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学勤 | 市域文化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 | “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⑨

文化伴随着世界城市的发展已经走过几个世纪，其间人的演化与文化的互构共同绘就了城市文明的画卷。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迅猛，且初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文化、社会及人的发展虽浸润其中，受其推动，但步伐整体相对滞后。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性新发展”，城市作为近10亿中国人共同居住的文明承载空间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主要实践场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肩负中华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使命。同时随着治理时代、数字时代的相继到来，在多重文明冲击下，应在城市中重拾中华本土文化的美好元素，让文化回归城市、以文化治理城市，才有机会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城市，这也是笔者探索市域文化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初衷。

文化从“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的综合体”走向治理层面，被建构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肇始于20世纪的中后期。在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之后，文化开始摆脱精英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走入大众消费和日常秩序中，并与产业和政策、技术和权力等进行多元链接，展现出对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提升，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依托空间载体（如城市）、技术平台（如互联网）、规范系统（如法律）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社会往来作用，自身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不断延展，越来越呈现出其理性和工具性的价值。

相比西方文化与城市治理之间的互嵌，中国文化的绵长久远、浩瀚广博，使其在内核层面被整体认知增加了难度，而通过点状的深化与发散使我们有了更多想象空间。特别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本土城市的高速发展与治理几乎同步，城市在获得一定的经济话语权后，通过市域文化治理，以及城市“软实力”建构来凝聚、融合新发展动能成为必由之路。与目标明确、路径相对清晰的经济发展不同，也与市场机制调节、多元文化并蓄的西方市域文化治理特征有别，国内市域文化治理需要在中华文化的总体脉络下深耕城市的本土文化基因，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事业拓展、文化产业兴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等系列举措，来温润人心、营造氛围、根植基业，其中每一项均与国家和人民、历史和未来相连，在治理的效率与效能上都面临许多挑战。

在后发且被压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即便与西方一样，国内很快意识到保护城市文化遗存、发展都市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新来提升城市形象和品牌等的重要价值，但当下的本土市域文化治理实践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不仅彼此胶着，而且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高频互动，既有相互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治理冲突。

首先，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程之间的交互问题。国内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其文化脉络，这些传统文化或藏于民间、或登入殿堂，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代城市空间移转、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的冲击，关于遗存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赓续在认知上经历过波折，在市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杭州举行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向世界发布《杭州宣言：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呼吁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而2023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升到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高度。跨过理念认同的关口，在市域文化治理的行动层面，传统与现代如何交相辉映仍有许多困难要克服。

《杭州宣言》于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正式发布

其次，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博弈问题。中国40多年的城市发展伴随着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历经时间积淀和市域治理的取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或迎面相遇，或暗地相争，不仅影响市民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选择，还左右着市域文化政策的倾向及文化产业的布局等，在守护与包容之间、弘扬和纠偏之间，一个城市的风貌和市民的气质很可能被重新定义。

最后，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共在问题。城市文明相比农耕文明更加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反映在文化层面自然就有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区隔。如果一个城市在治理的技术和政策选择上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前瞻性，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就能各得其所和相得益彰。但城市急速发展的一个后遗症是容易形成阶层对立，精英与大众之间物质层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双方在精神层面的认同，此时市域治理的文化修养与文化兼容，市域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以及将对人的关怀放置于治理的全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传统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存在”四个著名文化理论命题，内含的意思在于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创造者，也是这一结构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演化，特别是集复杂系统于一身的城市的出现，作为个体的人往往迷失其中，或被忽略，或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化，而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广空间来塑造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常被置于次要位置。如果没有文化的唤醒，人的大部分行动与思绪都会围绕所谓有用的、物化的现实旋转，即那些不仅解决生计，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即他人的认同、阶层的定位，以及权力的获得等因素。

《哲学人类学》，米夏埃尔·兰德曼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国本土城市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文化边缘化、文化沙漠化的过程，被卷入其中的城市人容易产生空心感和漂浮感，久而久之，人长时间被物化的现实所裹挟，走向单极、片面也就不可避免。因此，上文提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归根结底是被文化形塑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反映在市域文化城市治理上，意味着须寻找到优秀文化与现代都市人之间的互构共治路径，既包括在文化视域下如何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也指向在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推动市域文化治理。

所谓文化视域下的人的全面发展，即通过挖掘文化中润泽人心的因子、促发文化与人的高频互动，进而推广市域文化事业和产业等，来激发城市人对个体发展全面性的追求，并因个体生命周期里在人的多样性、全方位发展方面的努力，进一步反哺市域文化治理，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既是外因，也是内因。表面上，人应突破职业性、专业性，更多发展文化类、艺术类爱好，来促发对世界、对城市、对自然更多的美的认知；在内核层面，更多的文化倾向、文化选择其实也决定了个体在全面发展上的深度和广度。

人的全面发展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极易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如超越浪漫主义对自由个性、对艺术尊崇的认知，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包括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以及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等，都将人的全面发展推向不可及的高度。笔者提出文化视域下中国城市人的全面发展，更多强调的是在源源不断的文化浸润下，能促进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个体自由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互嵌等。它区别于单一价值，推崇丰富性和多元性，这与人的现代化进程不谋而合。

马克思

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更趋理想化、更富哲学意涵，且是终极命题，那么在社会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几乎是每个个体的必经之路。特别在当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与之相匹配的人的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通往人的现代化之路，除了仿照英格尔斯所说去追求人的理性化、独立自主、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等，也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来进行观照，即通过弥补专业性、职业化带来的短板，以更宽泛的人类关怀、知识建构、艺术修养、价值回归来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可持续互动，而这一维度不单纯依赖个体的努力，更需要来自中观层面的推动，如市域文化治理，可以为城市特别是个体通往现代化创造更多激活、迸发的可能。

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之一的市域文化城市治理，可以跨越历史、现在与未来，也可以贯通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但它无疑将更聚焦城市里人的需求、进步、发展，而这几乎也是人民城市的建设宗旨。

首先，市域文化治理的内容及规划须以人的更广泛参与、通过参与习得文化要义、经由参与跨越文化藩篱为主旨。治理最核心的要义即是多元参与，市域文化治理源于本土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由此而形成的治理项目、治理进程可以是政府搭台、多主体主导实施，但公众有意愿、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其中，也是重要的评判指标。参与除了体验、学习、享受之外，相比其他纯经济类、科技类项目，公众在文化治理项目中更易经由参与而赢得共鸣、获得成长。事实上，深度、持续的文化参与还是跨越传统与现代、连接精英与大众、包容本土与外来的重要路径。

其次，市域文化治理应更易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与审美一样，既多元，也不断精进，文化治理使人们有机会打破日常生活、职业生活的惯习，徜徉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海洋中，汲取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获得再次出发的勇气和动力。

再次，市域文化治理应建构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多的可能，让每个个体不仅可以沉浸其中学习或享受，还有机会去展现自我的成长与发展。在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文化治理独具特色的展示功能，有助于个体走出私人空间，走入大众视野，并获得他文化、异文化的启迪，开放性、社群性等现代性特质也会相应被激发。

最后，当市域文化治理肩负人的现代化之责，须阶段性地展开评估，让人的发展不断反哺城市，形成人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共进，并最终朝向真正的人民城市。

特别在数字时代与文化治理、与本土现代化进程叠加之时，变奏取代了惯常、不确定性超越了确定性，人在现代化演进中也需时常与传统、与后现代进行对话，此时文化或许可以成为桥梁、成为纽带，推动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过去、人与未来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