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安门城楼沿长安街西行，不久就可以看到我国政治生活的心脏、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新华门内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统称，在历史上和北海共同被称为“三海”，包括故宫西侧的一片广阔水域及建于湖畔的古代建筑群，亦名西苑、太液池。明清两代，这里是皇家宫苑，光绪皇帝曾被囚禁于瀛台；民国初年曾在这里设总统府；1929年中南海被辟为公园，对公众开放；后来，国民党政府曾在此设北平行辕；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又将华北“剿总”司令部设在了中南海的居仁堂。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南海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中南海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
“最后的警告信”
1948年6月，华北“剿总”司令部机关最初设在北平西郊万寿路一带。后来，由于西郊“剿总”司令部为解放军一部所占，12月13日，华北“剿总”司令部搬进中南海。
此时的傅作义心中明白，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自己也回天乏力。他搬进中南海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供应北平城内电力的石景山发电厂，但为了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解放军一直保持电力供应，因此傅作义还能够正常收到外地的战斗情报。他从这些情报中判断，与共产党的战斗必败无疑，和谈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1949年1月16日清晨，中共中央军委给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发去指示电，让他们把“最后的警告信”在当日交给傅作义方面的谈判代表。“警告信”措辞严厉，让其“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并说：“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1]傅作义必须要作出决定了。
当天，傅作义向北平各界名流发出请柬，邀请大家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宴会。1月17日的北平《新民报》登载了傅作义宴请众教授的新闻：“傅总司令昨日下午五点半在勤政殿宴请各院校教授，到有：袁翰青、贺麟、郑天挺、陈友松、杨人、王铁崖、赵博、徐悲鸿……等十余人。席间傅氏希望各教授坦白交换意见，发言者极为踊跃，对主和原则上获一致见解……宾主谈话颇洽，至七时四十分始散。关于觅致和平技术与出城手续，亦曾略谈及。”由于1月16日晚的中南海座谈会是《北平和平解决初步协议》签订前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故被称为“最后一席话”。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也时刻牵挂着北平城的文物古迹。他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平津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2]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机关及军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发出《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
军管会接管中南海
北平解放前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对北平的接管工作，1949年1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负责北平的接管工作。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晚，周恩来在西柏坡指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等几名同志：即刻行动，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关进京打前站。
2月3日，他们一行人刚到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就把周恩来发来的电报转交给齐燕铭，指示他们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这两个地方，一个将成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一个将成为参加会议代表的下榻之地。
齐燕铭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因北平刚刚解放，局势不稳，为防止意外发生，当天下午3点，齐燕铭和申伯纯就带领两名干部进入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接收手续办完后，当晚，两名干部留住在此。
当时，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大门洞开，满目疮痍，破败不堪。据参与接收中南海的夏杰回忆，丰泽园西北角有个院落叫纯一斋，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城后曾在此居住。一天，院里施工，一个地井盖没盖好，晚上李维汉不慎跌入井中受伤，原本由他负责的新政协筹备工作只好交给林伯渠。从此事可见，当时中南海内部之残破。
此时期的中南海不仅环境破败，人员情况也非常复杂。里面有一些原傅作义部队的军政机关尚未撤离，甚至还有一部电台工作室在工作。西北角的西花厅、东花厅曾是清末摄政王府旧址，后来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抗战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曾在此办公；分布在这里的部分旧政权机关也滞留办公。新华门内东侧围墙下，平房前空地上停放着32部各式汽车。这原是傅作义总部直属的一个汽车队，不愿离开的司机仍在守候，许多司机希望新生的人民政府能给他们工作和生活出路。万善殿里的一个军乐队也在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
针对中南海复杂混乱的现状，齐燕铭当即下令：军管会立即派人督促原傅作义的军政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并停止一切电讯活动，同时上交电台；立即派有关部门迅速接管中南海残留的所有机构，包括车队、军乐队等；立即派出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
2月7日，党中央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干部来到丰泽园，实地勘察即将驻守的警卫部队营房情况以及警卫分布的设置。到4月初，中南海内所有旧政府人员全部撤离，其他闲散人员也都清理完毕。不久，新成立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团在团长何有兴的带领下正式驻防中南海。
中南海军管小组继续加紧开展各项工作，清查中南海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记造册、绘制图表；勘察所有房屋的破损情况，制订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年底前，共修复2000余间房屋；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清除中南海的杂草和淤泥，共计清理湖底淤泥16万立方米，沿湖边用石块砌起护岸，杂草、垃圾也被清运干净；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开展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随着开国大典的日益临近，为方便工作，中南海军管小组将中南海公园管理处更名为中南海办事处，为党中央顺利进城、筹备新政协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进驻中南海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25日，抵达北平。当晚，毛泽东等乘汽车来到香山驻地。毛泽东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北侧的来青轩。
香山距离当时的北平城区有20多公里，加上道路崎岖，进城一趟要花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夜间往来更存在很多隐患。中南海是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址，陆续进入北平的民主人士都住在城里。为筹划国是，周恩来、林伯渠和李维汉两头奔波。为减免奔波的劳顿，5月，周恩来、林伯渠等先后入住中南海。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修整，中南海的环境焕然一新。香山毕竟远离市区，叶剑英等便筹划将中南海作为党中央的办公地，并向中央打了报告，这一报告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可是等了几天却都没有动静，原来，毛泽东并不愿意搬进中南海。进城前，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要读一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意在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忌讳中南海曾是皇家宫苑的历史，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但是，全国解放在即，党中央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同时，毛泽东本人也需要经常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交换意见，沟通与联系的便利非常重要。为此，中央召开会议，最终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搬进中南海。9月中旬，中共中央从香山迁入了中南海。
毛泽东正式入住中南海的确切日期有不同说法，据《毛泽东年谱》记载：“6月15日，因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3]此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了27年。
中央机关进入中南海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奋斗和探索，为缔造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
注释：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史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