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完玛冷智 华旦旦增
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在西康和甘青藏族民众中宣扬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治主张，与国民党实行民族同化、镇压苛税形成鲜明对比，各民族群众歌唱赞颂红军为“菩萨兵”。因此，1949年9月，解放军在兰州等地击溃马家军、挺近青海时，一路受到各族各界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的热情欢迎，滞留青海的十世班禅第一时间致电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发义兵解放西藏；青海同仁的政教领袖夏日仓、尖扎的昂拉千户项（háng）谦、玉树的囊谦王室及甘肃的黄正清等人到兰州、西宁主动联络、献礼致敬，自愿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平地跨入了社会主义崭新道路。这背后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习仲勋争取昂拉千户项谦的过程尤其值得称颂。
造谣者的毒箭：旧军阀残匪垂死搅局
相传昂拉千户长是从吐蕃时期沿袭而来。青藏高原经凉州会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尖扎地区随即划归吐蕃等处，由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昂拉头人继承封建地位，小部落割据，因俗而治。1734年，昂拉头人祖多杰布的第五子永美袭位，清雍正帝授千户长职位，是清朝在朵思麻地区授衔的第一位千户长。1745年出生于昂拉千户家族的久美旺波被认定为二世嘉木样活佛，形成了与甘肃拉卜楞寺、河南亲王之间较为密切的政教关系，家族势力不断壮大。直到中华民国，家族内部世袭，以继承中原王朝册封赐帽为部落政权合法性来源，成为大一统政治框架内局部性的、基于羁縻政策的自治部落，且从不受西藏噶厦政府管辖。新中国成立时，青海境内有千户26人、总千户1人、副总千户6人。
1931年，27岁的项谦（1904—1959）接任第十二代昂拉千户长职位，直属新近成立的青海省政府辖制。马步芳从贵德发兵进攻三次，均被项谦带领民团击退。马步芳遂变手法妄图利诱，1935年6月委任项谦为保安第六区下郭密保安团第三营营长，继续保持了相对割据的部落自治局面。其自治之辖地，叫昂拉八庄，拥有57个自然村、1346余户、6761人（1950年数），处黄河（藏语称玛曲，意为孔雀之河）南岸。这里面河背山，小聚居、大隔离，农牧相兼，自然生产，靠天吃饭，信息闭塞，人们除了自己这片故土，对外界缺少往来和了解，民间俗称国民党为“白汉人”、共产党为“红汉人”，但少有接触和认知。
1950年，蒙藏诸部在内的青海省大部已和平解放，项谦所统治的昂拉地区划归贵德县六区，政府还继续承认千户头人爵位，延续部落内部治权；同年12月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项谦即表拥护，出任省政协委员。同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复杂敏感，境外势力插手也较为严重，青海果洛、西藏等也未获得解放。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怂恿和国民党特务煽动下，西藏亲英派图谋“独立”阻挠西藏解放，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大小叛乱不断。马步芳残匪还在甘青一带秘密组建所谓“反共救国”第二军，与台湾的国民党遥相呼应，青马军官马全彪等人跑到昂拉窝藏，蛊惑煽动头人及百姓，严重扰乱破坏和平安定。
项谦千户本人及当地群众虔信佛教，其母更是虔诚至极，每天叩头祈福，在佛堂前的地板上至今留有深深的印迹。流窜窝藏到昂拉的马步芳军阀残兵匪寇，利用部落头人和民众对党和政策的无知和虔诚信仰宗教的心态，蓄意歪曲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渲染造谣“无神论”共产党将消灭宗教甚至“嘴里念经者砍头，手拿念珠者砍手”，妄图把共产党和解放军妖魔化，煽动人民的恐慌情绪。土匪特务对项谦说：“共产党来了不要宗教，你是千户，也活不成了！”
常年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项谦，除了道听途说红军一些情况外，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在马步芳残匪谎言误导和引诱怂恿下，项谦便心起疑虑，当然也不排除留恋固守封建特权和贵族利益的思想。很快，项谦便出现反复，蛊惑民兵2100余人，图谋抵抗政府及法令，拒绝向贵德县政府缴税，公开对抗解放军进驻尖扎，再次形成了一块被外界称为“小台湾”的叛乱团伙。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在台湾的国民党煽动指挥、由马步芳残匪策动、藏族头人参加的武装对抗叛乱事件。对此，中共西北局和习仲勋同志作了清晰的研判：“据了解，昂拉部落由于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前依黄河，背靠深山和广阔的森林地带），在马步芳时代就是一个武装自由的独立局面。解放后我们曾对其上层进行联络，也有来往（项谦千户为省协商会委员到过西宁）；但实际工作尚未进入该区，他们也不愿意取消自己的独立局面。……今年我们又把附近各地大烟苗都铲除了，该部落群众由于历史关系和保护自己的烟苗，还是拥护项谦的独立局面的。”
17次政治争取：电报中的统战智慧与稳慎策略
昂拉头人项谦叛乱后，少数窝藏的马步芳残匪加上过去追随的部落民兵也不过2000人。要解决昂拉问题，完全能速战速决，青海省军区等已准备随时军事进剿。而习仲勋充分评估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希望我们边疆各民族分裂，和中央人民政府隔离、和内地隔离，制造什么‘独立’口号。……对敌人这个阴谋，必须坚决打击，严厉镇压。但是对我们内部一时思想糊涂的人，就要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耐心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清醒过来”；认为这不是一域、局部、单个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民族地区政权稳固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指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都很有益”。他从藏族地区的长远考虑，指出：“目前我们在青海省游牧区的工作刚刚开始，没有站稳脚跟，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人，那里还有股匪活动。另外在川、康、甘、青交界，还有一大片地区我们不能控制，那里有股匪，有国民党反革命的残余武装力量，这些情况都应当加以考虑。如果进剿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没有充分做到中央所指示的要求，致使该部落的一部分（即使是不大的一部分）逃跑出去，流窜起来，并与那些不稳定的游牧部落及股匪结合起来，则危害极大，必将造成以后麻烦局面。”“我们顾虑的就是对这些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我们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习仲勋还认为：“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应当说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甚至未拉上手的。”
1950年6月，习仲勋和西北局根据中央方针提出七点剿匪策略，指出：对土匪要坚决消灭，但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要把一般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坚决保护群众利益。7月24日，贵德县委书记李熙波到尖扎古日寺，准备去昂拉说服项谦。不久后，他们在草滩上四周有伏兵的一顶帐房内商谈，项谦说：“如果你们要粮，我们每年可交一些，但你们的人不能进入昂拉。”李熙波讲明政策，30日返回。经多方联络争取，1950年8月，项谦同意归顺，专程来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并在参加有关座谈会时说：“解放后我对政府的政策不了解，曾派人到河州和解放军接过头，以后解放军和土匪发生了战争，又听了坏分子的谣言，而对政府发生误会。今天来到政府，蒙各位首长热情地招待，认识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重视，是真正以兄弟民族看待，今后我一定要坚决靠近政府。”
与此同时，马步芳残匪惧怕项谦转向，以国民党从台湾发出的广播和指令为幌子，谎称蒋介石“反攻”大陆即将成功，美国在朝鲜战场获胜并占领东北等，委任项谦为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副军长。项谦对国内局势了解不多且党内宣传渠道有限，再次出现反复、背信食言，继续抗税抗令，不让干部和解放军进驻。
针对项谦再次倒戈，习仲勋1951年4月提出：“我们要把同志和敌人分清，绝不可以混淆起来，不然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强调坚持统一战线，把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慎重稳进”作为基本方针，并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1951年5月，青海省派当地寺主活佛夏茸尕布、民族民主人士岳赛多杰、宦爵才郎等人宣传抗美援朝和党的政策，请项谦到西宁商讨，却被其拒绝说：“你不要糊涂，朝鲜已被打败，美国已占领东北、上海、天津，青海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久就要走了，你还来劝我，你不要上他们的当了。”岳赛多杰说：“美式精良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都打不过解放军，你昂拉就一个巴掌大小，别坐在袖子宽的小地方异想天开！早归降是正道。”项谦不予理睬，还曾妄图扣留省政协副主席扎西旺徐；骂副主席马良是“匪特”，使其在阳光下晒了3小时；还派6人持枪埋伏，企图谋害马良。
到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青海省委和军区失去了耐心，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要求出兵进剿。习仲勋实事求是分析问题，21日发电认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们处决了曾在项谦处隐藏过的马成贤等，又适有藏族头人尕布因窝藏匪特被我捕起死狱中。这些事件引起项谦的猜疑和戒备心理，又加陆续有一批反革命分子逃亡到项谦处，项谦庇护他们以扩大自己实力，他们则鼓励项谦领导全部部落与人民政府对抗，不允许我军和工作人员进入该区剿匪和做其他工作，我们尚未在该部落内做多少群众工作。”“进剿昂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已请示中央，得批准后始可行动；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故预剿日期应作更改，候中央示到再定。”并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首先力争和平解决，到最后段政治争取无效时，在做了充分准备并完全有把握的情况下，以军事进剿解决之。”
当有关部门准备会议声讨、到塔尔寺集会等形式公开谴责项谦，习仲勋致电青海：“昂拉问题早作宣传是不策略的。在塔尔寺作专题报告会陷自己于被动，使人怀疑我要打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因此，在各代会最后一天公开讨论，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即中央批准可打，与打同时动，是亦为时不晚。过早向党外动员事实上等于泄密，请再考虑并请中央对此问题即作示复为盼。”“昂拉在藏族部落中是否已经孤立，日前各方反映尚不足说明究竟。即在各部落孤立，但昂拉千户目前又未必在本部落孤立，这时进剿是否过早，是否惊动太大，是否使昂拉群众认为是打他们部落，只有昂拉千户在其部落中孤立了才是进剿的适当时候，解放后从未与藏族部落发生武装冲突，这次即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情感。凡一切和我关系疏远者，必增戒备之心增加团结困难。总之，迟比早稳妥。”
习仲勋认为，先要让项谦脱离与国民党残部的关系，再实现其归顺党和政府，而非解决他个人的单独问题。中央支持习仲勋意见，1951年10月13日电指：“对昂拉部落不提中央9月10日指示电所强调的进一步采取政治斗争的办法，而只要求立即实行军事进攻，是与中央指示电的精神不符合的。10月5日电所提要项谦交出土匪、特务，作为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保留协商委员和千户的条件，尚为时过早，因为项谦还未去掉对我们的恐惧猜忌，还未与我们建立正常关系以前，要他先将土匪、特务交出来是不可能的。”
1951年12月，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专门到青海西宁的宏觉寺等地送十世班禅回藏，其间最上心的，也是争取项谦这件事。当时进藏的随行记者这样写道：“送走班禅额尔德尼回到省委，习书记即刻和张仲良、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等，继续研究争取藏族千户项谦归顺问题。这些天，习书记除参加欢送班禅活动外，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放在研究安排争取项谦的问题上。”他与西北区护送十世班禅进藏工作干部谈话时指出：“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慎重稳进’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有些事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这一稳进办法，贯穿于争取项谦的全过程。
针对西北民族问题，习仲勋曾分析：“我们就必须采取团结上层、争取下层的方针”，“而只有争取上层，团结上层，才能更好地便于我们争取下层”。“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他总结经验教训，反思政治争取的效果，提出：“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还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这次政治进攻办得更好。”他点名让全国知名宗教人士喜饶嘉措出面争取，“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古嘉赛等负责地讲明我们的政策态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动员他们写信，派遣最得力的代表和有效方式，持赵、张函件去和项谦谈判，谈判条件应坚持我们的基本要求而又照顾项谦的实际情况，区别哪些应当首先实行，哪些可以依次实行，使有回旋余地，便于逐步进行争取工作”，并亲自与喜饶嘉措面谈咨询，谈心交心，听取意见。中央同意西北局意见，特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只要表示服从省府领导，允许我派军队进去，然后争取逐步和平解决。喜饶嘉措如愿意亲自去昂拉区内进行争取工作，并估计无危险时，最好请他去一次。”
在习仲勋的亲自协调指派下，时任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欣然受命，于1951年8月20日、11月上旬、12月底、1952年3月，4次亲赴尖扎，一边做说服劝导，一边给政府写信汇报，在舆论攻势上完全取得了主动，项谦本身有很大思想转化。1951年12月30日，喜饶嘉措回信说：“项谦谓主席莅此，不仅我一人之幸，亦地方之福……主席是一切智，无所不知……我看此行拟很乐观，唯值项谦顾虑很大，情同山间受惊之兽之际，应请告诫部队民兵特加谨慎，切勿使对方误会。”在准确研判定性的基础上，习仲勋明确要求：“我们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
1952年3月，剿匪兵力已经部署就位，喜饶嘉措再次受命前往，在军事压力和强大话语攻势下，项谦有望回心转意。5日喜饶嘉措致信省领导：“即希迅将部队民兵撤回原防。切勿作出与昂拉对敌行动……现在项谦已答应撤退各地岗哨，问题即可圆满解决。”8日又发信：“抵昂拉后，经与八族头人两次开会，及与项谦随时交谈，恺切晓示，问题已获圆满解决，昂拉今后依照人民政府政策，成立自治政权，并尽撤各地岗哨，调解书十二条正在缮写。”习仲勋冷静评估和平争取与军事进剿的利弊，提出：“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军事进剿，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慎重考虑问题并不等于不打项谦，而是打不打，怎样打才对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绪是要时刻防止的。”
经喜饶嘉措对项谦本人及外围重点人员的持续劝说，晓以人民政府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继续作恶，绝不追究既往，项谦逐步摆脱残匪谣言。1952年3月30日喜饶嘉措写道，项谦发言“表示完全认识人民政府的宽大，感难言喻……我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既获政府宽大，不予追究，我决不争辩。政府如何指示，决定遵守不逾，今后誓愿言行一致，遵守十二条，成立自治政权，肃清境内土匪特务，请政府人员去各地调查，同时也请求政府言行一致”。指出：“项谦既承认言行一致，遵守十二条，答应撤哨和请政府赴各地调查，以后贸易、电影、医药、救灾及其他工作人员，决定可以随时来昂拉，他既允来，决不会受危险，我拟今天向他提出。现在正在商谈中，情形尚乐观，我争取能把项谦带到西宁晋谒各首长，即为办不到，最低限度是可以肯定做到互通来往的，请您放心。”
十擒十放：跟党走就有光明路
到1952年4月，经50多人次的17次和平争取，政治效应明显，青海上下形成了对我完全有利的舆论氛围，蒋家王朝和马步芳军阀的搅局阴谋已经破灭，项谦已表示愿意归顺政府，但境内国民党土匪特务继续破坏局面，阻止项谦投进共产党的怀抱。丁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处理这件事，核心是军事进剿和政治争取哪个为主，两种方针的一场博弈，是尊重差异、和睦相处还是依赖武力、高压控制两种不同治国思路。”习仲勋一贯主张：“应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可轻易用武力，政治应占百分之八十五，军事顶多占百分之十五，因为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青海方面提出了军事进剿意见后，西北局和习仲勋要求执行“继军事清剿之后继之以政治争取”的方针，4月11日发电指出：“我军事上准备好，估计可以解决。只是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层右翼分子可能有震动，黑水、阿坝等甘、青、川、康边地也可能有震动，对西藏还可能有些影响。”习仲勋超越昂拉事件本身，从西北民族问题总体态势、安定藏族地区秩序、和平解放西藏等长远全局考虑，取一域而安全域，树立“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的战略思维，指出：“打时注意做好以下工作：在剿土匪名义下去打，不说打项谦千户。项如俘获，带在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在工作方法上强调统一战线和团结争取方针，提出“进剿前后，不但要做好当地周围群众等工作，而且必须做好争取上层的工作。以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古嘉赛、喜饶等人，应争取他们随军进去工作”。4月13日，中央指示支持西北局意见，电称：“军事进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1952年4月21日，青海省委作出《关于进剿昂拉叛匪反革命武装的决定》，第一条为“切实保护寺院，不得侵犯寺院丝毫利益”。习仲勋始终树立鲜明结果导向，理智地区分敌特分子和被裹挟对象，4月22日和25日继续致电青海：“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时能顺利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这样更有利。目前继续积极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仍很有必要，不可放松。”4月28日，十世班禅抵达拉萨。借此节点，5月1日，青海的进剿部队一万余人到达指定地区，隐蔽集结。2日拂晓兵分四路向昂拉腹地攻击前进，封锁逃亡路线，摧毁了昂拉防御阵地，肃清了叛匪。3日战斗结束，我军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
项谦当时认为：“当尖扎区刚解放时，藏族人民一定要杀我，即使不杀，十年监狱是坐定了的，因此我逃到山里，不敢回来。”他便与10多名保镖逃跑，隐匿到附近的同仁兰采森林中。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也没有什么价值。尖扎工委一方面派人继续争取，万一争取不成，另派人一枪了之。习仲勋得报后立即追问，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
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至此打消了杀掉项谦的念头。5月4日，习仲勋在《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中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两年来摸到一条可贵的经验，就是保持谨慎，稳步前进。任何疏忽大意或鲁莽蛮干，就必然出乱子。”在涉藏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对于涉藏方面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不急于解决问题，提出：“……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
部队进驻后，严明纪律，秋毫不犯，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习仲勋指示要大力进行经济和救济工作。5月10日，医疗队、贸易队、电影队、救济队到昂拉，分三个组分头行动，广泛宣传教育，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医治卧病在床的项谦之母，对当地民众救济、度荒、抚慰。5月13日，西北局进一步继续争取转化电示青海省委，并发西北军区报中央：“对项谦及其逃窜之匪……结合各方面进行争取，迅速彻底解决……经与喜饶嘉措谈好，请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抚各部落并争取逃散之匪。”其间，进驻部队和工作队受到群众信任和欢迎，赛赤活佛说：“解放军对寺院不但没有侵害，而且尽心保护，纪律真是太好了。”当地老人说：“从前昂拉内外不通的时候，连一尺布都买不到，今天政府把货物运到我们的家门上来，物美价廉，真是太好了！”老年妇女说：“坏人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就要把老百姓杀个干净，原来这些都是假的。”僧俗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像红军长征时期一样尊重寺庙、尊重信仰，反革命匪徒的造谣、谎言、攻击不攻自破，党的实践和人民的觉悟为项谦彻底改造思想、回心转意、信任党和政府营造了政治环境，天下归心成为历史必然。
5月20日，部队撤出昂拉。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项谦最终回心转意，放下武器。他说：“过去人民政府对我争取了17次之多，我没有回头，而现在为什么回来呢？首先是人民政府到昂拉后，对昂拉百姓进行了安置和救济、保护了寺院；释放了被俘人员，使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对我的家眷财产也予以照顾和保护；连病在床上的我的老母也给予治疗，家中一针一线都没有损失。我虽然畏罪跑了出去，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感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目，便下定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小团伙内部想法并不一致，还曾发生争执，他说：“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解放军散发的传单，传单上说，如果我回去，不杀我，不关我，而且仍旧保持我的千户职位。这时，我想归向人民，有的人不让回来，怕杀了我，为此我们曾发生过口角。”
7月1日，在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无形力量下、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逃匿于森林的项谦向人民政府投诚。随后，项谦继续担任昂拉千户，暂时其地位不变。7月3日，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析置贵德县属第六区和昂拉区，筹建尖扎藏族自治区（县级），项谦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与决心。7月11日，项谦从同仁兰采森林回到尖扎，归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当天下午习仲勋从新疆电告青海：“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的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习仲勋再次提出请喜饶嘉措等前去安抚：“项谦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
喜饶嘉措不顾年迈，第5次受命翻大山、渡黄河到尖扎安抚项谦及僧俗群众。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爱国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至于青海其他地方的大小叛乱，那就不知道有多少次，特别著名的是项谦，他是有名的千户，游而不定，放牧为生。你队伍开去了，他一下子就散了。因此，我同当时的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通电话，我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喜饶嘉措是青海省副主席，是我们的宗教上层爱国人士，他确实爱国，先信国民党，后信共产党。蒋介石还给他一个银印，一个封号，我们没有给他封号，但他对我们比对国民党好得多。”7月16日，习仲勋再次致电青海：“也许项谦顾虑很大，想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止。”特别指出：“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归来，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
1952年8月11日，项谦前往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负疚抱悔地握住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献哈达谢恩，说：“我听信了土匪特务的话。”“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我所以能脱离匪特，与家人团聚，是解放军救了我，将我拖出了苦井，我将永远感激他们。”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宴会，勉励说：“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特务土匪的欺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项谦发表感言和文章说：“这些真诚的教育，使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完全相信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和马步芳比起来，是根本不同的。”“我现在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今后一定要为人民做些好事来立功赎罪……”
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专题通讯《人民政府执行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一个范例 青海省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归向人民政府》，文中毛主席称赞“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周恩来在《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1956年7月24日）》一文中，把这段历史作为全国的典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三国时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们要十擒十纵、百擒百纵……过去青海争取项谦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习仲勋传》记载：这件事“在藏族地区头人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3年6月，成立单独的尖扎县，项谦被任命为首任县长，继选为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青海省政协常委等职。他自愿腾出汉藏融合型“千户府”为县政府办公场所、供销联社，努力推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党指派，项谦以自己为例，多次说服青马残余势力投案自首。项谦还带头捐三千元，支援抗美援朝。1956年4月，青海省派出果洛工作团，项谦任副团长。他为结束果洛游牧部落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者单位：完玛冷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华旦旦增，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藏传佛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