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张晓明、赵红川等 | 乡村文化复兴的当代语境与实践 | 论坛

在探寻乡村振兴的深层内涵时，乡村文化复兴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灵魂，其复兴不仅关乎乡村的外在面貌，更涉及乡村的内在精神与未来发展。乡村文化复兴不仅仅是乡村社会的内在精神复兴，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重新审视乡村文化复兴和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发展。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宏大叙事的新时代语境下，乡村是否仅仅是现代叙事的失落者或补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乡村文化复兴不仅是文化景观的再现，更是乡村内在精神的觉醒与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文明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应该占据应有的位置。

乡村在当今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语境，无论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讨论的乡村文化复兴，还是城市微更新或城市更新，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城乡二元对立语境下的简单呈现。当下中国城市和乡村建设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是在城乡文明融合的语境下呈现的。当我走在喜洲古镇的百年老街时，我看到了那些对乡村怀有深厚感情、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艺术设计等专业训练，并且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来群体，他们选择重返乡村，投身到乡村文化的建设之中。他们是新一代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和乡村治理的新生力量。在当今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这些新生力量与政府、社会的力量相比，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发挥着何种作用，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是认识和指导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全新理论概念，也是当前乡村建设政策语境的主题词。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论断是对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文明发展路径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对所谓历史发展规律的“经济必然性”提出了质疑。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必然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都会为经济发展让路并随之变化。这是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回顾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的发展并非总是顺利推进，相反，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往往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同时，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滞后也会阻碍甚至中断原本形势大好的经济发展。现代化尽管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但其实现路径却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现代化实践向世人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曲折和困难，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往往与政治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而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因此，我们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括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是无比宝贵的，也是唯一合理和理想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天讨论的艺术乡建、乡村文明、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议题，都需要以这一逻辑分析起点和叙事语境为基础，深入探讨并推动中国乡村建设的全面发展。

涉及乡村文化复兴的现实语境，我认为可以将其归纳为“共识、共情、共创、共享”。所谓共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仅有经济目标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仅追求城市繁荣而忽视乡村的同步发展，也是违背现代化初衷的。文化在此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的多样性和无限潜力，为我国城乡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这种语境下，乡村文化建设呈现以下特点。首先是国家动员。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行动，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自上而下地进行组织发动和媒体宣传，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乡村振兴，不仅有利于乡村自身的发展，更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其次是各级部门主导。动员工具和动员手段主要来自各级部门，地方各级政府扮演了“发动机” “方向盘”等多重角色，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对动员的目的、手段、渠道有深刻的理解。再次是社会共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共情的民众广泛分布在乡村之中，他们流露出对乡村文化的深厚感情，这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支撑点，也是当前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最后是成果共享。虽然国家动员、部门主导、社会共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未充分展现乡村文化共同体的时代性、标志性和引领性。因此，在达成举国共识、社会共情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持续推动城乡共创、大众共创等一系列可操作、可验收的制度性成果，确保乡村文化复兴的成果真正为全民所共享。

对于艺术乡建，我深感其中既有对乡村未来的美好憧憬，也有对现实困境的深切忧虑。从总体来看，艺术乡建确实面临诸多困难。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进行的，缺乏足够的支持和资源整合。在现代化语境下，乡村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的。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单元，在这个进程中承受了巨大打击。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传播和人口占有等方面被剥夺了应有的权益。

乡村文化复兴的初衷在于唤醒乡村自身的灵魂与活力，但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的文化断层已经难以修复，乡村民众与乡村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日趋微弱。在现代教育普及以及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多重冲击下，传统乡村中的精英分子甚至那些具备现代意识的年轻人，都受到“虹吸效应”的影响，传统乡村的产业基础也遭受动摇。如今的乡村民众很难独自承担传统文化的振兴任务。当前，中国乡村民众在被动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同时又被迫接受各种现代知识、都市文化和外来文化，成为一个混杂的“文化振兴”主体。所有文化样态都与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的语境空谈艺术乡建和乡村文化复兴。

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原住村民对文化复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兴趣。文化需求是比物质需求更高级的需求，而目前中国乡村留守的村民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对文化除了短暂的好奇外，缺乏持续热情。二是村民更关注的是乡建如何为其带来更多经济收益。由于各地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一致，中西部很多地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民收入较低。如果文化乡建不能带来持续的、实在的利益，就很难受到村民的真正欢迎。三是文化振兴需要引入外部资源，但目前存在两个倾向：一种是慈善捐助式的公益投入，另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商业项目。如何将这两种方式有效结合，尚未找到成功的模式。归根到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文化乡建与农民增收有机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农民自愿自觉的行动。四是近年来文旅消费发生了诸多变化。表面上看似游客众多，但真正进行消费的并不多。过去那种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均有所降温，相反，那些时令的农产品更受欢迎。一些曾经热闹甚至红火的乡村文旅项目因此陷入困境。

真正的乡村振兴应当立足于乡村产业，从原住村民的利益出发，进行文化化的改造，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使原住村民成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在地性的本质在于参与，而参与的本质在于切实的利益。文化本就深深根植于乡村产业和乡村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文化乡建的主体应是原住村民，而非外来人群，否则即使文化乡建能够在短时期内落地，也难以真正生根，持续发展。

因此，文化乡建最重要的是调整乡村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一是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到乡村养老或创业，以改善乡村人口结构，提升购买力和总体文化环境。二是促进乡村从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绿色农业、非遗制作等产业转型，并因此带动农副产品销售和各类服务业的入驻。三是通过举办各类节庆活动，利用乡村传统特色文化吸引游客前来度假，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四是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吸引本土年轻人回归乡村。当然这一切的实现，除了资本的投入、企业的经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如持续推动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进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空间规划与设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常常讨论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未来以及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是应该减量发展，还是应该追求更高效的发展，为众多外来年轻人提供一个宜居、宜业的舞台？高密度城市在面临各种冲击时是否具备良好的韧性和修复能力？背负着工作与生活压力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在城市中坚持下去，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城市呈现出物质空间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领先于乡村。相比之下，乡村的村容村貌相对落后，人口流失严重。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乡村在保障粮农产品供给的同时，还传承着国家、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并承担着自然生态屏障与资源蓄积池的角色。特别是在面对自然冲击时，乡村能够发挥自然生态蓄积的功能，也能在社会变迁中应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污染、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等挑战，发挥着社会生态收纳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乡村。在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似乎容易被物化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或零部件，从而遗忘了个体对于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不仅是当代人向往的精神家园，更应该是我们追寻的生命之源。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需要创新发展，同时也需要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这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本，也是我们勇敢面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底气所在。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城乡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对传统社会的高度概括，那么，在城市化持续推进、人口流动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发现，乡村似乎成了“回不去的家乡”。

很多人基于乡村已经出现的情感断层、社会断层、文化断层，发出了“乡村已衰落”的感叹，尤其是很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代的人，他们切身经历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目睹了乡村在近半个世纪中的巨大变化。对他们而言，乡村是自己真切的故乡，那里有中国传统社会可贵的人文精神，有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关系，以及滋养这些关系的传统乡村社会空间。他们在这些空间和场所中成长，获取知识、观念和对生活的理解，习得乡村里的人情世故，从而获得了一种地方性的经验。这种地方性经验，使他们具备了质朴、善良、利他的优秀品质，使他们在投身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勇于付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情怀，成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其实，即使是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同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变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乡村振兴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要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对可持续性的要求，一方面应该着力于解决在全新的社会条件和发展环境下，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动力创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关于个人、乡村、社会如何相互依存、共同生活，以及实现他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和目标的问题。换言之，要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乡村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物理和地理坐标，在流动的时间坐标里，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内所处的位置和生发出来的相对状态。乡村不仅仅是上一辈人“过去”的乡村、童年生活里的乡村、美好追忆里的乡村，更应该是当代人不断想象的乡村、敢于创新的乡村、不断探索的乡村和能够释放给人们生存发展机会的乡村。

今天我们探讨艺术乡建或乡村文化振兴这个话题，既需要从地方的视角观察乡村，也需要从国家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视角进行审视。中国乡村文化复兴需要多元化、系统性的思维，且必须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农业大国、农耕文明的社会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值得重视的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西方式的渐进式发展，而是“迭代式”的发展模式。在东部一些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以及绝大部分乡村，其生产生活方式仍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熟人社会、乡土社会语境下展开的。实际上，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生产方式重构带来的诸多社会治理、社会发展难题。

以小农生产方式所建构的宗法制为主导的乡村社会，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下正经历着重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断裂与失落，国家不断强化农业地位，加快构建以农业为主体的现代生产制度体系。这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解构与现代建构的问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明和文化中，以小农生产方式维系的乡村文化与当今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文化之间，必然在乡村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和文化领域中产生各种碰撞和冲突。

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境，主要体现在三组对立关系的冲突中。首先是地方性社会组织所承载的地方文化与城市化、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要求构建一套能够不断调适的新乡村文化体系。该体系应包含现代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后形成的新的平衡系统。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语境，乡土文化更是如此，其固定的时空边界、内部组织和人际关系，使乡土文化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呈现出较为稳定、与地方性社会组织高度适配的结构系统。在城市化、全球化的冲击下，乡村的传统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都面临冲击，甚至被解构，从而进入一种超常规的、流动的、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必然会与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及其组织系统之间产生冲突。其次是以日常生产生活为基础的乡村文化体系与知识生产、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和挑战来源于现代社会多元的文化生态、大众化的审美意识、流行且快速更迭的消费行为等。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永恒与瞬间形成的文化冲突，是中国乡村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再次是以民族为主体的文化与以国家为主体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以云南为例，由于与东南亚国家有着较长的边境线，存在大量跨境民族族群，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耦合与矛盾并存的局面。

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区域、乡村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差异性问题。艺术乡建、乡村文化建设依赖同一套标准化的、均等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不现实、不理性的，也违背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逻辑。只有认识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乡村才有可能在当下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性的发展。非均衡性代表不同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好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元的具体体现。

我们要看到中国乡村文化所具有的一种“韧性”。这种“韧性”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复兴等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活动的内生动力。国家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举措，包括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旅游等，将进一步凸显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韧性”，这种“韧性”成为推动乡村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当然，新形势下的中国乡村振兴，如何适应复杂的时代语境，以及如何整合乡村振兴的多元力量，是当下乡村文化建设中亟待关注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今天谈及的乡村文化，与当地的原住民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要深入理解乡村文化，需要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从整体性角度认识乡村，需要从历史和当下的乡村社会中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如今，寻找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途径和方法。我认为，乡村记忆、乡村文化遗产、乡村生活样式是三个很好的切入点。要真正实现乡村文化复兴，可能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乡村文化的现状进行系统调研。此外“合力”也至关重要。这一合力涉及政府、社区、学术界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项目的实施；社区成员（包括当地居民和乡村文化的实际承载者）的参与确保了文化活动的在地性和可持续性；学术界可以提供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实施策略；企业则可以通过社会责任项目投入资源，助力文化活动的广泛推广。此外，跨界合作，如文化与旅游、教育的融合，也是形成合力的重要方面。

在当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中，着力点的选择尤为重要。在国家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寻找“样本”，将乡村文化振兴纳入国家整体的文化体系中进行考量。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保护与活化乡村文化遗产、传统习俗及生活方式，并创造符合现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针对乡村的历史建筑、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进行保护或修复，不仅保存了文化多样性，同时也为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提供了基础资源。通过系统调研和记录乡村的文化现状，我们可以识别出具有代表性和启示性的“样本”。这些“样本”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还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例如，云南的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通过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双向发展。从 20 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率先提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到今天的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云南在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实施自身文化振兴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避免重复探索，提高政策效率。

乡村建设应注重内在需求、内生动力及内涵式发展这三个关键方面。首先是内在需求，乡村文化振兴应当紧密贴合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通过与当地居民的直接对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这种基于需求的方法不仅可以确保项目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还可以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其次是内生动力，乡村的内生动力源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激发和利用这种动力，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通过支持地方文化团体和组织的发展来增强社区的自组织能力，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文化创新和企业发展，提高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再次是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强调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注重文化的深度和教育意义，而非仅仅追求经济效益。乡村文化振兴项目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确保项目的适宜性与高效性，同时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支持地方文化团体的发展，增强乡村的自主发展能力。

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并在城市文明中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之大成。从文化层面上看，城市文明的内核源自西方。从当代城乡关系来看，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形成的城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现代城市文明接受者的角色，同时又是中国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传承者。乡村以农耕社会的方式立足于土地、根植于地缘和血缘关系，默默坚持，等待华夏文明再度复兴的机遇。各地在进行村庄规划的时候，通常会明确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搬迁撤并类以及其他一般村庄。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我们有机会再次走到人类文明的前沿，引领人类文明迈向新的高度。在现有的产业升级与科技突破的发展路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考虑用“中国的文化内核+科技外化的产品”，打造独特的文化产品与产品文化。以此为契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孕育地的乡村理应迎来一个发展生机。同时，乡村作为自然生态文明与亲缘文化的主体，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成为自然生态文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保存地。基于这一文化土壤，当下的乡村文化创作与创业活动会拥有丰沛的源泉，开辟当代中华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创新道路，这也是乡村在脱贫后的发展契机。

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据公开资料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58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万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万余处。在这次普查中，乡土建筑、文化景观、20世纪遗产等一批新型文化遗产得到了充分重视，进一步廓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与分布情况。这些文化遗产大多位于广袤的乡村地区，属于乡土的、民间的文化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信仰的基石，对中国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大量乡村因此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现象，传统建筑也不断“拆老换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欧式别墅、现代小洋楼等新型乡村居家建筑。地方文物保护部门受人力和财力的限制，难以对数量众多且分散在乡间的乡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管理，很多乡土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湮灭消失的边缘。 

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将乡土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与和美乡村的建设发展相协同，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这个过程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确乡土文化与乡土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广大乡村民众获得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石。在历经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演变并保留至今的乡土文化遗产，包括民居、祠堂、戏台、书院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技艺、家族图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乡村发展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保护乡土文化和乡土文化遗产对于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带动作用。

第二，厘清乡土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路径与模式。在挖掘和梳理乡土文化和乡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应将其具有地方认同的“文化蕴意”进行延续与活化。一是要以乡土文化的赓续为目标，建立乡土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探索乡村特色空间保护，建筑与景观风貌形象重塑，以及道路、绿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协同路径与模式。二是要以乡土文化的弘扬为纽带，明确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农文旅结合”的产业协同路径和模式，促进文化产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研学活动以及传统手工艺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形成通过“文化重现”进而实现“价值再现”的活化保护路径与模式。

第三，构建全民参与的乡土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唤醒乡村民众对乡土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和意识。一是要建立乡土文化遗产保护的日常巡查管理制度，将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列入村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健全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责任体系与考核机制；二是要积极号召社会力量，与村委会共同成立乡土文化遗产保护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化专门机构的力量；三是政府应设立专项奖金，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村委会和村民进行日常监督的乡土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格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地方发展转型中的作用，就是关于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的多样性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具体到每个乡村文化事项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不难发现其路径各异，存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从大文化角度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如云南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独特价值体现在以族群、村寨为单元的小型社区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多样化文化生态系统。这种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系统正是云南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村落的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有的保存得相对完好，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稀缺性资源；有的则面临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如今，依托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外来游客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家庭，更是整个村落的风貌和特色。在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当今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几对重要的关系需引起学者、政府、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这些关系包括“自我关怀与外部关注”“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家庭建设与村落建设”“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以及“政府引导与民众自觉”等。在现代化的语境下，乡村已不再是孤立的、地方性的文化空间，而是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文化体。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密切互动以及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与外来资本的全方位融合。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关注具体事项的实施，更要关注村民——这一乡村建设和乡村文化创新发展主体的切身利益。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极大地落后于城市，一些落后地区的乡村实际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乡村建设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以及文化复兴的全面发展过程，绝不能认为只要“产业导入”便可一蹴而就，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实际上只在较短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上，初见成效便迅速转向城市改革，在乡村建设上并未持续进行制度创新。这就导致城市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机遇，构建起了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而广大乡村却仍然徘徊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乡村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新定位。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中国乡村，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再以一次“升级版”的扶贫政策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更不能单纯依赖财政支持营造虚假的繁荣场景。中国乡村建设要走上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像云南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成熟的文化旅游市场，我们不妨尝试特殊的制度安排，将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放在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作为“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典范。

乡村建设现在已经到了亟须再次以制度创新推动新一轮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需要以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启动新一轮发展。发展动力只能来源于改革，从“扶贫”政策到“振兴”政策，从以再分配为基础的“救助性”政策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内生动力性”政策，政策创新推动发展依赖于制度创新保障发展。因此，改革将再次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亟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文化认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社会结构及个体身份日趋多元化，经济认同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核心标准，而文化认同则面临被边缘化的深刻危机。因此，亟须构建新时代的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力量引领国家发展，增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底层基础和内在支撑便是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是一个涵盖“双创”关系、内容、结构、体系等多方面的复杂命题。就关系层面而言，以下几组重点关系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如何在国家文化统一性和区域文化多样性之间寻找平衡，是“双创”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保持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活力，传承中华民族“满天星斗”般的文明样式，建立对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创新的认可、包容和激励机制，亟待制定和完善适应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二是主导和主体的关系。在经济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化如何发挥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作用至关重要。经济主导有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区域竞争和平衡机制，而文化主导难以简单地套用经济手段。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求。

三是文化权利保障和文化创造权利之间的关系。文化权利保障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始终是文化发展的初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将保障文化创造权利作为重大现实问题，构建涵盖获得权、参与权、商标权、知识产权、著作权、身份认证、行业许可等在内的文化权利保障体系，激发文化创造主体的“双创”积极性。

四是新文艺群体、新兴业态的兴起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创造活力和驱动力源自新文艺群体，他们已成为社会文化创造的新兴力量和重要支撑。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首创权利，是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得到社会民众的拥护和参与，才能不断构建和完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文化体制机制，形成文化共同体、文化生产链与文化民生线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五是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需进一步厘清旅游业的经济属性、市场行为与文化的教化功能、精神属性之间的关系。既要注重保护文化遗产、保障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投入与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市场投入之间的平衡，也要遵循旅游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发挥市场在旅游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在旅游服务中过度强调文化的教化功能而影响旅游市场的繁荣和文化认同感，从而制约或妨碍文旅的深度融合进程。

现在重提乡村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国家文化体系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乡村本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然而真正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乡村与村民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协调发展，即处理好乡村建设的三个“内在”方面。首先是内在需求，即乡村文化建设必须紧密贴合乡村自身的实际需求；其次是内生动力，只有满足乡村的内在需求，才可能有效激发内生动力，进而实现自我驱动、自我完善。最后是内涵式发展，即乡村文化建设如何与时俱进，需要有一种自我革新的自觉性，这是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深层次难题。若忽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需求、内生动力和内涵式发展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很可能仅停留在表面，难以触及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

基于前述的乡村定位和发展路径，乡村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保存地，更是文化内核的源泉。乡村文化建设应紧扣“双创”这一主题展开，有效整合相关资源，以实现“双创”目标。可以设想，以乡民为主体，联合热心乡村建设的人群，投身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实践中，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获取灵感、生成创意与产品，与城市形成“产品和文化”的双向流通、“生产与消费”的完整内循环，以及产品和文化对外输出的外循环。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必须构建一个有效的“连接”机制，确保那些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文化和设计工作者、乡村公益志愿者、“携资携技”的经营者与当地乡民紧密合作。这一机制将促进城市对乡村需求的深入理解，并精准提供乡村所需的产品；同时，乡村提供的产品也将为城市所了解、所利用，从而形成城乡之间互补互助的良性循环。在当前单向进城的人口流动背景下，对于那些有意愿脱离城市生活、渴望在乡村定居的人群，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进入乡村定居的机会。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从根本上保障这些外来参与者的合法资格与权益，跨越相应的政策壁垒，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父辈们和师长们都在对“失去”的乡村叹惋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乡村并没有“失去”，而是正逐渐成为年轻人追求自然生态的价值理念、践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创造与城市不同的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可能之地”。当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消费领域、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都在不断强调“Z 世代已经到来”时，年轻人也正在成为乡村新一轮发展的新生力量。如何理解“年轻人是乡村的未来和希望”这一论断，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应具备高度的包容性。它不仅要接纳那些原住民，更需在坚守基本发展原则的基础上，欢迎来自城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具备创新思维，掌握先进技术，能够快速获取所需要的信息。第二，当人们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重新观察乡村时，需要摆脱基于社会历史情境和个人成长经历所形成的“地方性经验”的预设，前辈们生活过的乡村未必是后代们愿意或适合的理想居住地。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理念的变迁，乡村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规律，才能成为人们的理想居所。第三，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升乡村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关乎中国社会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的传承，更是国家文化自信自强的保障。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坚守传统文化、倡导环保、善于通过微创业而践行自我理念的年轻人，将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对乡村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塑与延续产生深远影响。韧性可以理解为对“破坏性创新”的接纳并给予其足够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这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的关键。

在“文化和地区发展”的研究领域内，有一种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即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倡议以及基于文化和艺术的乡村创业对乡村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以云南大理为例，越来越多的村庄正在探索以文化和艺术为方法的新发展路径。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具有商品属性，能够为乡村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形式，更在于文化在培养集体意识、创造和巩固集体记忆、提升所有行动者社会参与、促进乡村社会包容与融合方面的独特价值。无论是“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还是“艺术乡建”，创新都是激发文化和艺术的媒介功能、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创新与变化、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鼓励年轻一代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给予他们更包容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条件。

今天我们围绕“乡村文化复兴”这一主题，从当代语境、乡村社会发展转型与实践路径等维度展开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一批学者积极投身于实践性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该运动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复兴、艺术育民、美育救国的先声。此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乡村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乡村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时代语境下，进行了各种创新发展尝试，形成了一种迭代式的、曲折的、不断试错与摸索前进的发展路径。乡村在当今发展中面临全新的语境，无论是乡村文化复兴，还是城市微更新或城市更新，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而是需要在城乡文明融合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式现代化不再仅仅依赖经济发展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民众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身份认同等，已成为当下亟待探索的重要议题。经济应被纳入整体的生态系统内，与人文、社会、政治环境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面对东中西部、城乡之间不同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及非均衡性和差异性的文化存续状态，我们需要探索一套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构建一个基于“新文明”视角的解释系统。

当今，中国乡村正创造并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这是一种内在的、可持续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中国乡村特有的韧性，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乡村文化复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内在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体制机制、组织保障、建设内容和重大项目的引领下，乡村文化复兴的实践将向世界展示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的中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