抱怨的，更没有对立的态度；二是不消极，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仍然全力以赴，没有消极和抱怨。”面对职务的晋升和党的工作需要发生矛盾时，他毅然以党的利益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在《“同志加兄弟”：逄先知和我》一文中，金先生追忆，1993年，中央曾考虑调他到另外一个单位晋升为主要负责人，中央组织部谈话时，他说：我这一生的工作岗位都是组织上定的，没有自己找过。如果这次是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一定服从。但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希望留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因为我正在主编《周恩来传》，还准备继续主编《毛泽东传》和其他领导人的传记，希望留在文献研究室把它做完。这是何等的大公无私。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留校，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正如《中国历史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进入大学学习，系统地听过周谷城、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课，受到正规、严格的史学训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史学传统的传承》一文中，先生这样评说以谭其骧为代表的复旦老先生们给他的教益：“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所起的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最初也许没有立刻明确地意识到，但几十年过后，时间相隔越久，这种感受反而越来越强烈。”“如果自己年轻时和以后，没有受到先生以及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等老师的教育和熏陶，使自己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学术研究树立起一种无形的标尺，觉得不如此就根本拿不出手，那么，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的成果也难以取得。学术传统的传承，也许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实现的。”先生一生都在用行动实践着这样的信念，对照老先生树立的标尺，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
金先生在《我怎样开始写最初几篇史学论文》中，很坦诚地回忆了自己最初几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并把自己195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和次年完成的一篇《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录在了《经历》一书中。两篇文章，今天读来仍是我辈后学望尘莫及的上乘佳作。说起作为历史学家的金先生，就不得不提到他主编的领袖人物传记。他自己曾说：“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这实在是先生自谦。笔者粗粗翻看过当年留下的各种书稿档案，感觉由他执笔或改写的比例远远不止如此。徜徉于这些文稿的字里行间，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深厚学养、扎实功底和求真精神，很能体会到他德、学、识、才的高度统一。金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因编写《周恩来传》而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自己中共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刚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在文献研究室有不少研究者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他们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对周总理发自肺腑的崇敬和热爱，以至有人提出“我们哪有资格来评价周总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先生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在《邓大姐同我的几次谈话》一文中，金先生记录了邓颖超同志对《周恩来传》的评价：“这部书是一种创新，文风上也是一种创新。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对文风我很满意。你们把收集到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研究、选材，组织起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这是一次最好的尝试。”这个评价是中肯的。金冲及先生是一部大书，就像他包括《经历》在内的很多的作品一样，值得细细品读、慢慢回味。本文为篇幅所限，只是就我所知道的《经历》一书所涉及到的人、事、文有感而发，行文散漫，并无章法，聊备一格而已。■（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冲及先生秘书）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