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关系曾经历了一个“从友好、合作到冲突、对抗的过程”。影响中苏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958年9月下旬发生的“响尾蛇”导弹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温州湾上空坠落美国“响尾蛇”导弹
“响尾蛇”导弹是1953年美国研制并成功试射的一款空对空导弹，1955年开始装备美国军队。该导弹采用红外制导，发射后导弹控制舱前面的导引探测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使导弹自动跟踪目标飞行，直至击中目标。当年的“响尾蛇”导弹系“AIM-IXL型，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西方媒体曾称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中杀手”。1958年8月18日，美国将第一代“响尾蛇”导弹运抵台湾新竹空军基地，正式装备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
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国民党空军首次使用“响尾蛇”导弹。此事缘起于中东危机。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1]精锐步兵旅旅长卡塞姆将军效法俄国“十月革命”，发动军事政变，将亲英美的国王费萨尔二世及王室成员斩杀殆尽。15日，美英两国分别派军队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为策应英美军队入侵中东国家，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决定连续组织海空军事演习，制造台海紧张局势。为给骚扰大陆的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惩罚性打击”，以及支持和帮助抵抗美英军队的阿拉伯国家人民，中共中央决定：炮击盘踞沿海岛屿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岛。首次炮击发射新式炮弹23725发、旧式炮弹5544发、海岸炮炮弹1488发，共计30757发。金门岛基本为解放军炮火所封锁。这是海峡两岸“在互对敌意的近十年内最大的一次炮击”。为扭转台海不利的战争形势，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大陆与金门、马祖间的隔海炮弹对射升级为空中作战。
9月24日一天内，国民党空军就先后出动143架次，蹿入我福建、浙江、广东三省上空，进行军事挑衅[2]。当天上午，国民党空军4架携带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F-86F战斗机在另外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分两批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直扑浙江温州地区上空。约9时30分，解放军米格机群与敌机群相遇。解放军机群不知道敌方飞机上载有“响尾蛇”导弹，仍按常规战术展开攻击。交战中，姜凯大队快速勇猛地接近敌机，与敌机群近战格斗，打乱了敌机的队形，使其携带的“响尾蛇”导弹没有发射的机会。与此同时，罗烈达中队在接敌过程中，王自重驾驶的3号战斗机掉队。在追赶编队途中，与企图偷袭我飞行中队的12架敌机遭遇，被包围。为保证战友的安全，王自重从下方揳入敌机群，近战格斗5分钟，接连击落敌两架F-86F飞机。当他准备撤出战斗时，不幸被敌机发射的“响尾蛇”导弹击中，壮烈牺牲。虽然国民党空军用“响尾蛇”导弹击落了我军一架战机，但其自身也付出了被击落两架战机的代价。
这是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使用空对空导弹”，同时也拉开了空战史上“光电对抗的序幕”。
在此次空战过程中，一枚“响尾蛇”导弹从高空坠落到地面，没有爆炸，之后被我方人员寻获[3]。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捡获导弹的红外线接收部分（头部）、导向部分、未爆炸的弹头部分和固体火箭部分等重要部件运往北京。9月2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向现场中外记者展示了战利品“响尾蛇”导弹的部件。从展出的导弹实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响尾蛇”导弹长两公尺多，直径5英寸，弹头部分装有烈性炸药。在导弹的动力装置以及固体火箭部分的铝合金外壳上，有使用英文书写的“五英寸火箭”和美国“军械局”字样。
中苏两国围绕“响尾蛇”导弹的交涉
获悉中国军方获得美国“响尾蛇”导弹的消息后，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第一时间就报告了莫斯科高层领导。一直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很感兴趣”的赫鲁晓夫兴奋不已，觉得“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4]。他指示驻华大使馆官员代表苏联政府致函中方说，苏联方面拟请友好邻邦将导弹送交苏方研究，并答应届时“与中方共同享用分析结果和导弹的图纸”[5]，以后，还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两国“共同利益服务”。中方一开始“没有回音”，继而答复“正在搜寻”。再后来说明，“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暂时不能给苏联，等研究好了，会主动与苏联“交换情报”。
中方没有马上满足苏联的要求，性急的赫鲁晓夫对于中国方面的答复，表示不可思议。首先，在他看来，美制“响尾蛇”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苏联导弹专家“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由于当时苏联军备的整体水平还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急于根据美国人的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供苏军借鉴[6]。其次，赫鲁晓夫觉得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7]，此外，还“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在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愿交给我们”[8]。
赫鲁晓夫“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9]。当时，苏联正准备给中国发送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资料，中方“也非常着急地催促苏方赶快发出”[10]，于是，赫鲁晓夫向其在中国的军事专家和顾问们下达了指示：一方面，要求他们在谈判时公开表达对不能马上拿到“响尾蛇”导弹的“不满”和“委屈”；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在私下里暗示说，在向中国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很可能无法如期交出”。
不久后，中方不得不向苏方转交“响尾蛇”导弹及其组件，它们被统一送到了莫斯科附近的一家科学研究所。
苏联专家考察后惊喜地发现，与苏联的同类导弹PC-2Y相比，“响尾蛇”导弹的优点十分明显：它十分轻便且操作简单，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很容易地拆卸、组装，“制作更精良”。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如法炮制美国人研制的“响尾蛇”导弹，只需“做一些小小的修改”[11]。
但仿造过程中苏联设计师发现，“响尾蛇”导弹上的热感应元件没有了。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对准确操纵导弹至关重要，“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12]。苏联专家认为，中方所送导弹坠地时断为两截，并无其他损坏迹象，遗憾的是，缺少重要零件——热感应头部的敏感元件，认定中方在将导弹运送苏联之前，“已经过多次拆卸，是重新组装之后才交苏联的”。
赫鲁晓夫了解这一情况后，“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所谓的敏感元件。但中方的回答是，已经把所有部件都送去了莫斯科。赫鲁晓夫没有再坚持，他当时猜想这有两种可能性：“也许他们（中方）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但他宁愿相信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为此，赫鲁晓夫曾“大动肝火”，并在他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面前埋怨说：“我们无偿地向朋友提供知识、图纸、工艺，什么都毫不隐瞒地如实相告，这里涉及到的又不是中国的秘密，而是美国的秘密。”[13]这说明中方的回答显然没有让赫鲁晓夫满意，他“第一次感觉到‘兄弟情谊’中出现的深深裂痕。第一次想到提供最新军事工艺、教中国人造火箭、造原子弹等是不是明智之举”[14]。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此事：“中国人要么丢失了这些部件，要么就是故意不肯拿出来，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件事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感情。”[15]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回忆，“响尾蛇”导弹事件在他父亲“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仿佛是个由头”。从此，他开始担心，当初缔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秘密的协议“是否操之过急”，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产生了：“原子弹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中国）。”[16]
“响尾蛇”导弹事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尽管这场由美国“响尾蛇”导弹引起的中苏外交风波真相还有待新史料的进一步揭示，但事件的大致情况已经比较清晰。笔者拟就此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影响略陈管见如下。
第一，上述美制“响尾蛇”导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领空空战后获得的“战利品”，中国专家试图拆装以弄清其内部构造，这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
第二，急于得到中国“战利品”的赫鲁晓夫“感受到委屈”的原因，是他自认为“把什么都给了中国”、对中国“什么都毫不隐瞒地如实相告”，但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确给过中国大量军事技术援助，但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和限度的，旨在使中国与苏联之间保持相当差距。实际上，中国也认可苏联政府实行军事科技“内外有别”的原则。
第三，挂载在国民党空军F-86F歼击机机身下面的“响尾蛇”导弹在交战过程中从高空坠落地面时，丢失一个只有钮扣大小的热感应元件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第134实验设计局的导弹专家和设计师，根据中国送去的美式“响尾蛇”导弹及其零部件，在“极短的时间”仿造出了苏联版“响尾蛇”导弹，取名“K-13”。该型号导弹装备苏联空军米格-21战斗机后，“服役时间很长”。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赠送苏联的“战利品”，大大缩小了苏联与美国在空对空导弹方面的差距。
如此看来，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出于猜疑、猜忌等原因，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面废除1957年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的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做法，特别是暂缓向中国提供最新技术成果、原子弹技术和相关军事领域资料的做法是草率的，是言而无信的表现。1960年7月16日上午，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7]，中苏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当时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从此进入核技术真空状态。有人预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还有人甚至说，“这是对你们（中国）毁灭性的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就要卖废铜烂铁了”[18]。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坦承：美国制造的“响尾蛇”导弹在中苏关系发展上“留下了某种印痕。……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19]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58年对于整个中苏双边关系来说，可谓多事之秋。4月有关苏联请求在中国海岸建立“长波电台”和7月苏联提议建立“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争执刚刚平息，8月23日又发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台海危机尚未完全停止，9月又发生了引起种种猜疑的美制“响尾蛇”导弹风波。应当承认，这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都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程度不等的负面影响。
注释：
[18]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作者系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