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中道之思，温润之心——忆恩师俞吾金先生 | 《历史没有旁观者》序言③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说：俞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学人的代表，是他们一辈人的“带头大哥”。苏州大学任平教授认为，如果要给俞吾金先生一个评价性描述的话，可把他称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养育出来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俞老师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大凡对我们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中都留下了其思想烙印。俞老师去世时，他的一位复旦同事评价说：俞先生是一位勤奋的读书人、温和的学者，善于思考社会和人生，关注现在，并虑及未来。俞老师对自己的工作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看来，理论要为长远建立秩序，有些论著要立即发表，有些则可以暂存书箧，留待后世。俞老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上都堪称楷模，接人待物永远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文章虽批判犀利，但不失中道。

1994年俞老师开始招博士，我是他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生。我读博期间，俞老师特别忙，既是哲学系主任，还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其间还以富布莱特教授身份去美国交流和讲学。即使这样，俞老师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指导。他不仅在文献和思路上给我们指导，还悉数把自己的治学心得传授给我们。他总是强调，做学问要搞清楚“源”与“流”，既不能陷入起源的神话，也不能就事论事。做学问要进得去出得来，有些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很光鲜，某某的反思和批判，问题意识似乎很强，最后自己的观点就那么一两页，就像大象分娩，分娩出一只小老鼠。

俞老师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嗜书如命。他从凉城新村搬到东方文苑时，我们曾帮他搬家。俞老师坚持把一屋子书自己上架，生怕别人把它们搞乱。俞老师告诉我们，自己回到家最快乐的事就是在书架面前踱步，随手抽本书看看。俞老师读书之勤已成为学界佳话：他开会时读，却从不错过别人的发言；他坐飞机时读，坐汽车时也读。俞老师无论出门多长时间，基本上都会带足两天一本书的量。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12年住院，因师母不让，他就  带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量少但经读。

俞老师是国内著名学者，但他从不满足于已有成就。我与俞老师在一起时更多的是听他谈未来的计划，而不是过去的成就。近年来，听他谈得比较多的是他正在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俞老师很看重这件事，2012年《哲学分析》召开“俞吾金思想讨论会” 时，他特意挑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祛魅与重建》等三篇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论文做交流材料，并邀请杨国荣、陈卫平等教授参会。惜天不假年，否则俞老师不仅可完成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之作《物与时间》，也会打通中西马传统，建立融本体论、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美学等方面于一体的俞氏体系。

俞老师是至真、至诚、至纯的人，每个与他接触的人都印象深刻，他不仅在生活上是这样，在学问上也是这样。多年前，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一书中介绍罗默的思想时，把英文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译成了“主要的行动者”。这一翻译从字面上看没有问题，但不符合文中的意思。我因在经济学院做过经济学博士后，这方面的知识稍好，就向俞老师指了出来。俞老师马上非常诚恳地说：“疏忽了，不应该的，到修订时一定改过来。”可见，俞老师是多么心胸坦荡啊！

俞老师治学有方，成就斐然，治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博览群书、由博而约是一个方面，系统全面是另一个方面。在他看来，任何问题都要从事实、因果、逻辑和价值四个层面去追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的最大特点是观点犀利但不失中道，犹如《论语》中子夏所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俞老师的中道之思充分地体现在俞老师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考上。俞老师认为，“启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绕不过去的话题。他高度肯定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认为启蒙有四个核心理念，即理性法庭、世界祛魅、权利平等、个性自由。这四个方面精辟地概括了启蒙运动的理智信念和规范信念。但是，俞老师同样也对启蒙的缺陷做了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启蒙是16至19世纪欧洲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局限性，如启蒙对理性、世俗化和进步过于乐观，启蒙的观点中带有科学主义偏见，对传统的态度也过于简单和绝对。为此，他主张一种“修正的”启蒙意识。俞老师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思考亦如此。他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现代性和启蒙理想是我们的任务。但是，现代性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事物，它在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便利和机会的同时，也有许多阴暗面。我们处在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纷然杂陈状态中，很容易歧路亡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拒绝现代性，又不能不加批判地盲目接受它。他主张，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两重性有清晰的认识，既坚持其根本立场，又要充分地借鉴前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源，对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追求进行合理的修正和调适。为此，他主张一种“反思的现代性”观念。

俞老师的中道之思还表现在，他在清醒的批判与不妥协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俞老师的遗著《新十批判书》。该书是俞老师题献给他的慈母的。遗憾的是，该书并未完成。《新十批判书》把当今的时代理解为一个飘荡无根的时代。俞老师犀利地指出，我们的时代把繁忙理解为充实，把性欲理解为爱情，把有钱理解为幸福，把捐款理解为美德，把装潢理解为美学，把怀旧理解为寻根，把矫情理解为忏悔，等等。显然，这种  状态是可悲的。但是，作为“能思想的芦苇”，人没有权利随波逐流、自我放逐。他强调，面对现实，我们需要启动批判的程序，不但要抗争这个时代的无根性，更要抗争对这种无根性的掩饰。

2007年摄于英国丘吉尔庄园

俞老师的中道之思更表现在，他既疑而不丧，又信而不狂。他反对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通病，坦承在商品化大潮面前，批判也许是堂吉诃德式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思想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批判才能帮助社会恢复健康。可以说，在偏激之见和暴戾之气充斥的文化环境中，俞老师是一股清流。

文如其人，言由心生。俞老师的中道之思源于他的温润之心。俞老师的许多朋友都能讲出与俞老师交往的温馨、感人故事，他的学生对这一点感触更深。虽然俞老师去世十年了， 一些学生想起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还忍不住眼睛湿润、声音哽咽。俞老师和师母对学生非常好，甚至好到极致！每当学生结婚、生子，他们都会送不菲的贺礼；而当学生家中的老人过世时，他们又会送上慰问和奠礼。有时学生遇到困难，俞老师会不动声色地施以援手。多年前，一位并非他直接指导的博士后在办出站手续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她遗失了一本外文书，需要赔偿，而赔偿的金额在当时还是蛮多的。俞老师知道后，自己到图书馆为她交了罚金。这件事让受助者刻骨铭心。

俞老师从不吝帮助他人，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这几年他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住过几次医院。每次住院他都瞒着我们，有时我们知道后要去看他，他会生气地说：如果你们来看我，我就出院。他的理由总是：你们都很忙，他有师母照顾，还没有老到需要你们，等以后老了，有需要再麻烦你们。但依俞老师的个性，这一天是不会到来的。除非像他最后一次住院，出了手术室就失去了正常能力。俞老师对他人的关心既自然又体贴，有次他在电话里与我谈完公事叮嘱我说：“你也五十了，要注意调养身体，冬天要进点补”。这些话本该是学生对老师说的。俞老师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和事业。有时学生发表或被转载一篇文章，俞老师看到后会打来电话鼓励。有时在学术沙龙或学术会议的一个发言，他觉得有价值会催促你尽快写成文章。最难能可贵的是，俞老师的关心不是强加的。他曾戏言：“学而不厌”是对的，“诲人不倦”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隐含着自己有一种话语霸权。

在俞老师身边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责任和压力，也有许多欢乐。俞老师的风趣和幽默，与他的勤奋和高效一样有名。每年俞老师生日，我们都想张罗请他吃饭，虽然他总是推托，但有时也不得不同意。有意思的是，每次吃饭都成了“碟中谍”游戏。俞老师的原则是吃饭可以，但得由他买单。但如果总是这样，我们也过意不去。因此，吃饭中就充满着悬念和紧张。吃饭时，我只要一起身，师母就紧张地问：“你去干什么？”自被我们占了一次先机后，师母总是饭没有吃完就先把单买了。让人感到温馨而又酸楚的是俞老师的最后一个生日。这次生日聚会，为了不再让俞老师破费，我点好菜就把单买了。俞老师知道后，上海话脱口而出：“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让我们开怀大笑。与俞老师吃饭有许多快乐！听俞老师“咬文嚼字”是一乐，看俞老师与师母为喝酒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也是一乐。让人心酸的是，这样的聚会再也没有了！

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他最后一次生病。2014年7月24日中午，学院袁新书记来电，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俞老师回来了。”当下我并没有在意。我虽知道俞老师去了加拿大，但对他何时回来并不清楚。但接下来听到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人不知所措。我与吴猛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谁知俞老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怎么知道了？唉，让你们放假都不能好好休息。”师母说：“你就不想想，发生这样大的事，院里能不告诉他们吗？”那天临走前，俞老师还特别叮嘱我：不要让小程（我夫人）来医院，免得大家假期都休息不好。俞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啊！任何时候总想着别人。

最让人不忍回忆的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手术前一天下午，送走来看望的校领导，他在师母的搀扶下来到病区的输液室，当时我与林晖在那里休息。俞老师进来时，明显感到是想来交代一些事情，毕竟病魔无情啊！俞老师说：“明天就进手术室了，虽然医院一再保证不会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出来是什么情况。以后的事，就你们与师母商量了。”我想，这是俞老师第一次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他一生多次面对残酷无情的事情，特别是爱女的去世，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都能以毅力扛过去。这次的情况不同，病魔落在他自己身上，手术结果又难以预料，这对他是多么残酷啊！但是，俞老师最担心的还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术后能否回到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他说：“这个问题我问医生了，但医生总是含含糊糊。医生的回答是：手术后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只能半休息、半工作。”接着，俞老师就回到了他的习惯性思维：“半休息、半工作是什么意思？一天有24小时，到底能工作多少小时呢？”可惜这场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明确的遗嘱，因为在我们谈话时，医院的书记又来看望他了。等谈完话，我们发现他也有点累了，不忍心让他过多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愿意听到俞老师说出我们不忍心听的话。

俞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格和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明灯。“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俞老师一生治学有三种精神特别让人感佩。第一，治学必须创新，他坚持没有新观点的文章坚决不写；第二，治学需要批判精神，无批判就不能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第三，学者应有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俞老师有多方面的才能，也有多方面的兴趣，但为了这个时代的思想启蒙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奉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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