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核威胁的阴云所笼罩。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但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马兰，这个以花命名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中国核爆炸的火球就是在那里腾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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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使命西出阳关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核威胁的阴云所笼罩。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
伟大的决策产生伟大的事业，中国核试验基地应运而生。
1958年4月14日，聂荣臻元帅召集宋任穷、刘杰、万毅等开会，商谈原子武器试验靶场和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问题。聂帅在会上说，原子武器试验靶场和储存仓库的工程设计，由一机部组织一单独的设计机构承担；勘察、定位、施工由军队靶场建设委员会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由宋任穷给彭德怀并周恩来写一报告，请求批准。5月3日，周恩来在宋任穷的报告上批示：“我和彭总均同意由军队建设管理。请聂总和黄克诚同志阅后退宋。”
1958年8月5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决定以商丘步校一部分为主体，组建原子武器武器试验靶场部队（0673部队），并组织0673部队勘察大队开赴敦煌。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决定了从事此试验的人们只能到远离人烟、没有生命的地方去开展自己的事业。
1958年8月15日清晨，一列混合小型专列驰过嘉峪关，缓缓开进了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这辆专列是8月10日从商丘发出的，出发时，部队进行了动员，内部讲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至于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要多长时间，大家还一无所知。当时的保密工作极为严格，给亲人写信也只能说是到外地出差。
火车驶过开封、洛阳、西安，继续西进，又过兰州、酒泉，出嘉峪关。每过一个地方，同志们就增加一层疑虑，即使下了火车，也仍不知要去向哪里。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个坐落在戈壁沙漠中的县城不大，大部队被安排在大街南端的一个大院里，时任0673部队政治委员常勇、副主任张志善去驻地看望同志们，大家纷纷探问：“不再走了吧，何时交待新任务啊？”
汽车营、测绘大队、工兵营先后到达敦煌。8月17日，勘察大队正式成立。指挥机构设在珍珠泉，距敦煌80公里。珍珠泉是一片平地，有一口泉眼，地表很松软，一脚踏上，会冒出像珍珠一样的水泡，故此得名。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及进行地质勘察。测绘大队组成40多个组，每组6至7人，配属“63车”。工兵分队的任务主要是钻井、挖探坑。
一天，在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元帅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勘察的大队大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毛主席说了，要搞一点原子弹。”
时任基地政治部保卫干事王丙午回忆：
1958年秋季的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由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陪同来敦煌视察。彭朴素便装，轻车简从，不兴师动众。为保证首长安全，当天晚上安排他们到比较偏远僻静的莫高窟，也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住宿。
从敦煌到莫高窟25公里，当时还没有正规公路，交通不方便，所以平常游人极少。勘察大队首长派我、张玉庭、郭星奎和县公安局的几个人为彭总夜间警卫、放哨。接受这项任务，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
次日，临行彭老总题诗留言，第一首我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古代繁荣的丝绸之路，因自然和历史的变迁，“敦煌行人稀，闹市成废迹”。第二首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兰州灭继援，红旗向西指，春风笑昆天。”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对6年后“春雷”在罗布泊炸响，作了乐观而充满信心的预示。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已经很晚了。张志善看到干部、战士情绪都不大正常，围在一起议论。他便凑上去和他们聊天，问是不是工作太累了？想家了？害怕艰苦生活了？大家摇头说都不是。这时，一个干部说：“这叫打的什么仗，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9月初，在一座新落成的礼堂里，张志善向勘察队员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秘密：“同志们，经上级批准，大队党委让我给大家交个底，我们的任务是勘察建设我国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
刹那间，礼堂沸腾了，千百人如梦初醒，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从此，人人精神大振，自觉早出晚归，同时间赛跑。
八九月的戈壁滩，头上骄阳如喷火，脚下大地似蒸笼，最热时地表温度达50多度。在这样干热难耐的条件下，战士们在野外测量、打桩、竖三角架、钻探、刨石头、挖探坑。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每天都要工作9至10个小时。
经过3个月的艰苦奋战，到1958年10月下旬，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带领由工程兵设计院、一机部四院和总后营房部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位置。
爆心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130—150公里。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在敦煌西湖农场，距敦煌10公里左右，整个试验场区布局就此初步定了下来。
1958年10月29日，曾任十五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原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到达敦煌，就任0673部队主任。
张蕴钰看了苏联专家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为可试验两万吨梯恩梯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张蕴钰感到很惊讶：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150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两万吨级的原子弹，这真令人费解！
回到住地，张蕴钰和常勇、张志善等谈了试验场的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距敦煌太近，地质不好，百里内无水源，应另选场区。
后来接替张蕴钰担任基地司令员的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一来，就说这个地方不行，他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两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回到北京，张蕴钰向安东、陈士榘、总参军务装备部部长万毅分别汇报了情况。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张蕴钰汇报了敦煌场地情况，陈赓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吧！”
几乎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E·N斯拉夫斯基也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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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海"的诗情画意
1958年12月初，聂荣臻元帅听取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汇报，万毅提出拟组织有关人员到新疆罗布泊进行勘查，看是否可作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新的场址。聂帅听后，同意派人到罗布泊地区进行勘查，查明建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建场方案，以便与已选好的敦煌场区进行比较。
罗布泊地区方案是选场委员会考虑过的一个方案，经过勘察比较，核试验场的创业者将目光重新投向了罗布泊。
张蕴钰和常勇、张志善飞临罗布泊地区上空，俯瞰脚下的土地。这里没有村落、没有炊烟，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触目惊心的白骨枯木……广阔、荒凉，是建设核试验场的理想场地！
12月24日，张蕴钰率领勘察队员开赴罗布泊实地勘察。
古代僧侣曾从这里去西方寻找灵魂的慰藉，他们看到的是恐惧：“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近代探险家从西方来这里猎奇、掠夺，他们留下的是悲号：“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这并非夸张，而是核试验基地开拓者面临的现实。当年的汽车营营长傅才回忆说：
勘察任务一直在场区。都是住在帐篷，皮帽子皮大衣都盖上，起来头、脸都是白的，一层霜。最大的问题是吃水，3斤汽油也换不来一斤水，近300公里，从孔雀河入口拉水，走一百七八十公里。一个人一天两缸子。吃喝、洗刷，都是它。脸是经常不洗。
车在路上跑，没站，没住处。在罗布泊的东北角有点儿泉水，那个水有毒，黄羊喝了就死，泉边上有许多黄羊骨头、骆驼骨头，白花花的。有个战士叫刘干树，和排长去，他们喝了两口，一直胃痛，以后两个人的胃都开刀了。
就是没人叫苦。
漫长、单调的勘察途中，张蕴钰给战士们讲故事，讲西游记、讲上甘岭，以此驱赶长途跋涉的疲乏。1959年元旦，他们在罗布泊迷路了，张蕴钰带领大家支帐篷、包饺子。他回忆说：“饺子熟了，大家饱餐一顿。戈壁滩大，饺子也大，就是没有酒也过了个好年。我和工程兵设计院的蒋继宗同志攀谈起来。他是留德生，一般情况说早应有家，但他还没有结婚。我说你勇敢一点儿嘛，顺口给他念《浮士德》中的一首诗：‘美丽的姑娘，我可不可以挽着你的手儿送你回家去？’你不要怕碰钉子嘛！”
在一片蛮荒中，张蕴钰发现的是希望，是力量，充斥在胸中的是使命感、自豪感和如泉奔涌的诗情。他回忆说：“有一天，日将落时我们到达了罗布泊。在孔雀河入泊口，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旅人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景宝地。有水了！喝吧！洗吧！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刷干净了。黄羊到河里来饮水，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投来温良的目光。谁也不想惊扰它。它从容地喝完水，大模大样地离去了。当晚我们宿营在罗布泊。”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继续西行，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黄羊大沟一带，用了3天时间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水源、土质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发现这里北部有海拔5400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海拔2000米的库鲁克山，南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南北两山组成两道高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并有罗布泊和孔雀河丰富的水源。正中是一片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的原始戈壁。在周围300多公里内，没有村落、炊烟，有开采价值的矿藏也微乎其微，是进行核试验的得天独厚的好场地。
1959年春天，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穿越漫漫沙海，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清凉的湖水、肥美的土地使饱经风沙的勘探者欣喜若狂。
张志善起草的一份电报说：“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儿香味。”
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看到电报后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是的，这些豪迈的创业者还满怀诗意地给这片复苏的大地命名：泉水边，雁影掠过，这泉便成了雁翅泉；沙沟里，一群黄羊出没，这沟便命名为黄羊沟；孔雀河畔，几丝摇曳的芦苇，这里就成了孔雀的彩屏，名曰开屏村；还有骆驼山、蜻蜓山、雀儿沟、白云沟……
最富有诗意的名字是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马兰。这美丽的花朵是怎样同那熔铁化石的原子之火融在一起的？
一种说法是：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是一片盐碱滩，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5月，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命名马兰村。
还有一种说法是：马兰这个名字和楼兰也不无关系，后来马兰基地生活区的一条公路就被命名为楼兰路。当马兰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戈壁新城，建立起自己的电视台之后，基地同志请老司令为电视台命名，张蕴钰沉吟片刻说：“就叫楼兰电视台！”
3
边疆扎根，偏爱马栏村
1959年6月，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
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安下营帐，他们叫响的第一个口号是：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政委常勇在基地第一次政工会议上说：“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我说这是一个政治口号。我们不是来旅行住旅馆，我们就是要在这里长期干。我叫医院找个好的烈士墓地，我自己就准备埋在这里。……我们政工干部首先应当坚定起来，自己下决心长期安心，腰杆子就硬了，才可以说服别人。”
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写了一首《马兰村好》，抒发边疆扎根的豪迈情怀：
朝来西山望雪，晚近东谷眺虹。
入夜湖高水月明，四野煞然安静。
极景不负时光，勤业巨细惟恭。
马兰村小可牧鸿，天叫风云画成。
他在基地党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高高兴兴干革命。要热爱我们的事业，要有点‘偏见’，中国好，新疆好，马兰村就是好。……热爱我们的事业，偏爱马兰村。”
在基地党委号召下，“边疆扎根，长期安心”成为创业者的共同意志和实际行动，他们在边疆戈壁滩上安家、扎根，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自己可爱的家园。
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是1960年展开的，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怀着愤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日夜奋战。
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公路横贯戈壁，营房拔地而起……
就在核试验基地初具规模的时候，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下马”还是“上马”的冲击波到了这里。
一位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先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和沉稳的张蕴钰此刻分外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在那最困难的时刻，“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
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张蕴钰就和常勇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椽树枝自制工具。有时水供应不上，许多同志半月不洗一次脸，有的单位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挖野菜、采榆叶充饥。
那时，最受照顾的是儿童，是马兰的下一代。基地官兵都还在住帐篷、住地窖，却给孩子们建造了现代化的幼儿园。张蕴钰每次从场区归来，就直奔幼儿园工地。他嘱咐：“幼儿园的地板不要用木头的，太滑，也别用水泥，太硬，不要让孩子们头上摔起个包，东北有一种土，做地板比较柔软。”他提议“让孩子们吃细粮，对他们要按团以上干部的标准供应”。他说：“我们的事业将来要靠他们，马兰人要成为原子世家。”
在那火热的岁月，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同志爱、战友情，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吃饭让碗筷，睡觉让床铺，乘车让座位，党员让群众，先来让后来……
在场区群众迁移中，基地对迁出的100多户人家的300多间房屋、2000多棵树和近万亩土地以及3盘水磨，全部按政府定的标准进行了赔偿，并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对每一户都做了妥善安置。为各族群众多做好事，是基地官兵的自觉行动和传统作风。在核试验基地驻地，各族群众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军民关系一年比一年密切。
1962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基地领导接到新疆军区通知，去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出席一个会议。会后，总理请大家共进晚餐。晚餐进行到一半，总理起身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大家干杯！”核试验基地缺少车辆运输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北京市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迎着重重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顽强生长，呼唤着国防科技事业的一片春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从此，为我们的祖国赢得荣誉和尊严的惊雷在罗布泊接连爆响：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一次空投原子弹爆炸成功；
l966年l0月27日，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l967年6月l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23日，我国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成功；
197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次地下竖井核试验成功……
罗布泊的蘑菇云早已消失了，核爆炸的雷霆也已经远去了，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却永不会被忘记。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