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声令下，一支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的部队，挺进新疆，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奔赴和田，解放和田。此后，遵照党中央的命令，这支部队的部分战士集体就地转业，铸剑为犁，艰苦创业。他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用小推车推走座座沙丘，用坎土曼砍断层层草根，在路到头、水到头的亘古荒原上，用双手开垦出万亩良田。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海老兵一个个远去，但他们播下的精神火种依然聚沙成“海”，澎湃着惊人的力量。
2013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老战士的回信中指出：“长期以来，老战士们为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1]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解放战争时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几十年来，老兵们用默默奉献诠释了忠诚与坚守。
主动请缨，挺进新疆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陶峙岳、包尔汉相继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新疆局势却很不稳定。一方面新中国刚成立时，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边境线长，与多个国家接壤，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新疆策划反革命叛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另外一方面，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经济剥削以及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腐朽统治，导致新疆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不聊生。
为了彻底消灭残留在新疆的反动势力，解放、发展新疆，王震主动请缨进军新疆，平叛维稳。1949年10月，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进军新疆。其中第六军进军北疆，第二军进军南疆。“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新疆举义旗，心倾共产党。”张仲瀚所作的《老兵歌》生动再现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的场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后，与陶峙岳率领的起义部队、民族军，共同担负起守土卫国、建设边疆的重任。
进军沙漠，解放和田
1949年11月28日，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进疆后，刚到达阿克苏还来不及休整，就接到了上级下达的进军和田的命令。一小撮敌对残余势力密谋在和田发动武装暴乱，解放和田迫在眉睫。第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指出：“进驻和田，制止反革命暴乱，关系着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防安全。”[2]
为了国家利益和各族群众的安全，十五团的战士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当时由阿克苏到和田的路主要有三条，其中两条路是大路，沿途有水有人家，徒步行军比较方便，但是这两条都需要绕一个很大的马蹄形，行军时间较长。为了缩短行军路程，早日赶到和田，十五团毅然选择了最艰难的第三条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奔和田。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被西方探险家称为“死亡之海”。但战士们纷纷表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能进去就一定能出来，坚决征服塔克拉玛干沙漠。
最终，十五团战士兵分两路，一路先头部队在团长蒋玉和带领下，乘汽车沿着大路经喀什到和田；另外一路1803名指战员于1949年12月5日，在副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率领下，从阿克苏出发，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穿越沙漠的途中，战士们每人每天至少要背着二三十公斤重的装备走100多里路。沙子特别容易钻进鞋子里，每个人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沙漠行军最大的困难还是缺水，据老兵杨世福回忆，进入沙漠的第7天，连续走了12个小时也没找到水，大家嘴都干流了血。实在渴得没办法了，就喝马尿、人尿。走到第9天的时候，带的水都喝完了，一些战士因为严重缺水晕倒了。部队只好命令杀掉骆驼和战马，饮血止渴。战士们舍不得，抱着马脖子哭[3]。
即使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和危险，大家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而是咬紧牙关坚持前行。1949年12月22日，十五团1803名指战员行程1580里，终于赶到了和田，解放了和田。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老百姓们把战士们当成“天降神兵”。在今天的四十七团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五角星下镌刻着“1949.12.22”，这是解放军进驻和田的日子。
听党指挥，屯垦戍边
十五团战士进驻和田后，积极参加接管边防、建党建政、土地改革、镇反平叛等重大活动。这些有效举措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保卫国家安全、稳定和田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2月，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部队整编命令。根据上级的指示，1953年新疆军区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十五团的部分战士集体就地转业，整编为生产部队，驻扎在墨玉县。后因墨玉分场土地和水源存在很大的困难，有关部门决定将人员全部迁往阿克苏沙井子。迁的过程中，时任和田地委书记的黄诚知道后给拦下了。他说，为了和田稳定，十五团必须留下来。接着，黄诚书记给王震将军发了一份电报汇报情况。王震将军接到报告后迅速回电：“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一纸命令，老兵们留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留在了和田，艰苦创业，屯垦戍边。
和田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一年中有200多天的沙尘暴和浮尘天气，当地有句老话叫“和田人民苦，一天二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找补”。老兵们在垦荒造田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
在住的方面，刚开始借住在老乡家，后来挖了简易的地窝子、搭了草棚子，直到后面才慢慢有了土块房、砖房，到现在住上了楼房。在吃的方面，有粗茶淡饭老兵们就很满足了，因为有时候经费紧张，连菜都吃不上，只能用盐水煮黄豆下饭。在穿的方面，以前一年两套军装，转入生产后一年一套军装，老兵们要把做衣服的布料钱省下来买种子、买农具。有的人甚至为了节省衣服、鞋子，光着膀子光着脚开荒。在生产方面，老兵们是扛着枪到和田的，没有生产工具。没有枪战士们打不了仗，没有工具战士们开不了荒。部队就用报废的汽车和废钢打造农具，其余需要的筐子、扁担等都是战士们自己编、自己造。有的连队缺少耕畜，战士们就用人代替骡子、马拉犁犁地。老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把一个个地窝子变成了楼房，把一座座沙丘变成了良田，把一片片戈壁变成了绿洲。
扎根大漠，永不换防
为了让年轻的战士们安下心，扎下根，也为了屯垦戍边事业后继有人，当时上级积极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在党和国家的号召、组织下，当年一批批的女兵来到新疆。四十七团共有200多名来自山东和湖南等地的女兵，她们经组织介绍或自由恋爱，与老兵结成夫妇。此外，也有一些老兵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同志结婚，还有的老兵在进疆前就结了婚，进疆后，妻子以随军家属的身份也来到了新疆。
老兵黎加美的妻子张秀英就是这样来到新疆的。1950年，张秀英作为随军家属从甘肃张掖来到新疆，刚开始在纺织厂当工人，后来她来到丈夫工作的地方—四十七团。在开荒的岁月里，张秀英总是积极参加，从不懈怠。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今天戴红花，明天不落后。”凭借过硬的生产技术和吃苦耐劳的脾气和秉性，她成为当时四十七团唯一的女连长。后来，丈夫去世后，子女都希望张秀英搬过去一起住，张秀英拒绝了，她说：“我就在四十七团待一辈子，我哪里也不走。”张秀英一辈子得过许多荣誉，但有两件事让她感到无比自豪，一是1958年赴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二是2008年获得兵团授予的“十大戈壁母亲”荣誉称号[4]。
不管是张秀英，还有其他女同志，她们不仅为老兵们带来了家的温暖，自身也承担起了屯垦戍边的使命，和老兵们一起扎根大漠、屯垦戍边。她们是当之无愧的“戈壁母亲”！
就这样，年轻的战士们在艰苦的沙漠边缘扎下了根，一辈子留在了四十七团，留在了和田，直到离休甚至离世，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离开四十七团，没有离开和田。他们不仅自己履行了一辈子屯垦戍边的使命，还要求子女、甚至孙辈也留下来继续担负起屯垦戍边的使命。
老团长王二春从1955年担任场长到离休，一干就是22年，没有离开过四十七团，并且他还将儿子王亚平留了下来。王亚平年轻时先后有7次离开和田的机会，都被王二春挡下了。他给的理由是：“全团的老兵都是我带过来的，其他人的子女可以走，我自己的子女不能走，因为还有许多老兵的子女在团场、在戈壁滩。”[5]
老兵们为建设、守卫边疆奉献了一辈子。很多老兵去世后，没有落叶归根，而是选择长眠于新疆的大漠戈壁。四十七团墓园又称“三八线”，之所以叫“三八线”，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老兵们打报告要上前线再立战功。但是上级给他们做工作说，搞好生产，多打粮食就是支援前方的战友打仗。老兵们虽然听从指挥继续扎根生产一线，但作为一个兵，不能去打仗总是一种遗憾，没能去“三八线”就成了老兵们的心结。因此，他们将一块开垦出的长300米、宽80米的地当做墓园，别称“三八线”。他们活着的时候扎根在边疆，去世了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守着祖国的疆土。他们是一支扎根大漠、永不换防、世代接续的戍边卫士。
精神永存，砥砺前行
70多年来，在老兵们艰苦创业及几代军垦人的共同努力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戈壁荒滩成了美丽的军垦城镇—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四十七团的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老兵们不仅是和田的开发者、边疆的建设者，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的戍边人，始终忠实履行着兵团屯垦戍边的使命，为和田地区的繁荣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老兵们在几十年来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那就是“老兵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兵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在同兵团干部职工座谈交流时，饱含深情地说：“去年12月，十四师四十七团9位老战士给我写了一封信，讲了他们对新疆和兵团的期待，体现了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老兵精神，让我非常感动。”[6]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事业。许多老兵虽然已经逝去，但“老兵精神”永存。在“老兵精神”的感召下，一批批有志青年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他们在边疆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成长为一个又一个“沙海新兵”。
（张艾云，新疆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赵国鹏，新疆艺术学院党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