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2年10月1日晨，日本陆军省征用的七千余吨“里斯本丸”，从香港运载英联邦战俘以及随船日军部队，行驶至舟山群岛东部海域时，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击伤。日军舰船赶到救援，拖弋到东极岛附近海面最终沉没。近年来，本文作者陆续发现日文、英文档案文献，弥补了以往研究诸方面的细节不足。特别是战后设置的香港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对这一事件真相所进行的细致求证，形成了整条线索的证据链，有助于后续深入拓展研究。
1946年8月28日上午10时，位于怡和集团的洋行东角货仓内（今铜锣湾一带），编号为第7号的香港军事法庭开始了一场特殊的审判。随着主审法官史超活中校的一记重锤音落，一名身材瘦小的日本人被带进法庭。他曾是日军翻译官，名为新森源一郎，战争期间参与虐待“里斯本丸”运输英联邦战俘的罪犯之一，被以“虐待战俘罪”指控。检控官普迪科姆（服役加拿大维多利亚步枪队）就新森源一郎虐待战俘行为罪行，提出有力指控，并陆续传唤战俘豪威尔、迈尔斯、拉罗、洛马克斯等受害者出庭作证。
证人拉罗回忆，抵达上海码头时“亲眼看到他殴打囚犯”[1]。证人迈尔斯指出，当船舱被封闭时，战俘们曾一次次请求新森源一郎帮助解除困境，“本来可以通过新森来完成的”，可“他什么都没有（做）”[2]。战俘出庭指证至为关键，证实新森源一郎深度参与虐待战俘，包括殴打、驱赶、开枪、劫财以及任凭战俘呼救也不作为等，其行为表现极其凶恶。至10月18日结束庭审，犯罪事实清楚，辩护人也没替犯人求情，主审法官遂判决新森源一郎监禁15年。新森源一郎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却被判处有期徒刑，竟然当庭手舞足蹈起来。
接下来，法庭审理“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由第5号法庭主审，庭长拉明，审判官拉莫特、罗兰杰，公诉人瓦因系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战争罪军法署署长副助理）等出庭。自10月23日上午10时第一次开庭，至11月29日审理完毕，听取了十余位战俘证人证词，最终裁决经田茂有罪。主要罪行两项：因封舱导致第1号舱两名战俘死亡；沉船时，一些人“受困而溺亡”。此外，“因其未能为战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艇和救生衣，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船沉而溺亡，更多的人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3]。军事法庭最后判决经田茂有期徒刑7年予以监禁。1947年2月18日，由英军驻香港总指挥官证实，次日正式公布执行。尔后经田茂被收押在香港赤柱监狱（位于大潭半岛）服劳役。鉴于经田茂表现良好，减刑至五年，1951年9月出狱押送回日本，继续在东京的巢鸭拘留所服劳役。两个月后，经田茂刑满释放回家。
因“里斯本丸”载有英国皇家海军官兵并遇难，驻港海军最高指挥官要求“所有未在海上执勤的海军军官，都身着一号军装、携挎佩剑、佩戴奖章参加法庭开庭。当天，约50名海军军官到场，早早坐在旁听席前排”[4]。所谓英军一号军装，即为隆重礼服，由此可见英国人对“里斯本丸”案件审理的重视程度。这一系列事情之缘由，均指向四年前发生的惨绝人寰的“里斯本丸”海难。
“里斯本丸”海难
“里斯本丸”原本是客运货船，有七个船舱，总计7053吨，船主属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该船被陆军省征用，担负往菲律宾输送军队的任务。1942年9月27日8时10分，“里斯本丸”搭载着1816名英联邦军队战俘自深水附近海面启航，朝向日本九州的门司港进发。这些战俘全系白人，分别隶属于皇家海军陆战队、皇家苏格兰团、皇家炮兵部队、信号军团、海军防卫团、陆军工程兵、皇家苏格兰团第二营、密德萨斯团第一营、皇家加拿大步兵队、（加拿大）温尼伯掷弹兵部队、皇家陆军军医队官兵，以及在香港的英国侨民组成的志愿义勇军队员，来源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还有香港平民五人。同时登船的还有代号第8610部队的752名日本军人和着便装乘客，内有150名将校军官和一些伤兵；押送战俘警卫队26人，队长和田秀男少尉，翻译新森源一郎；全船指挥官杉山中尉。战俘们入住第1至第4号舱，日军入住第6、第7号舱，军官和警卫队则进驻船桥下面食宿条件较好的客舱。随船装载了1676﹒466吨物资，大部分系工业品原材料。
开船后三四天，一切看似平静。战俘们自我管理伙食，轮流上甲板放风，唯舱内拥挤及空气混浊，“登革热”开始传播，体质虚弱的染上疾病。
10月1日早晨，不幸的事却发生了。“里斯本丸”行驶到浙江舟山群岛东部的中街山列岛海面时，被早已潜伏在此的美军“鲈鱼”号潜艇击中船尾右侧右舷推进器附近，导致正在船尾操作的四名船员负伤，船尾当即被炸开了直径约2.5米深的大洞，海水立刻涌进第6号、第7号底舱，储藏食物和淡水罐首先被淹没，接着发动机舱、应急燃油舱也被海水没过，继之海水又涌进了锅炉房和常备煤舱等处。而当鱼雷爆炸之际，在第7号舱的日军一等兵伊东锐藏被舱口的横梁砸中当场死亡，在第6号舱、第7号舱二层入住的日军部队很快集中到甲板上待命。
“里斯本丸”出事后，日军飞机和舰艇迅速赶到现场，迫使“鲈鱼”号潜艇离开，暂时解除威胁。当晚，日海军第十三炮舰队（又称之为第六警戒队）司令矢野美年大佐乘坐“丰国丸”（旗舰）到场指挥救援行动，陆续又云集了“栗”舰、“”舰、“第十云海丸”“正生丸”“百福丸”“第一黄埔丸”“第一真盛丸”“新兴丸”“利根丸”“笠岛丸”“早濑丸”等十余艘舰船。矢野美年当即决定，日军官兵全都转移到“栗”舰、“丰国丸”和“百福丸”，由“丰国丸”牵引“里斯本丸”回返附近岛屿抢修。深夜，正当该船被拖曳蹒跚缓行时，警卫队队长和田秀男却鼓动杉山封闭舱口，防止战俘暴动，尤其是害怕第1号舱内的300多名海事经验丰富、敏感度较高的海军战俘。午夜，当封舱消息逐渐传开时，本已一天滴水未进的战俘们坐不住了，战俘指挥官斯图尔特中校派会讲日语的波特中尉在第2号舱口下向新森源一郎喊话，几乎是彻夜未停。新森源一郎就在客舱休息，却无动于衷。
失去了动力的“里斯本丸”，所有的通风设备都停止了运转，加之四个船舱门全被封死，犹如火上加油，很快恶臭弥漫在窄小空间内，令人窒息到难以忍受。第1号舱的退役海军中尉比维斯和海军上士利夫顿未能挺过去，旁边战友们只能用毯子分别包裹了尸体，就地停放在周围人堆里。其实，各个船舱都发生了死人现象，唯香港军事审判战犯法庭仅仅认定了第1号舱有两人死亡。次日早晨，船体已经严重向左侧倾斜，船尾没入海面，而700多名日军及乘客早已撤离。8时45分，矢野美年最后发出命令，卫兵和船员立即转移，并明确不撤出战俘。警卫队大部分士兵和船员随即转移到右侧船尾，登上前来接应的“第一黄埔丸”上，仅剩下和田秀男、新森源一郎带领几名卫兵及船长经田茂尚留在最后，持枪死死盯住舱门，就是不放战俘出来，摆明是要连人带船沉入海底。
战俘自救行动
万分危急时刻，斯图尔特命令豪威尔中尉不愿再坐以待毙，遂果断采取自救行动，使用小刀割开蒙盖舱口的帆布，与波特等五六个人爬上甲板。结果被迎头一阵枪声打倒，开枪的正是站在客舱甲板通道上的四名日军警卫和新森源一郎翻译官，是站在“舰桥左舷的和田中尉发出开枪的指令”[5]。一名战俘被当场打死，波特血流如注倒下，豪威尔迅即拖着波特退回舱内，但伤势过重很快死亡。警卫的子弹追着射入了船舱，躲在舱口下的汉密尔顿“肩膀上有一个小刮伤”[6]。万幸的是，一名战俘躲藏在前甲板绞车后面，趁乱打开第1号舱舱门，放出皇家海军战友们，情形顿时大变。法勒斯首先跳上甲板，“立即拉开许多舱口盖，放里面的幸存者出来”[7]。这一果敢行动，极具关键作用。而斯图尔特听取了豪威尔简短报告，亦意识到必须立刻冲上去，遂命令豪威尔不顾一切地带头行动，众人紧随其后登上甲板，这一宝贵的自救时刻即永远定格在8时55分。各个舱口接踵而出的战俘冲向卫兵，拼死缠斗，迫其在慌忙中跳海。根据日军资料记载，警卫队“一等兵寺四清次郎在本船撤退后溺亡；一等兵杉原实生死不明，轻伤者若干”[8]。
解决了警卫，战俘们集中在第2号舱舱口附近跳海，纷纷就近游向日军舰船求助。约有1000多人跳海挣扎，余皆随船沉入海底。日军则开船反复冲压，开枪射击，仍欲置之死地。一时间，海面上嘶喊声伴随着枪声，不绝于耳。
上午10时47分，在周围十余艘日军舰艇环伺下，“里斯本丸”沉没。
中国渔民果敢施救
事发地点，正是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海面，大量落水人员和布匹等顺潮流漂至青浜岛、庙子湖岛和东、西福山岛附近，立刻被当地渔民发现，纷纷摇船下海救人，且往返数次，令在场的日军目瞪口呆。当时场景甚是感人，男人们摇着各家的小钓木帆船穿梭不停地下海救人，妇女们则在岸上忙碌接应，凡是有船有能力下海的，包括十来岁会浮水、摇橹的海娃，全都出动了。青浜岛和西福山岛出动渔船30艘，救助44船次；庙子湖岛出动渔船16艘，救助21船次。当地的头面人物组织群众参加营救工作，使海面大营救由自发、零散到有组织的进行，明显地提高了海上救助效率。如青浜岛由赵筱如、唐品根、翁阿川、唐如良、许毓嵩等五人发起，通传全岛渔户总动员；庙子湖岛由沈万寿、吴其生、吕德仁、沈元兴、沈阿明等五人发起，所有出海的渔船都尽全力救助落水的人。这场海上大营救，历时12个小时，加上自行游到岸的，共计417名战俘，包括隐藏脱逃的三人。目睹落难英俘凄惨状况，众渔民虽家中存粮不多，却慷慨地拿出仅余的大米、鱼干制品、番薯、土豆等食物，让给英俘享用，并安排住宿。诚如定海县政府在事后调查时所描述：“两山居民目睹被难英人不惟单衣淋湿，甚有赤体者多人惨状，自动分赠衣衫、棉袄，供献滚水饭食，并为之安宿。”[9]
中国渔民船团突然出现在现场，不顾一切地抢救落水的战俘，使得日军迫不得已捞起尚活着的战俘644人。因此，相当于舟山渔民群众直接或者间接地拯救了千余名盟军幸存战俘。若非如此，则无疑所有战俘势必葬身大海。正像汉密尔顿分析的那样：“我认为，如果不是看见中国帆船里的中国人救了很多战俘，日军是不会改变主意来接走战俘的。”[10]汉密尔顿这一结论，代表了所有幸存者的观点。
何以至此？祖祖辈辈依靠大海为生的渔民群众千百年来传承的美德，便是应对突发性海难事件时，必须不顾惜自身安危下海救人。这种潜移默化的知行理念，早已沉淀为渔民世世代代守望相助的特有“铁律”，是经历了无数次海洋生死考验，自然养成抱团取暖习惯、互助互救传统意识和海岛渔村公序良俗。
伊文思等三人死里逃生
3日上午，“丰国丸”“第一黄埔丸”“第十云海丸”“百福丸”派兵上岛清空抓捕，尔后转运上海赴日本。
令人称奇的是，竟然有三名战俘被渔民掩藏起来，躲过了日军大搜捕。被青浜岛渔民翁阿川收留的法勒斯，战前任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监；约翰斯通，战前任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会计师；伊文思，战前为英美烟草公司高级职员。他们均于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皇家海军预备队服役，一同经历了集中营生活。时任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得报此事，凭其早年在大上海闯荡之阅历，很快便判断出拯救盟军战俘的重要政治影响，当即从葫芦岛冒险渡海赶至青浜岛。于9日夜间带走伊文思等三人，暂时安置在其岳父家所在的葫芦岛治病。两天后，缪凯运亲自带人乘船武装护送，绕过日军封锁，抵达镇海县之郭巨上岸进入康头，直接带到大队部，交由大队长王继能照顾。继而武装护送至象山县之桥头湖，交给在此活动的定（海）象（山）县长苏本善处理善后工作。此一周密转运过程，都是秘密行动，知道的人极少。
苏本善遂急电浙江省政府，告知此事详情，并专程送他们前往省政府战时驻地云和县。限于战时条件，三人一路冒雨步行，途径临海县时，受到英格兰传教士夫妇的欢迎和款待。10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告知英国驻华大使馆，后者得知大为惊喜，立即表态愿意承担中国政府垫付的所有旅途费用。11月9日，英国驻华大使馆正式致函中国政府外交部，由武官处负责经办此事[11]。伊文思等三人即乘坐汽车出发，经由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进入福建省境内，继由南平县往西抵达江西省赣州，再取道广西省会桂林市，12月安全抵达重庆，中外媒体舆论哗然。英国政府则依此，通过中立国瑞士向日本交涉。
中国普通民众从大海深处，辗转多岛，成功营救三名落难英军战俘，此一曲折经历，实属抗战史中的传奇事件。
至于1000余名幸存战俘，则被押送上海，除去病亡者，尚有970人。留下患病严重的35人，其余乘坐“第一真盛丸”前往日本九州门司港，继而分散至大阪、神户、广岛、小仓等地做工。日本投降后，他们当中仅有763人活下来。2021年1月3日，最后一名战俘老兵，曾服役于原苏格兰团第二营的丹尼斯·莫利，在英国斯特劳斯去世。
迄今，“里斯本丸”仍然静静地躺在青浜岛附近海底，仿佛诉说着无尽的哀愁。
注：本文使用的香港审判英文资料， copyright of Suzannah Linton & HKU Libraries,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 Website，系来源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和苏珊娜·林（香港战争罪审判收藏网站），沈健翻译。日文来源于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唐洪森组织翻译。
注释：
[11]《英国大使馆关于请为获救官员尽一切可能予以协助致函中国政府外交部》，载台北“国史馆”藏《载送英美籍俘虏敌舰为美潜艇击沉》，馆藏号11-32-11-3-028。■
（作者唐洪森系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健系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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