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 | 博学睿智留典范，德音长存月更明——纪念好友俞吾金 | 《历史没有旁观者》序言②

大概在1990年的一次会上，我和俞吾金相识。第一次见面，我就被他的渊博知识和勤奋态度所吸引，他的发言“中西马”旁征博引，头头是道。别人发言时，他掏出本书来阅读，实则是边读边听。到提问环节，他首先举手要求发言，我对他“一心两用”的本事很是佩服。此后每次到上海开会交流，我都要和他见面。吾金睿智、风趣，有几次他和张德堃老师还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里做客。他爱喝红酒，有时一瓶红酒几乎全是他喝的，席间会畅谈他经历的往事，从学习、工作到生活习惯，无所不谈。2014年，吾金在一份报纸上谈破除“数字迷信”，说他从不相信“6”的吉利，他今年66 岁，怕是“流年不利”了。我和同事们都说这个玩笑过分了，谁知竟一语成谶。我和吾金最后一面是在那年五六月间在复旦附近的皇冠酒店，那时我正在用中餐，遇见他们夫妇。我们最后谈到汪堂家教授去世前后的一些事情，不胜唏嘘。我没有意识到，吾金那时或许已经有了脑瘤的征兆。吾金是病倒在国外马克思论坛上的，他是被呕心沥血的工作累垮的。

我们今天纪念俞吾金，就是要继续推进他的思想。吾金认为，“马克思”属于西方哲学范畴，马克思哲学是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并将其概括为对马克思的遮蔽。遮蔽的后果是，按照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的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造成了马克思的“三化”，即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吾金梳理了不同派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其中与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述的相悖之处。他的振聋发聩的针砭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他逝世十年之后来看仍有重要的启发。我们要在总结他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如何推进西方哲学处境化的问题。西方哲学的处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思想历程和辩证关系，我希望对西方哲学处境化问题的讨论，可以引起哲学界同仁对俞吾金关于“中西马”哲学及其关系的丰富思想观点的关注和深入探讨。

俞吾金先生

在《被遮蔽的马克思》一书中，吾金教授深入剖析了马克思哲学被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等人的观点遮蔽的现象。他指出，马克思的追随者在思维与存在之关系和辩证法两方面都存在遮蔽马克思的本体论的误读，且这两方面的误读都是双重的：首先误读黑格尔的思想，然后用被误读的黑格尔思想解释马克思。这种遮蔽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核心问题的误解，还使得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展现。吾金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继承或排斥，而是一种复杂的扬弃关系。他通过对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在“实践”“自由”等核心概念上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与发展。

在《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一文中，吾金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绝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哲学的传统中割裂出去。他以“实践”和“自由”这两个核心概念为例，说明了康德的“实践领先原则”“自然和自由因果观的区分”是马克思以生产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本体论前提；正因为从康德到谢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超出了解释者的视野，才造成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被归结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吾金还指出，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康德哲学的真正价值。他认为，黑格尔把康德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都归结为认识论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主观唯心论的二元论”，这遮蔽了康德本体论的实质——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同时，黑格尔把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前提说成“道德世界观”的“公设”，这也遮蔽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自由观。吾金强调，要回到康德哲学，就必须超越黑格尔的遮蔽，重新发现康德哲学的真正价值。

吾金强调康德的重要性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处境化具有全局性意义。吾金认为，马克思哲学属于西方哲学传统，问题是，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哪一个哲学家对接？马克思与黑格尔固然可以直接对接，但考虑到启蒙时代的批判哲学传统，康德比黑格尔更接近于马克思哲学。正如马克思说：“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恩格斯说，在自然哲学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确实，马克思主义者以“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明了他们继承的不仅是黑格尔哲学，而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偏离这个初心本意。

今年是吾金逝世十周年，也是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值此之际，我们思考“康德或黑格尔”的问题，不但可以进一步澄清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源流关系，也能加深对康德哲学革命性的理解。康德不但对启蒙时代具有革命意义，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息息相关。我们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科技革命的时代、普遍法权的时代和人性改善的时代；相应地，我们时代的康德是世界主义的康德、知情意合一的康德、永久和平的康德、思想革命的康德。对于中国人来说，康德可以在古今中西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在思维与存在之关系、辩证法和实践、自由概念等方面，吾金用康德哲学澄清了遮蔽马克思哲学的层层迷雾；而他指出的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所导致的理论后果，对我们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具有警示作用。我们应把吾金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诠释作为宝贵的遗产，加以继承和发展。

我和吾金以文会友，都为“中西马”的哲学会通心心相印。我们在学术上互相欣赏。记得在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我写了一篇文章，开头便引用了吾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的观点。我们在学问上是互相切磋的诤友。在讨论俞吾金哲学贡献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谈过对他的《意识形态论》的不同看法，并为此写了《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一文。在思想自传《我思故我道》里，我在与吾金的合影旁写了这样一段文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各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分属不同的‘二级学科’，不少西方哲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退避三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被同行讥为‘西马非马’‘以西解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康德联系的研究被当作‘以黑解 马’‘以康解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同根同源，不可分割；在中国处境中，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辅相成，难解难分。这个道理好懂，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用得上‘知易行难’这句话。现在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专家之间开展专题性的讨论争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哲学处境化共同发展。”

赵敦华先生（左）与俞吾金先生（右）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黄山烟雾飘渺的云间，吾金如今已在天堂，昔友往矣，今我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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