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主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事实上，宁都起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是党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具体指导起义策略的结果。因此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派往国民军联军（西北军）的共产党员，只有刘振亚等少数几个人潜伏了下来。国民军联军被蒋介石收编后，刘振亚编入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任旅部上尉参谋。同时，仅有他与中共的河南省军委保持着关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里有了共产党的活动
1931年2月下旬，曾在冯玉祥军官教导团第四队的共产党员袁汉澄（又名袁血卒），化名袁零，在浦口打入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二团三营营部。3月间，他随部队开赴江西宜黄，在宜黄二都镇找到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刘振亚。二人接上头后，刘振亚随即安排袁汉澄去开封与河南军委打通关系。袁汉澄回忆这段经历说：刘振亚“给我路费，告诉我接头地点是‘河南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陈立’。我到了开封，接上关系的第二天，王超（1925年王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党要搞武装斗争，他响应号召，进了西北军官学校学军事，是工兵队的学生）从归德（即商丘）来到此地。我把所知道的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和他们谈了。他们又和‘老李’（后来知道他是河南军委的负责人方纪纲）一块，把我们在西北军的旧关系谈了一遍，商议了两个方案：一是去河南潢川吉鸿昌部，二是到江西第二十六路军。‘老李’说：‘从全国范围考虑，我们工作重点在江西。蒋介石把新收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匆匆忙忙开赴江西‘剿赤’，我们工作也应赶上去。你们留河南好，还是去江西好呢？从全局看，我个人认为你们还是到江西好。这要请中央决定，你们暂等几天。”[1]当时，周恩来、聂荣臻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他们随后派李富春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给在上海的党员袁汉澄、王超、李肃开办了“兵运训练班”。学习结束时，朱瑞对他们说：“你们是中央军委培训的第一批兵运人员”“中央军委已决定派你们到第二十六路军去开展兵运工作，任务就是争取第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努力。”[2]“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苏区，接头关系就说‘是朱瑞叫我来的’。”[3]随后，党员袁汉澄、王超、李肃离开上海，到达南京。正要在下关码头过江，又巧遇党员刘振亚。刘振亚向他们3人介绍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最近情况，说“赵博生跟董振堂穿的是一条裤子，来往甚密……”[4]4人便一同前往宜黄县第二十六路军的驻地。5月下旬，到达宜黄后，他们具体商定了几条秘密活动的原则，便分散开来。刘振亚仍回七十三旅做参谋，李肃往七十四旅当上士，袁汉澄到七十九旅二团当上士，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七十四旅。按照王超的要求，他们各自顺着自己熟悉的关系，找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暂时不形成组织，只发生纵的关系；除特殊情况，不发生横的关系。从此，第二十六路军开始有了党的活动。他们先是把大革命失败后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接上组织关系，然后各自在同学、老乡以及一些关键岗位中寻找可靠对象，逐步发展党员。他们中，有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屏仁、学兵连教官李青云。李青云又介绍七十三旅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党，王际坦又先后介绍了赵洪志、杨艺林、谭时清（又名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入党。7月，第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
1931年8月间，党中央根据第二十六路军党的活动情况，为了加强领导，决定在第二十六路军成立中共地下组织—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特支”）。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同时分别成立官长和士兵党支部。刘振亚兼官长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支部书记。特支成员的具体分工是：刘振亚分管官长党支部，袁汉澄分管士兵党支部，王铭五负责文件的修改与保存及收缴党费。特支成立后，决定发展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特支组织委员袁汉澄回忆道：“9月，特支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为名，要老板娘给我们煮鸡吃做掩护，第三次讨论了争取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的问题。我们对赵博生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认真地作了全面分析。如：此人不骄不傲，不贪财，爱读书，在冯玉祥部时，即一向以正直、艰苦、朴素著称。大革命时，他受过革命影响，信仰刘伯坚同志，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国际歌》等很欣赏……于是，决定由特支党员王超执笔写封长信给赵博生，试探一下。此信交特支党员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夹在赵博生的书本里，并观察和相机妥善对付反应。”[5]过了一个多星期，罗亚平向特支成员谈起了试探赵博生的经过，讲道：“……赵博生提出要求，说：‘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亚平，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组织叫我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6]之后，特支安排党员王超与赵博生谈入党问题，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10月底，经党中央（朱瑞同志经手）批准，由特支党员罗亚平作入党介绍人，特支组织委员袁汉澄代表组织把上级的批复通知赵博生。特支还为赵博生举行了“入学式”（笔者注：当时把入党称作“入学”）。这样，赵博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赵博生入党，是争取第二十六路军发起宁都起义的关键性一步。赵博生入党后，又先后介绍八十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位连长入党。他利用自己参谋长的公开身份，集合全体官兵，痛诉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的严峻形势，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帮助官兵认清形势，选择正确的道路去抗击日寇。他还积极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高、中级军官的工作。季振同、黄中岳所在的七十四旅，在第二十六路军中装备最好、军力最强，又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因此，赵博生联合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一起做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七十四旅争取了过来。在特支的直接领导下，至起义前夕，共发展了近30名地下党员。他们大都分布在总部、师部、电台、执法队等要害部门，使党组织基本上控制了第二十六路军。联络起义
1931年11月底，特支党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向党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他到达南昌后，不料接头关系被破坏了，误将第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领导人名单及两份决议交给了敌人。12月5日，蒋介石从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行营惩处。”[7]电报正是特支党员罗亚平收译的，得知这一突发事变后，刘振亚、袁汉澄一同找赵博生商量对付的办法。他们分析了突然发生意外事变的原因，认为王超肯定没有出卖党组织，否则电令严缉的就不只3个人，自然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最后商定提前举行起义，并拟订了两个方案：一、以七十三旅为中心的局部暴动；二、争取七十四旅也参加的全部暴动。而且还商定：由党员赵博生做联合董振堂与争取季振同的工作，以及安排人员拍发“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组织委员袁汉澄去苏区联系红军总司令部；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等党员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12月5日晚上，袁汉澄带着总部执法队的证明穿过第二十六路军的岗哨，进入苏区，在固村见到彭湃（今宁都）县委书记霍步青，他用“是朱瑞叫我来的”联络暗号，同霍步青接上关系。霍步青备马派人把袁汉澄送往瑞金叶坪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6日晨，袁汉澄顺利到达瑞金，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第二十六路军的兵运情况。7日上午，朱德主持召开中革军委会议。参加会议的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叶剑英等人，在听取了袁汉澄对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起义的情况汇报后，大家作了周密细致地分析，并对起义作出具体布署。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袁汉澄时，说：“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8]12月9日，袁汉澄回到宁都，带回了中革军委的7项指示和叶剑英参谋长交给的标有起义军开进苏区的路线和驻地的地图。特支马上召开有赵博生、李青云参加的会议，传达贯彻中革军委的7点指示。赵博生把暴动后部队改编为红十六军的意见告诉了季振同，季振同嫌拟定的番号有些小。恰在这时，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11月份的薪饷和经费已经到了广昌，很快就可运到宁都。为了得到这批棉衣和饷款，季振同提出推迟一天起义和部队改编时升格番号的建议。赵博生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特支作出决定再次派出袁汉澄去中革军委汇报与请示关于暴动的时间和暴动后部队的番号、编制等问题。![]()
10日，袁汉澄星夜兼程赶到彭湃县驻地固村乡西湖里村曾氏厅厦，向负责联络、指导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中革军委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汇报了有关推迟一天起义的原因等情况。他们立即电报中革军委，很快得到回电：同意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3个军；由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12日，袁汉澄带着中革军委的答复回到宁都。13日晚上，特支决定召开行动会议。为应付突发事变，特支书记刘振亚提出自己和宣传委员王铭五不参加此次会议，由组织委员袁汉澄组织召集赵博生、李青云、董振堂举行暴动行动会议。会议对起义的具体情况作了部署。![]()
发动起义
1931年12月14日，一切人员按照行动会议的布置迅速进入岗位，起义按预定的计划进行。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根据事先部署，首先由特支党员、七十三旅旅部参谋郭如岳率领七十三旅学兵连一部分人控制李松崑二十五师师部电台，由总指挥部上尉执法队队员刘向三带人解决蒋介石的特务电台（监视台），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的一个班长带领4个传令兵控制总指挥部电台。当天下午4时，七十四旅一团三营在营长严图阁的带领下，顺利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开始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警戒任务。黄昏时分，赵博生在总指挥部牧师住宅里，宴请团以上军官。在楼上就座的是与会军官。在楼下入席的是他们的随从护兵，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除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外，其余应到的军官全部到齐。时至晚8时，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分析当前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和出路，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联合红军抗击日寇。赞成或不赞成的都请当场表态。与此同时，七十四旅一团副官柴登榜带领团部特务排的人化装成传令兵，在楼下招待那些随同前来的护兵们。他们有意识地插花就座，两个对付一个，把那些护兵夹在中间。时机一到，特务排人员的枪口都抵在那些护兵的后腰上，干脆利落地缴了他们的枪。随后，七十四旅一团三营九连战士20多个人在焦连长的带领下，迅速向楼上冲去。他们往楼上冲时，七十四旅旅部传令兵王秉璋手里的冲锋枪突然打出一梭子子弹，并大喊：“红军打来了！”这一突然的枪声、喊声，使正在喝酒的军官们立即大乱。九连战士乘机冲进宴会会场，迅速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和曹金声5人安全转移出来。这时，营长严图阁也带兵冲上二楼宴会会场，将在场的反动旅长王恩布、张方昭和团长杨守道、曹明道等人捆绑起来。七十三旅郭道培、七十九旅李锦亭、八十旅王天顺3人仗着年轻力壮，腿脚敏捷，迅速从楼上跳下去。当然，他们3个刚跳到院子里，就被在那里负责警戒的七十四旅三营的人员捉住了。随即，赵博生命令特支党员孙步霞对空鸣枪3响，全城各部开始统一行动。另一路由七十四旅一团一营营长卢寿椿率领，到苏家祠堂二十五师师部捉拿代总指挥李松崑。卢寿椿带着队伍跑步赶到祠堂门口，二话没说，按照原定战斗方案，上去几个人把门外两个哨兵抱住，其余的人正要往里冲，门里的哨兵突然一扣扳机，前头5人应声倒下，造成2死（刘伟州、刘文魁）3伤，后面的人稍一迟疑，门里的两个哨兵突然把祠堂两扇黑漆大门关死了。双方僵持到很晚，在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副官处少将副官长、独臂将军赵安恕（又名赵志奇、赵安仁）的斡旋下，里面的人才把两扇黑漆的大门打开，百余人被缴械。但李松崑早在双方对峙时，翻越后墙逃跑了。
起义按预定的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除李松崑带走驻城北40里外的石上1个团外，其余各部，包括军直、两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官兵携两万余支枪，全部起义。起义胜利后，全城口令立即换成赵博生亲笔写下的“解放”二字。15日晨，起义部队集合在宁都城南门外沙滩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来到队列前，赵博生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起义胜利。接着，他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旗帜。当天，起义部队顺利到达宁都城东南60里的固厚圩宿营，并受到中革军委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人的迎接。16日，起义部队的主要活动正如张明远回忆的一样：“刘伯坚代表当众宣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中革军委）的命令，授予起义部队以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以及由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的红五军团各级领导人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9]新中国成立后，从宁都起义的部队中走出了共和国开国将军31位，其中上将1位，中将5位，少将25位；走出了共和国首任外交官4位、共和国副部级以上领导人6位。红五军团的英雄业绩，永载中国革命史册。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宁都起义取得了代价最小、收获最大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促使了国民党反动营垒的分裂，壮大了红军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对巩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1][3][4][5][6][7][8][9]王晓建主编《宁都起义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第21页，第21页，第23页，第24页，第24、25页，第28页，第144页。[2]宁都起义纪念馆编《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