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画作失踪之谜
文摘
2024-11-12 12:06
北京
一
2019年早春的一天，一大早我便匆匆赶往多伦多，到一家面包店与利·艾瑞特医生（Dr. Lee
Errett）会面。与他的相识纯系偶然。两个星期前，我应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卢沙野大使之邀，飞抵渥太华，以嘉宾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大使奖”颁奖典礼。获奖者艾瑞特医生六十多岁，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著名的心血管外科专家。身为白求恩的崇拜者，他组织来自加拿大各地的医护人员，利用假期轮流去中国、非洲、亚洲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为患者义务施行手术，并培训当地的外科医生。20年下来，已有三四百人加入了这支队伍。聆听艾瑞特医生的获奖致辞时，他突然提到那个坊间流传许久的神秘故事：“白求恩曾在自己的画作中，预言了他的死亡方式将会是血液感染，后来果真应验了。”他的话让我愕然。民间传说带有“宿命论”色彩，不难理解。然而，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描述此事，似有欠妥。我下决心要解开谜团。“那些传说中的画作究竟在何方呢？”返回滑铁卢后，我给艾瑞特医生发去了邮件。他的回信很快来了。“彦，你好！我很愿意帮你追踪并澄清这批画的下落。这批画作颇为神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我最早看到这批画作的照片是在我导师那里。他是麦吉尔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年轻时曾与白求恩相识。但我的导师已于10年前以近百之龄溘然长逝。你若想澄清这段重要历史，可实在太棒了！我很高兴与你会面，进一步详谈。”于是，便有了在面包店的这次会面。![]()
艾瑞特医生从皮包里掏出几幅复印的彩色图片。我细细审视着这些据说是白求恩亲手绘制的画作。其中一幅是暗红色基调的，两个赤裸身躯的男人坐在战壕里。艾瑞特说，那象征着鲜血与死亡。另一幅上，几个人立在崎岖的山坡上，穿着灰军装，裹着绑腿，酷似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八路军战士形象。还有一幅画面上有多位医护人员，其中最突出的那位形神皆似
白求恩。艾瑞特解释说，这幅画暗示了动手术的那位医生，将因血液感染，不治身亡。我好奇地问：“您是如何从这幅画里看出来血液感染的？”艾瑞特指着画上手术台旁那个奇怪的三角状器皿说：“这是一个装煤油的喷罐。早年间，做外科手术时没有消炎药，为防止伤口感染，会用煤油喷洒在伤口上。也是这个器皿，被解读为白求恩早已预见到他将因血液感染去世。”艾瑞特医生介绍说，这批画应该是1927年前后白求恩患肺结核住院期间所作。我知道，白求恩在1927年曾在疗养院里创作过一批画。但在我看到过的那些图片中，没有今天这几幅。难道说，面前的这几幅是被遗漏的新发现？我仍带怀疑地问：“如果这些画作是真的，那么是谁给了白求恩灵感，使1927年尚未抵达中国的他创作出这样几幅画来呢？尤其是酷似八路军战士的那幅？又是谁首先议论起白求恩的画作中含有‘宿命论’色彩的？”“我初次听到这种说法，是来自我的导师，他曾与白求恩在医院共事过。那时我还很年轻。他和另一位胸外科医生在一起谈论此事时，我恰巧听到了。很遗憾，如今他们均已作古，无法当面核实。”至于那些画作的下落，艾瑞特说，据传，当初这批画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收了。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又把它们当作礼物赠送给了中国政府。我心里明白，此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误传。1935年11月，也就是白求恩正式加入共产党时，他曾绘制过一幅自画像，送给了当时的精神恋人——画家玛丽安·斯科特。这位左翼女画家不仅姿容美丽，才华横溢，还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上对白求恩有过很大影响。白求恩牺牲后，这幅他的自画像就一直挂在那个女画家室内。直到中加两国建交后，女画家才把这幅画捐赠给白求恩工作过的麦吉尔大学医学院。而麦吉尔大学又把它作为礼物转赠给了中国。艾瑞特说，他有个朋友叫穆尔德，在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工作，那里还保存着一张白求恩留下的画作真迹。“我可以联系穆尔德，介绍你去采访他。”艾瑞特热心建议。![]()
二
麦吉尔大学的附属医院依郁郁葱葱的皇家山而建，我在迷宫般的楼层间钻来绕去，终于准时在11点整敲响了穆尔德医生的门。这位加拿大医学界大名鼎鼎的胸外科专家已年届80，但面颊清瘦，目光沉静。这间主任办公室并不宽敞。墙上挂着几幅黑白和彩色旧照，是这座医院建院以来曾在这间办公室工作过的胸外科医生。我能认出的面孔，只有白求恩。![]()
白求恩牺牲那年，穆尔德刚出生。“当我还是个年轻人，迈入神圣的医学殿堂时，就从我导师口中听说了许多有关白求恩的感人事迹。我也读过人们撰写的各种回忆录。从那时起，我就成了白求恩的崇拜者，决心像他一样，救死扶伤，把一生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事业。”我知道，加拿大不少白求恩研究专家都采访过穆尔德。“您是否还了解哪些尚不为人知的白求恩的故事呢？”“当然！”他绽出一丝矜持的微笑，“我年轻时遇到过一位患者，他叫弗莱德瑞克·泰勒。他是加拿大享有盛誉的画家，曾是白求恩的好友。两人都爱好艺术，也同属左翼阵营，信奉社会主义。那时，白求恩是我们医院胸外科第一把刀。他俩经常在街头小酒吧聊天，谈艺术、谈理想。有天晚上，两人都喝多了，争执不休，最后竟然大打出手。”“据说，白求恩吃了亏，因为泰勒是练过拳脚的。”穆尔德说，“晚年时，泰勒来我这里看病，自豪地说，他年轻时曾经打败过大英雄白求恩呢！”我脑海中涌现出曾读过的一篇小说《遭遇》，作者是白求恩。这篇小说从未发表过，它是何时创作出来的也无人知晓。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1936年初，白求恩把这个短篇小说送给了画家玛丽安·斯科特。他在小说中逼真、细腻地描写了一个醉汉与一只野狗在深夜街头的相逢、对峙、决斗。读过白求恩作品的人无不承认，假如他弃医从文，可以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加拿大白求恩研究专家拉瑞·汉纳特教授曾对我说：“这篇作品展现了白求恩在全身心拥抱共产主义理想后，却不为周围的社会环境所理解，因此常常陷入与他人的争执之中。”办公桌上，早已摆好了一沓文件，电脑里也调出了他收藏的所有与白求恩相关的图片。他仔细查看了我带来的传言中那几幅白求恩画作，也让我查看了他保留的一幅照片，上面是白求恩20世纪30年代在这所医院工作时留下的亲笔绘画，画面展示了几名医生围着手术台操作的场景。听我询问起“煤油”，穆尔德解释说，早年确曾把煤油用于手术，喷洒在伤口上，防止感染。后来有了酒精，就不再使用煤油了。我站在老医生身后，伸长脖颈，与他一起浏览电脑中储存的白求恩的资料。看着看着，屏幕上滑过一幅似曾相识的图片。“请停一下。”我伸出手来，点着屏幕。2014年夏，当我第一次采访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的拥有者比尔·塞西尔·史密斯时，曾在那位加共老党员众多的收藏品中看到过一张黑白照片的原件，那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做手术时别人为他拍摄的。此刻，我在穆尔德医生的电脑中再次看到了它。我转过身，拿出艾瑞特医生给我的那幅据传为白求恩亲手绘制的画作，仔细对比了电脑上的那张照片。两相比较下，我猛然意识到，这幅传说中的白求恩画作，其实是有人以西班牙战场上的那张摄影照片为蓝本绘制出来的。二者的构图几乎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不知什么人在这幅绘制的画面上添加了一个煤油喷罐，而这个煤油喷罐在西班牙战场上拍摄的那张原始照片中并不存在。我不动声色地舒了口气，直起身来。穆尔德医生显然也猜到了我内心的失望。道别时，他依旧用平静的语气说：“其实，关于死亡方式的预言并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寻找到那批遗失画作的下落。”狭窄的老式走廊里，已坐满了候诊的患者。墙上悬挂着一排曾在这里救死扶伤的医生的肖像。顶头的那幅，便是那张最熟悉的面庞，颈上垂着听诊器，一手托腮，凝视着远方。坐在机场候机大厅，我翻阅着穆尔德医生给我的那几篇文章。最近的一篇于2017年9月发表在加拿大一家医学期刊上，作者是萨省大学医学院教授，文章的题目是《九场痛苦的独幕剧—白求恩医生壁画的离奇失踪》。1926年至1927年，白求恩罹患当时死亡率极高的肺结核，住进了位于纽约州的肺结核疗养院。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日子里，他冷静地反思了生命的意义，并将他丰富的创造力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与几位病友同住的那间木头房子的四壁上，他贴上牛皮纸，绘制出总长60英尺的9幅画。这批配有诗歌、图文并茂的画，描绘了白求恩从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到最终死于天使怀抱的心路历程，阐述了在人生不同阶段，他所面对的疾病、艰辛、金钱、美色等种种人生的考验和诱惑。在最后一幅上，他绘制了7座墓碑，根据同室病友们各自患病的轻重程度，预测了大家的死亡日期。在诺尔曼·白求恩的那座墓碑上，写着“1932年”，配有一首短诗：7座墓碑所针对的病友中，有两位不幸应验了白求恩为他们预言的死亡日期。而白求恩自己呢？经过与死神顽强不屈的抗争，于1927年底痊愈出院。临走前，他嘱托同室病友妥善保管这批画作。1931年，这位病友也痊愈出院了。他从墙上摘下这批画作，带到了他工作的地方—美国密执安大学。从那时起，这些画作就一直被贴在该大学的研究室里，供人观赏。然而，1960年，不知何故，这批画作被人从墙上取下来送往纽约州，赠给了当年的肺结核疗养院附近的一所公共图书馆。再后来这批画作便神秘失踪了。有人说，1967年，白求恩的画作被人从这座图书馆拿走，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城堡。据说，那里的美国军事专家们认为，这些画作将“有益于我们的对华战略研究专家们”，用以分析研究共产党人的性格和心理究竟是如何锻造而成的。有人猜测，那批画作，很可能就在布拉格城堡的军事基地里，被销毁了，以彻底杜绝美国军事专家们所恐惧的“红色基因”继续传播。飞机缓缓升入了云端。透过舷窗，我望着脚下圣劳伦斯河宽阔的水面，整理着思绪。这9幅画作的创作过程，体现了白求恩濒临死亡时对生命的思考。病愈之后，他也完成了精神的升华。自从告别了那所疗养院，他便抛弃了脚踩两只船的矛盾生活方式：一面受着外界的诱惑，追求财富和声望；一面又被儿时所受教育鞭策着，尽其所能地为穷人免费治疗。“医生，绝不应该是一种赚钱盈利的职业。”从此，白求恩走上了全心全意治病救人的生活之路。白求恩对自己死亡方式的神秘预言，显然是杜撰。令我不解的是，身为医务人员，应该比常人更能感悟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更能冷静理性地看待生命，包括众口纷纭的鬼怪神明。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在这群人中，衍生出这种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传说呢？也许，这恰恰反映出一种现象：无论周遭的世界如何贪婪、堕落，医学界一代又一代的传人们，却不肯忘怀那个远去的英灵，那个早已预见到死神在前方招手，却毅然踏上不归之路的身影。人们固执地呵护着那个神秘浪漫的传说，借以激励自己，于生死考验前依旧恪守高贵的人生信念。那9幅画的象征，对医学界人士来说，意义深远。既然如此，不若就让这批失踪的画卷作为美好的传说，长留人们心间吧，又何必去求证其真伪、寻找其下落呢？拉瑞·汉纳特教授曾提醒过我：“白求恩不应该只是作为中国人所念念不忘的英雄，而应该有更多的加拿大人加入缅怀纪念他的队伍中，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不仅属于出生成长的加拿大，也不仅属于他所奉献牺牲的中华大地。与众多国际友人一样，他们之所以可敬可爱，皆因他们是真诚的信仰者。而他们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精神，本就属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