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内附独家视频）
文摘
2024-10-18 12:00
北京
导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妄图通过断绝苏区和白区的商品交换，给苏区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从而将新生的赤色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主要是苏区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即所谓白区的物资贸易。如何迅速有效地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经济，成为摆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面前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全面升级，经济封锁愈加严密，妄图将“杀死政策”与“饿死政策”叠加，使中央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严酷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食盐、布匹、西药、煤油等急需物资奇缺，稻谷、茶油、土纸、竹木等农林产品滞销，军民生活异常艰难。苏维埃中央政府如何打破封锁，发展苏区经济，成为一项紧迫而严峻的任务。![]()
早期苏区原本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地方机构，但一道道封锁令、一处处关卡、一次次限购使得这些机构名存实亡。面对这样的困局，完善组织架构，成立中央级的贸易机构，已刻不容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当即行动起来，一方面努力发展苏区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若不能尽快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障苏区供给，就无法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尽管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仍然以大局为重，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千方百计打通对外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局（4月后改称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简称“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统管苏区对外贸易。从此，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工作有了主心骨。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设会计、保管、总务、采购、运输5个科，先后设立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吉安值夏等4个直属外贸分局。虽然机构精简、人员较少，但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各单位挑选来的，有着丰富的经商经验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位于赣县上游、距赣州城最近的江口外贸分局，在4个直属分局中规模最大、承担进出口任务最多，直接由中央对外贸易总局领导，姚名琨任局长。江口地处赤白交界，贡江、平江、桃江在境内交汇，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加上这里党组织建立早、群众基础好，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江口外贸分局主要承担广东和赣州方向的物资进出口任务，配有4条专用船，每条船有4—5名船工，在于都峡山和江口均富洞设有两个仓库，分别存放金银等贵重物品和货物。从江口至瑞金沿途设有12个武装联络哨，还有一支专门护送银元的30余人的武装运输队。中央苏区70%以上的急需物资，都是由江口外贸分局采办供应的。关税是调节输出和输入物资、保护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为更好地调节进出口，增加苏区财政收入，1933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决定建立关税制度，颁布了《关税征收细则》，根据苏区军民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税率，以税收为杠杆，鼓励大量进口苏区急需的工业品，出口苏区富余的农产品。随后，在赣县茅店、会昌筠门岭等赤白边境陆续建立了20多个关税处，专门负责征收进出口商品关税。赣县茅店是中央苏区通往白区赣州城的必经之地。据当年在茅店关税处工作的陈兴仁回忆，当时对进出口物资征税原则是：出口物资最少征5%，最多15%，一般10%；进口物资税收较轻，一般是2%—3%，如盐、布、药材、办公用品等；油墨和蜡纸等消耗品还不征税；迷信品征100%的税。群众肩挑贩卖的一般不过税，主要是船运进出口物资税[1]。关税的杠杆作用让商人们有利可图，苏区的经济逐渐活跃起来。机构成立了，生意该怎么做？商人该怎么吸引？为鼓励发展进出口贸易，搞活苏区商品流通，临时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灵活、宽松的贸易政策，比如，颁布《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修改《暂行税则》，规定商业资本在100元以下者免税，肩挑小贩免收商业税；“商人遇险或遭意外损害，报告政府经查验证实者，得许免税。”[2]江口外贸分局打出招牌后，迅速按照政策开始运转，但半个月过去了，业务没有半点进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为此，局长姚名琨专门进行了调查。走访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很多商人就在离赣州城不远的赣县茅店交易。为什么他们不选择江口而选择茅店呢？带着疑虑，姚名琨辗转找到一位商人，仔细询问后才发现，江口外贸分局虽然前期在人、财、物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准备，但在政策宣传上做得还不够到位。不少白区商人不了解共产党和苏区的外贸政策，害怕红军会将他们当成是国民党“探子”捕捉起来，没收他们的资本。所以大家宁可到茅店交易少挣些钱，也不愿冒险到江口来。姚名琨恍然大悟，要打通与白区商人的贸易，就一定要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如何消除顾虑？首先通过关税处，及时将路条发放给商人；其次是规范经营，诚信服务，让商人赚到比白区更高的利润。比如一块大洋（银元）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相当于这块大洋自身重量的7钱3分盐，被称为“盐顶七钱三”。利润差别巨大，对商人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润，他们还是不敢来呢？原来，由于国民党的严厉封锁和造谣中伤，商人们怀疑外贸部门的实力和诚意，不愿来苏区做生意。针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在苏区边界张贴和刷写了许多欢迎白区商人前往苏区贸易的标语口号，大力宣传苏区“减收半税”等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广泛动员和吸引白区商人与苏区建立贸易关系。不久，每天从白区赶来江口做生意的商人和商船络绎不绝，业务量也成倍增长。有一次，江口逢圩，一位从赣州来的商人试探性地卖了几十斤盐给外贸分局营业部，工作人员照价付了几块银元货款，但这位商人接过银元后面露疑色，站在柜台边反复敲打审验，银元发出了“叮叮”的响声，他一边放在耳边仔细反复地听，一边在观察工作人员的面色和反应。姚名琨看出了商人的心思，他担心银元是假的，便让工作人员抬来一箱“鹰光边”银元，任凭他挑选。看见白花花的“鹰光边”，商人非常高兴，放心地挑选了几块银元，转身欲走。姚名琨连忙叫住他，诚恳地请他引导更多的商人来进行盐、布等商品交易。这位商人有着愉快的交易体验，对苏区的外贸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发现外贸分局交易公平，并没有压迫、欺诈等现象，而自己还有很多现货，寻思全部卖给外贸分局。姚名琨满口应承。一两个小时后，那位商人果然带领一大伙白区商人挤进了营业部。结果，当天就购进食盐4000多斤，出售稻谷一万多斤。据中央对外贸易总局首任局长钱之光回忆：“当时所谓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易货，以物换物。我们出口的东西有：粮食、钨砂、豆子、樟脑、纸张、木材等，这些都是大宗大宗的出口。进口的东西主要有：食盐、布匹、军工材料、医药器材、无线电器材。”[3]但在敌人的严防死守下，物资的进口和出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扩大苏区商品的输出和白区物资的购进，苏区政府不满足现有的贸易规模，想方设法建立和保持与赣州城大商号的秘密外贸关系。赣州城内有广裕兴、广裕丰、攀高铺、新光剧院等各具特色的大商号，经营百货、南杂货、钨砂等。这些大商号都是广东人开的，后台是驻赣州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他们相互利用、各谋私利。为充分利用赣州城这些大商号为苏区对外贸易服务，地方党组织和外贸分局安排地下党员潜入城内，做通了广裕兴商号老板曾伟仁的工作，争取了他的支持和帮助，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秘密采购站，组织货源。比如广裕兴商号派出钟先清为常驻江口外贸分局的代表，江口外贸分局派出刘东门生以开设小杂货店为掩护作为常驻赣州城的代表。而与外贸分局合作的商号，得益于粤军的间接参与，物资的输入和输出都很方便。除此之外，外贸分局工作人员为应付敌人的盘查，保护赣州商人，还与他们约定了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特殊在哪里呢？就是双方提前商量好，利用“武装抢货”的妙计，将赣州商人从上海、南昌等地采购的食盐、西药、煤油等大宗商品，用船装运回赣州。等船行驶到赣江下游的赣县大湖江、储潭水域时，船上押运货物的人员向岸上发出信号，事先等候在岸上的外贸分局工作人员和红军武装人员朝天鸣枪，并故意大声呐喊：“将船靠岸，把货留下！”于是船上的商人赶紧将船靠岸，弃船“逃命”，回赣州城复命时谎称船只被红军拦截、货物被红军抢走，而实际上货物已被江口外贸分局接收，货款也按议价如数兑付给了赣州商人，交易双方心照不宣，皆大欢喜。1933年夏天，原本熙熙攘攘、交易繁忙的江口外贸分局，有一段时间突然变得冷冷清清。姚名琨警觉到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四下调查，终于得知问题出在苏区土造的银元上。赣州商人从江口外贸分局收到的中央造币厂铸的“大头洋”“小头洋”银元，在赣州城里禁止使用。因此，白区商人不敢收这种银元，也就不来江口做买卖，直接导致进出口贸易营业额骤然下降。但是中央造币厂只有铸造“大头洋”和“小头洋”的机器钢模，根本铸造不出赣州市面流通的“老鹰头”银元。怎么办？如果不解决银元问题，就没办法和白区商人继续做生意。难道前期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立起来的商业关系，就这样轻易中断吗？姚名琨不敢怠慢，立刻向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报告，寻找破局办法。要解决铸造“老鹰头”银元的机器钢模，苏区没有但白区有！外贸分局工作人员费尽周折，通过赣州城的一位大商家，从白区上海采购来造币机和马金钢等材料。很快，中央造币厂就造出了能在赣州城流通的“老鹰头”银元，与赣州商人的贸易迅速恢复起来。![]()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主力红军准备突围转移，急需采购大量的物资和药品。中革军委要求外贸部门在7、8两个月除完成正常的进口物资任务，还要紧急采购10万元西药，其中分配给江口外贸分局6万元的采购任务。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立即召集赣州商人在外贸分局秘密开会，研究采购办法。一开始，商人们面对这项有杀头风险的任务都默不作声，直到一位叫汪东金的商人带头认购了2.5万元药品，其他商人才纷纷表示愿意承担部分采购任务。但是，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要采购这么多的药品谈何容易！而购买清单上的部分药品，整个赣州城也只有一两家药店有货，且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格管控中。为了完成采购任务，外贸分局工作人员通过商人汪东金，发动了西药界暴发户何慕陶。何慕陶也是外贸分局的合作伙伴，只是担心被国民党军发现，有些西药不敢卖给红军。汪东金威胁他如果不把这些药品卖给红军，红军会把他们暗自通商的事情泄露出去，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倾家荡产。何慕陶无法抗拒，只能冒着极大风险，将国民党军订购但尚未交货的8种红军急需药品，全部转卖给了外贸分局。经过40多天艰苦努力，江口外贸分局超额完成任务，采购到8万余元所需药品和一批布匹、食盐，满足了红军急需。为了开展赤白贸易，外贸分局紧紧依靠群众，建立了一支支坚强秘密的运输队伍。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赣州城采购苏区紧缺物资，然后冲破敌人封锁线，巧妙地运到苏区。如赣县储潭20多户翻身渔民，把采购到的特殊物品装入密封的铁皮箱里，然后把铁皮箱系于船底，船头养几只鸬鹚，一路佯装捕鱼，安然悠闲地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重重关卡。有时，还将西药和军用品放进棺材，然后在棺材内放些腐臭的肉类，瞒过敌人的检查，以送殡方式运出城外。有一次，江口外贸分局满载物资的船队乘夜“偷渡”，其中一条船被敌流动船哨发现，遭拦阻。船工何光龙、萧厚仁等人为了保护物资安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在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斗争中，赣县有22位革命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在党的领导下，有效地发挥了外联内引的功能，极大地改变了苏区的经济状况，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和稳定了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高度评价苏区的对外贸易工作，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4]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许多思想和伟大实践，都是实事求是且富有成效的探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进行治国理政伟大预演的重要内容，也为后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对外贸易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1][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2017年修订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85页，第861—862页。[2]舒龙、谢一彪：《中央苏区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3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