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约有2000万为国捐躯的烈士。目前,全国共有100多万处烈士纪念设施,其中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277处,烈士英名墙1111处;约有180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分布在27个国家,安葬着约11万名烈士。1949年9月30日,共和国缔造者在天安门广场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奠基;65年后的这一天,新中国迎来首个法定烈士纪念日,深情表达对1840年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千千万万先烈的庄严礼赞。20,000,000!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多少志士已经化作了“0”。然而,没有这些“0”,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来今天的“1”!每一位为国献身的烈士,祖国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烈士,是神圣光荣的称号,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怎能忘,“金戈铁马去,马革裹尸还”;怎能忘,“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怎能忘,“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无数烈士赴难捐躯,英勇牺牲。本刊将于9月29日、30日连续推出两期,共四篇文章,与大家一起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导语: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肆意和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从名字如雷贯耳的英雄到无数无名战士慷慨赴死、救国救民,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胜利和辉煌,都有先烈们大道纵横的华章。缅怀烈士,追寻国家的沧桑史;抚慰烈士,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当我们伫立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墙前,谁的内心不是波涛翻涌?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永远都不要忘记,没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庄严肃穆的展厅里,“信仰的力量”5个立体大字高擎,其下两边对称矗立着12块花岗岩石碑,其中10块写满了死难烈士的姓名,还有两块无字碑,象征着十万余名无名烈士。烈士墙上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这些故事共同的内核,就叫信仰的力量。他们用坚定的信仰铸就了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
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拥有军人身份的党员,也是现有名录中最早牺牲于雨花台的革命烈士。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为了早日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金佛庄主动提出愿意返回浙江、上海等地,与以前在浙军服役时所熟识的关系取得联系,秘密策划浙军等部起义。不料上船后,行踪即遭泄露。船到下关码头时,孙传芳部逮捕了金佛庄及其随行人员顾名世。营救活动未及展开,金顾二人已牺牲于雨花台。 英烈墙碑上,北伐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中,陈君起和张应春是两个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很陌生的名字。陈君起家世显贵,她因为反抗封建婚姻走上革命道路,凭着卓越的组织才能,担任了中共南京地委妇女委员。张应春曾是出身苏州吴江的一名大家闺秀,后来成长为江苏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1927年4月10日晚,陈君起、张应春在参加中共南京地委扩大会议时,与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10人被捕。4天后,陈君起、张应春等人被刽子手捆入装有石灰的麻袋,用电工刀、尖刀等凶器活活戳死。刽子手们还将烈土的尸体运到通济门外抛入河中。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英烈墙碑前,一串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驱的名字赫然在列。 1932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在初步完成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后,回到上海不到半年即被捕,后移送南京羁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敌人派大叛徒余飞做劝降工作。罗登贤一见这叛徒,二话不说,将余飞痛打一顿。时值放风时间,其他狱友见状,也立即加入进来,一齐拳脚相加。罗登贤暴打叛徒的事件激怒了宪兵队的“活阎王”谷正伦。他指使手下对罗登贤“大刑伺候”,但没有得到一句口供。灭绝人性的凶手们又往他的鼻子里和嘴里灌煤油,呛得他口鼻喷血,多次昏死过去。凶手们用冷水把他泼醒,他还是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敌人又用火针刺他的手指,最后竟对他用了残酷的电刑。罗登贤的肌肉腐烂,腿骨骨折。这一切都没有摧毁他的革命意志。宋庆龄率代表团来探望他,罗登贤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他挺直了胸膛,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充满着坚定、沉着、自信,他意志坚决地对代表团说:“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我愿为这一斗争贡献我的生命,什么也不能动摇我。”1933年8月29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被杀害在雨花台。 邓中夏、何宝珍和黄励都因营救罗登贤等人而被捕入狱。邓中夏是早期党的工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被捕后,邓中夏对关心自己的狱友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当狱中的难友问起何宝珍的孩子时,她忍着绞痛一甩手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们也得不到幸福。”黄励是一位很早参加革命的女革命家,才华显著,被捕后她对敌人说:“我黄励绝不贪生怕死,不要用什么自由、职位来引诱我。” 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南监,因条件恶劣被称为“狱中狱”。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此,囚禁在水牢里。水牢即水中设铁笼,让被囚者站在里面。“重犯”加戴脚镣,两三个月才放风一次。在这里,恽代英谱写了《苏武牧羊》新曲,秘密教唱难友并勉励大家保持革命气节。由于叛徒出卖,恽代英身份暴露。慷慨赴死之际,他赋诗一首:“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临刑前,恽代英神色坦然,高唱《国际歌》,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这位才华横溢的党的早期领袖,牺牲时年仅36岁。 在牺牲的烈士中,有很多人家境殷实,但是他们丝毫不受任何名禄富贵的影响,毅然决然地抛弃优渥的生活,加入到随时会被砍头枪毙的革命洪流中来。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郭纲琳就是其中的一位。1934年被捕以后,她的家人进行了多方营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也出面保释,提出只要郭纲琳放弃政治主张,在悔过书上签字,就可出狱。郭纲琳给哥哥的回信中这样说:“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并我该告诉你:‘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生命中!’”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找她谈话,“循循善诱”地说:“青春的生命多美好,而你愿意将自己青春的生命消磨在监狱里,这又何必呢?谁又记得你呢?谁又会说起你呢?”郭纲琳果断回答道:“革命者的青春才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为了追求我的崇高理想,我可以献出生命、青春和一切。我并未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前进!朝着人类翻身解放的道路前进!……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胜利。”郭纲琳就义后,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枚“心”形铜板,上刻“永是勇士”4个字。 抗日战争时期,无数热血男儿走上杀敌战场,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烈墙名录中,有很多被日寇杀害的民族英雄,也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抗日勇士。 袁国平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是党内最早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4日晚,袁国平身中4弹,无法行走。战士们不肯把他丢下,就制作了简易担架,抬着他连夜突围。拂晓到达青弋江渡河时,敌人发现了这支队伍,袁国平在如雨枪弹中再次负伤,同行的战士死伤过半。袁国平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能走一个是一个。”边说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战友,挣扎着说:“这是我的党费,交给组织,替我汇报。”就昏死过去。战士们没有抛下他,继续抬着他前进。他半途醒过来,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壮烈践行了他在部队突围动员时的阵前誓言—“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 朱克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国共两党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出身行伍,治军有方。抗战期间,朱克靖回到党的队伍,协助陈毅和粟裕完成了新四军东进和发展壮大的任务。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争取郝鹏举部,他义无反顾,亲临敌穴,旋遭扣押。敌人来劝降,他始终坚持“生为人民,死为人民,永不投降,永不叛变”的政治态度。蒋介石见手下劝说无效,便3次在总统府宴请朱克靖。他对蒋介石说:“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虽跨党从事革命,但我是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大半生,我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1947年深秋,蒋介石命令保密局杀害了朱克靖。 孙晓梅是新四军长江工委政治交通员,曾日夜奔波于党的秘密交通线上,多次安全护送新四军及地方党的领导干部、抗大九分校师生等渡江北上。在1943年4月的一次执行任务中,她被日军抓捕,恼羞成怒的日寇将她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杀害。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女儿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在雨花台纪念馆的展厅中,这段日记恍如耀眼的火焰,长久地激荡在瞻仰群众的心中。 在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时,一批批英勇不屈的斗士却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有战斗在敌后的抗日英雄,有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交通谍报人员,有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 谢士炎,是我党的忠诚战士,时任国民党少将处长,在国共交锋最为紧张的时刻,他和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5位同志,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1947年底,谢士炎等5位同志相继被捕押往南京。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烈墙上有“北平五烈士”的留影,在展馆中有一首谢士炎所写的《狱中诗》,他这样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英烈墙上有一位牺牲时间最晚的烈士,是东南大学的爱国学生成贻宾。他在参加争生存、争自由、争真和平的请愿游行中,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杀害,他牺牲4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把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解放。 革命总是与牺牲相伴,英雄常常与胜利相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叶挺在被囚期间曾写过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喊出了雨花台碑墙上每一位烈士的心声。面对死亡,向警予曾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 今天的雨花台已成为赓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地标。在这里,我们聆听烈士们用生命谱写的光辉业迹,感受烈士们那青春壮丽的饱满人生,领悟烈士们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止的初心和动力,使之成为我们戮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