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六大建筑”筹建始末(内附独家视频)

文摘   2024-11-19 16:03   北京  
(视频提供:中国政治学会苏区精神研究会)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瑞金兴建一座供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使用的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及配套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等革命纪念建筑物,史称中央苏区“六大建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六大建筑”顺利竣工了,一些干部却倒下了。其中教训,令人警醒!

中央决定兴建“六大建筑”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国民党为了扼杀红色苏维埃政权于摇篮之中,经常派飞机对中央苏区的中央机关驻地进行轰炸。为了安全,1933年春,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至沙洲坝。同年6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纪念日,即当年的12月11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二苏大会”。后因一些地方的代表选举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大会延期至1934年1月22日开幕。会议成立了“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并指定时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中央内务部代理部长的梁柏台和毛泽东的秘书谢觉哉3人为委员,梁柏台担任“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二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6月,准备委员会制定了《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工作计划》。按照该计划,筹备工作主要包括选举代表、文件起草、法令修订和大会事务等。7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5次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央苏区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在瑞金叶坪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与此同时,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周围修建红军检阅台、红军纪念亭,并建造公略亭和博生堡,以纪念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宁都起义领导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此外,为迎接“二苏大会”的召开,解决瑞金无大型集会场所的问题,决定在沙洲坝兴建一座能够容纳2500人供“二苏大会”使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以下简称“中央大礼堂”)。“六大建筑”具体建筑施工由赵宝成负责。
赵宝成,原名赵成壁,山西五寨人,1902年11月出生。1923年考入北平京都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与妻子石澹峰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通讯社副社长等职。1933年3月,31岁的赵宝成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负责管理和协调处理临时中央政府内部事务,为临时中央政府日常运转提供后勤保障。
“六大建筑”须“于全苏大会前完全建筑成功”,工期短、工程量大、要求高。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极度短缺。为确保“六大建筑”按期保质完工,赵宝成接到任务后,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委任总务厅的左祥云为该所主任,具体负责六大工程基建施工;还专门请来时任红军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为“六大建筑”总设计,请黄亚光负责图纸绘制,并要求与中央政府总务厅办公室主任袁福清、管理处处长徐毅等人一道,具体实施“六大建筑”工程建设。

紧张选址和设计

“六大建筑”的选址是赵宝成最先考虑的问题。中央大礼堂既是“二苏大会”的会址,也是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象征性建筑,首先必须确保安全。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来中央苏区轰炸的实际,赵宝成把防空安全作为中央大礼堂选址的前提。
经过实地勘察和比较,赵宝成和勘察小组同志最终选定在瑞金县城西北约5公里处的沙洲坝老茶亭村兴建中央大礼堂。老茶亭村周围有大坪头、网形、牛寮下等十几个自然村,各村都有几十户人家,能够混淆敌机飞行员的视线;村对面的小山坡上长有一大片树林,中央大礼堂掩映在树林当中,敌机不容易发现目标。此外,在树林的侧边有一座小山包,便于挖防空洞。至于叶坪村纪念设施的选址,考虑其距瑞金县城只有6公里,村中有一块占地20余亩的树林,在树林的空隙中有一块宽阔的荒坪,5处纪念设施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合理地布局在其四周,是个既隐秘又安全的理想之处。为此,赵宝成和勘察小组把红军烈士纪念塔及红军检阅台、红军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5处建筑的地址,选在叶坪村。选址方案报“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后,得到一致肯定。
紧接着,进入了紧张的建筑设计环节。钱壮飞经过实地考察,夜以继日,几易其稿,在较短时间内拿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设计方案。根据方案,红军烈士纪念塔规划建于叶坪村临时中央政府原红军广场东北端的小树林旁,塔高13米,象征中国共产党成立13周年;塔座为五角形,整个纪念塔造型为一颗整装待发的炮弹,蕴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寓意;塔身缀满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塔的正前方草坪上用煤渣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8个大字,表达中央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在纪念塔的四周,布置了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庄重典雅,与红军烈士纪念塔构成一幅完整的纪念性标志构图。

中央大礼堂的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设计方案,大礼堂坐北朝南,占地1530平方米,整体造型为8个角,从高空俯视,就像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大礼堂共有两层,楼面为回廊式,并有阶梯式楼座,楼下呈半圆形,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余人。此外,为便于人员疏散、通风和采光,大礼堂四周设计了17道双合扇大门、41扇窗户。在中央大礼堂后侧小山旁,还设计了可容纳2000多人的“回”字形防空洞,以确保与会人员的安全。

“六大建筑”依期或提前竣工

中央大礼堂于建军节纪念日,也就是1933年8月1日在沙洲坝村破土动工。为确保工程进度,赵宝成以中央政府总务厅的名义,从江西、福建调集了400多名建筑工人参加施工,并积极协调工会组织,全力以赴保障“六大建筑”的建筑材料和工人生活用品的供应。施工期间,赣闽两地工人还经常开展建筑施工比赛,建筑工地呈现一派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景象。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1933年12月底,视线好、回音佳、通风采光理想、凝结着苏区人民智慧与汗水的中央大礼堂拔地而起。
1934年1月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以及高丽、安南、爪哇等地来宾,齐聚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二苏大会”开幕式。“二苏大会”后,还在此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中央大礼堂成为瑞金的标志性建筑。
红军烈士纪念塔及周围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5座革命纪念建筑,也于建军节纪念日这一天在叶坪村破土动工。《红色中华》报道:“在建筑纪念塔的工友同志,石匠、泥水(师傅)等,工作非常努力,多做义务工作,尽情拥护这个烈士纪念塔。”工程甫始,中央苏区还掀起了一股自动募捐的热潮,《红色中华》以《为纪念塔热烈募捐》为题进行了报道。

毛泽东为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项英、王稼祥、邓发和凯丰等先后也题了词,连同建筑标志碑一起被镌刻在塔座四周。
“二苏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叶坪村隆重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纪念塔前,主持人“宣布揭幕礼后,接着是一阵炮声、军乐声,再是三分钟的静默,全场都静静地,在每个人的心坎中都在追悼着先烈的英勇的精神”。接着,钱壮飞简要地向大家报告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经过。在一片掌声中,朱德走上塔座,满怀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红军自井冈山以来英勇斗争的经过,以及红军领袖赵博生、黄公略等人牺牲的情形,号召大家要继承先烈遗志,彻底粉碎敌人正在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左祥云贪污潜逃

由于赵宝成及其下属的管理处处长徐毅等人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导致“六大建筑”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浪费现象,发生了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之事。劣迹败露后,左祥云竟用金钱收买相关人员偷开路条,企图叛变投敌。徐毅“不但不扣留左祥云,反以管理处处长名义令其出外工作”,导致左祥云畏罪潜逃。中央政府总务厅发生如此重大的贪污和反革命案件,作为厅长、施工总负责人的赵宝成难辞其咎。
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根据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十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开至五千(元)之多”的审计问题线索,迅速对左祥云的犯罪经过展开调查。
此时,也有不少群众通过《红色中华》揭发赵宝成、徐毅的错误。《红色中华》第132期登载了《反对虚浮的预算案》和《一个戏台预算180元》两篇短文,公开披露群众举报中央政府总务厅存在的工作漂浮和贪污浪费等问题。第134期又发表了《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财政支出中另一种浪费—出高价买便宜东西?!》两篇短文,直接或间接历数赵宝成等人的错误。

从快查处了左祥云贪污案和“六大建筑”中的官僚主义案件

毛泽东、项英、张闻天等苏维埃政府领导密切关注“六大建筑”建设中贪污案件的查处,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查处情况汇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还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审查对左祥云贪污浪费案的查处结果,并对有关涉案人员作出处分,决定撤销赵宝成中央总务厅厅长的职务,对徐毅等渎职官僚分子也作出了处分决定,并在《红色中华》第140期公布了赵宝成、徐毅等人所犯错误事实。
苏维埃最高法院主席董必武根据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的提请,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一案进行补充侦查,又发现了他们一些新的违纪和犯罪事实。为警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决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审判大会,对赵宝成及有关人员进行公开审判。
1934年2月13日,中央大礼堂临时成为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参加旁听的有数百人。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审理,最高法庭根据毛泽东、项英等于1933年12月15日签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作出判决:“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六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六年;赵宝成罚苦工一年。”同时,法庭对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中央政府运输司务长刘兆山等贪污腐化案也进行了宣判。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第151期详细报道了此次轰动中央苏区的公开审判情况。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苏区人民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报复。作为瑞金的重要红色标记,“六大建筑”全部惨遭拆(烧)毁,苏区人民参政议政和对革命烈士寄托哀思的神圣之地,化为一片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将修复“六大建筑”列入议事日程。1955年,当地政府在原址上按原貌修复了“六大建筑”。1961年,“六大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1933年破土动工,“六大建筑”迄今已近百年。她不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共产党诠释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场所,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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