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走向内在批判——俞吾金先生的学术遗产 | 纪念俞吾金先生逝世十周年⑤

俞吾金先生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是2014年7月夏赴加拿大参加“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国际会议。在这个会上，俞吾金先生作了“批判理论的界限——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的报告。这是俞吾金先生最后的文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回顾这篇文章并就批判概念做进一步的阐释，有着特殊的意义。

该文有两个主题：一是通过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思考，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界限；二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再思考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缺陷。就前一主题来说，虽然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现代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它更多地把批判本身当成目的，回避了革命要求，因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理论。按照马克思哲学，一切错误的观念和意识是由扭曲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而理论批判无论如何激进都是有限度的。就后一个主题来说，法兰克福学派没有认识到辩证法的界限，把辩证法的否定批判视作批判的全部内容，只强调批判的否定方面，没有看到批判的肯定方面，因而批判理论容易陷入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作为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代同行的著名思想家，俞吾金先生非常重视批判的启蒙和社会促进作用。他自己也写了大量理论和现实批判的文章。在他的哲学研究中，康德的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批判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都是其重要资源。虽然在这篇会议论文中，俞吾金先生并未对批判概念作充分的阐释，但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和思考方式。

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腊时代就有了“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e）同“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e）的区分，但是理论生活高于实践生活。“柏拉图相信，在最终意义上，自身沉浸于对宇宙的沉思不仅在科学上和认知上是重要的，而且在宗教上也是重要的。理论承担的塑造功能提供了一条同时通向知识和拯救的道路。理论有一种净化作用，它导向精神的健康转变。因为上升到理念领域时，灵魂就清除了低级趣味和激情。在这一上升到对理念的概念把握时，灵魂使自己摆脱了它的物质枷锁，使自己从肉体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在此意义上，只有沉思才是人的生命的真正活动。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区分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家。他把理论智慧理解为对自然的沉思，而自然是由神创造的不变事物构成的，通过沉思，我们获得了它的精确知识，也分享神的智慧和快乐。实践知识或智慧处理的是人的日常事务，尤其是政治和道德事务，由于它们是由可变的、偶然的事物构成的，对它们我们只能通过慎思（prudence）获得相对的、恰当的知识。就两类知识或智慧的价值等级而言，沉思生活高于一切其他的生命行动。因此，他与柏拉图一样认为理论高于实践。

在现代哲学中，康德是第一个明确地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强调实践相对于理论的优先性的哲学家，因为实践理性处理的是人之本体论的自由，而理论理性涉及的是现象世界的规律，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加崇高、更加重要。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区分了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并强调实践思维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概念才获得基础和核心地位。马克思赋予实践双重意义：一是赋予它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地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二是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而唯有实践才是真正的革命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对资本主义现实持激进批判立场，就其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理论批判范围，不愿意走向真正的革命实践而言，它为自己设定了不合理的限制。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消融于‘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对他来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理论的作用，但反对以理论批判为目的（end），也反对以理论批判为终点（end）：理论不论如何激进，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归根到底也只能是理论的激进主义，而非政治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哲学的激进性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它在规范上持激进的解放立场，一切批判都可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它持激进的革命立场：“德国人的解放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但遗憾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更多的是口头革命派，不关心自己的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俞吾金先生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内，批判、抵抗、否定资本主义的某些现象，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从事和目前正在继续从事的工作。不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框架，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总体上的界限，而这个界限也正是它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根本差异所在。”实际上，一种理论如果不在根基上把握社会统治的阶级基础和结构条件，不想把自己的批判结论导向真正的实践，它最多是一种改良理论。

1998年，俞吾金先生与汪行福在复旦大学

俞吾金先生的论文还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更有价值、更为重要。针对阿多诺（又译“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否定理解，同时也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者盛行的虚无主义倾向，俞吾金先生试图通过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形式的重新解释，赋予内在批判概念以系统和全面的意义。通过这个主题，俞吾金先生完成了另一任务，即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方法论限度。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不仅把现实理解为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个人与共同体相互依赖的总体，而且把历史理解为内在矛盾的过程。在这里，理论通过对主体的塑造起到重要的实践作用。但是，当法西斯主义毒害了欧洲文明、斯大林主义侵蚀了社会主义机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失去革命性时，他们在政治上越来越陷入悲观，越不相信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他们不仅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达到肯定的理性信念越来越不耐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解放理想也越来越不满。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特别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那里，人类文明不是展现为进步和解放的过程，而是展现为自我毁灭过程，而且这一切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以往的辩证法概念中内含的主客体同一性，以至于阿多诺发出这样的悲鸣：“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了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为了消除辩证法的肯定特征，阿多诺致力于建立一个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序言中说：“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为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削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意图是把辩证法从黑格尔式的肯定解释中解救出来，使其始终保持其否定性。在他看来，辩证法本质上是没有肯定的否定，它是崩溃的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就把辩证法理解为否定、怀疑和批判而言，阿多诺与黑格尔是一致的，就把社会批判理解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与黑格尔又是对立的。

俞吾金先生在论文中扼要地阐述了黑格尔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基于此做更充分的讨论。《小逻辑》第79节中讲到，“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哲学的思考方式，或思辨的逻辑是由三个环节或方面构成的，辩证法并非哲学思维本身，它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在黑格尔这里，逻辑思想形式的第一个环节是知性的、肯定的环节。知性是一种分析、区分的思维能力。它从特殊的现象出发，通过事物的规定性，把握事物之间的差别，从而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认识对象。在黑格尔看来，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在实践的范畴内，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黑格尔认为，知性对人类思维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不限制自己，以某个确定的目标为努力的方向，就会一事无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内部区分，或它的区分没有获得理性的概念意义，它就不是一个完善的国家；甚至在那些远离知性思维的领域，如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知性也是必要的，缺少了知性环节，我们对世界只有混沌的经验。因此，对事物的抽象的理智的区分是逻辑思维的第一个环节。

黑格尔没有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的全部内容，而是把它理解为理性思维的一个阶段即它的否定的理性阶段，在这里，“辩证法却是内在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自己”。黑格尔告诉我们，辩证法并不神秘，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经验中，“我们知道，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的，究其至极，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当我们把对事物变化的经验意识上升到整个世界的认识时，辩证法就获得了普遍的意义，成为思维的一个环节。黑格尔甚至告诉我们，辩证法就是上帝的力量本身，即世界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无疑，作为理解事物的变化、消逝的否定环节，辩证法对批判概念非常重要，它提供了批判的本体论基础，因为任何形式的批判都预设着事物可以不是这样，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黑格尔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等同于辩证法，相反，在他这里，辩证法概念的范畴有明确的限定，它只是思维的一个环节，即认识的怀疑和否定环节。黑格尔认为，任何哲学思维都包含着怀疑，又不能等同于怀疑。“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的，——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但哲学不能像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否定结果方面……辩证法既然以否定为其结果，那么就否定作为结果来说，至少同时也是肯定的。”显然，黑格尔是把辩证法理解为否定、怀疑和变化，而不是把它理解为理性思维形式本身。

黑格尔哲学思维的第三个阶段是“思辨阶段”或“肯定理性”阶段：“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哲学思维的思辨阶段或肯定的理性阶段，可以理解为事物通过矛盾和对立重新达到统一的过程，在这里，不仅事物的要素重新结合成一个整体，而且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发展过程。思辨阶段是特定事物发展过程的完成，也是人类思维的完成，因而思辨理性是对事物的整体和过程的全面把握。与知性的肯定和理性的否定一样，对思辨理性的把握不是哲学家的特有能力，而是所有人都可分享和运用的思想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思辨”（speculation）与“投机”是同一个概念，投机总是与主观的揣测或推测相联系，因而它常常被视为一个贬义的概念。但在黑格尔看来，思辨与推测相联系并非偶然，一方面，推测意味着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东西应该加以超越，在此意义上，它包含着超越的、理想的维度；另一方面，推测或思辨虽然是主观的，但须使其实现，或者使它转化为客观的。这就是说，思辨的真理既不是纯粹的主观性，也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这是黑格尔对其逻辑思想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中，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精髓的辩证法只是哲学思维的一个环节，而非其全部。

在俞吾金先生看来，黑格尔对逻辑思想形式的阐述非常重要。在这里，第一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是肯定的，只有第二个环节才是否定的。思维从知性出发，即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肯定性区分出发，对于遏制虚无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否定的辩证的批判必须从某个对象开始，而任何确定的对象都是通过知性把握的。同样，逻辑思想形式的第三个环节也是肯定的，对事物的理性把握绝不能停留在否定阶段，它还要求使事物的对立面和解或重新达到统一。如果社会批判拒绝一切肯定的目标，或放弃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就陷入了自我挫败。法兰克福学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篇奠基性文章中明确地说：“根本不存在判断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理论的普遍标准……同时也不存在人们可以接受其理论并因而得到指导的社会阶级”，“如果我们愿意抽象地表达的话，这种否定性阐述成了唯心主义理性概念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在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里，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的而非肯定性的”。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与其在批判方法论上的立场是相联系的。

作为革命者，马克思非常重视辩证法的否定性，正如他所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不是无目的的否定，而是受共产主义这一未来解放目标指引的，批判理论不仅是否定的，而且也应该是肯定的。如何在方法论上超越法兰克福学派，建立更合理的批判概念，我们不妨以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形式为框架。

“批判”（critique）在词源学上指区分、辨别和判断。人类的所有的感知和思考活动都需要区分和辨别，这个意义上的“批判”概念似乎是琐碎的、平淡无奇的，甚至被等同于“吹毛求疵”或“无事生非”。但是，严肃的批判不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争执，还意味着更多。当康德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避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地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些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我们就不禁对批判概念肃然起敬了。

耶吉和韦舍在《什么是批判》一书的导论中指出：“批判是人类实践建构性的组成部分。只要存在余地（Spielräume），存在着解释和抉择的可能性，就总是存在着人类的批判行为。”批判实践之所以具有本体论意义，在于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的行为、价值、体制并非只能如此，它们总是需要判断和可以改变的。在此意义上，人是理性动物也意味着人是批判的动物。今天，批判已广泛出现在人文科学之中，而且批判概念本身的意义和它的方法也受到广泛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批判成了一个自我指涉的概念，批判本身也需要接受批判。

德国哲学家拉埃尔·耶吉认为有三种典型的批判概念。一是外部批判（external critique），意指思想家把某种人为构想的规范运用于现实，以判断现实是否与理想一致。理论界通常把康德和罗尔斯视作这种形式批判的典型。二是内部批判（internal critique）。在这里，批判所依据的规范不应该来自理性的先验建构，而是来自特定共同体对其生活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诠释，批判意味着把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的规范作为批判的标准，以判断现实是否与其自己承认的规范相一致。这一批判概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譬如，资产阶级社会标榜自由和平等，但其现实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模式又与其规范明显不一致，因而批判可以通过揭露规范与实践的矛盾来进行。三是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也是耶吉等人所主张的批判形式。内在批判与内部批判一样，它不依赖于外在的、人为设定的理性标准，但与内部批判不同，它着眼的不是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是着眼于社会现实本身的矛盾。在这里，批判与其说是揭露一个社会未实现其自身的要求，“不如说是揭示某种特定的社会格局（Konstellation）的内在问题和矛盾所要求的对现实的改造”。在她看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这种批判形式的典型。

其实，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批判形式，即系谱学批判。系谱学批判源于尼采，被米歇尔·福柯系统地加以发展。在福柯看来，批判是现代性或现代心态的特征。因为任何规范和知识体系都与权力相联系，批判就是对社会制度和实践模式中权力的操纵和影响的揭露。社会权力不是某种工具，可以被主体所掌握或运用，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由于它是不依赖于主体的社会关系，因而它总是会陷入自己无法克服的僵局，而批判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这些关系或结构中的僵局和裂痕，使人可以眺望边界以外的生活。在此意义上，批判绝非琐碎的争执，而是一种“普遍的美德”，是对权威的不服从和抵抗。

总而言之，批判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既没有定于一尊的含义，也没有万流归宗的形式。不同的批判概念有其自身的道德－政治冲动，也各有其实践意义。但是，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内在批判仍然是一种值得辩护的批判形式。

虽然在相互竞争的批判概念中，内在批判值得辩护和发展。但是，耶吉对内在批判的解释存在明显的缺陷。她认为，“内在批判”之所以不同于“内部批判”，在于它着眼的不是社会共同体自身的规范与其社会实践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现实本身的矛盾和冲突。任何内在批判都是双向的：它既从社会的规范和价值出发批判既定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模式，也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出发揭示既有的规范和价值的缺陷。如果批判不在于规范与现实的矛盾和张力，如何为批判确立其合理性标准？耶吉认为内在批判的规范性既不是外在先验设定的，也不是社会行动者的自我理解，而是社会本身能否良好运行，批判针对的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引发的功能失调（mis-function）或运行不良。但恰恰在这里，她的理论出现了问题。

2007年摄于英国丘吉尔庄园

虽然人们把历史理解为自然过程，但是，社会并不像生物有机体那样有独立的时空边界、生命周期和健康的客观标准。社会同一性和总体性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无法独立于社会成员的自我理解来设定。就此而言，社会运行良好与否本身并不能作为批判的规范标准。耶吉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变革是否是进步的，可以通过它成功地处理其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时的表现来判断。这样的理解也是可疑的。除非我们接受黑格尔式的“理性狡计”（cunning of reason）概念，否则很难把矛盾和冲突的平息本身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准。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狡计”被用作解释历史的概念工具，是因为他预先把普遍自由设定为绝对精神的内在目的，正是基于这一对历史目的的判断，黑格尔才有可能回溯性地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问题是，耶吉既然把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作为历史目的论打发了，却没有提出一个可以与黑格尔的普遍自由原则相匹配的类似原则。还有，耶吉把内在批判理解为社会的自我学习过程，即把对社会矛盾的诊断和解决过程理解为进步。但是，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并不都是进步的抵抗，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本身也不能充当合理性的标准。当今时代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各种保守的和右翼的政治运动，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民主的民粹主义运动，等等。如果它们取得了胜利，平息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也意味着社会获得了新的自我学习的能力，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进步转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上讨论表明，当今时代重建批判概念，固然我们要克服外部批判的先验主义、内部批判的文化主义的局限性，同样，我们也需要克服耶吉式内在批判的历史主义的局限性。如何克服以上各种批判形式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俞吾金先生对黑格尔逻辑思想三要素的阐述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

任何一种批判都是理性能力的表现，而建立合理的批判概念首先要对理性概念本身进行区分。康德对理性概念所作的先验区分，特别是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概念之间所作的区分，对人类观念和制度的批判具有构成性意义，把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与黑格尔“抽象的知性的方面”相结合，我们就有了内在批判的第一个环节。其次，内在批判与危机概念相联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内在批判的契机，任何规范和制度只有当其陷入危机，受到抵制和反抗时，才会引发对它们的批判，在此黑格尔的辩证的或否定理性的环节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再次，内在批判不能停留在理性的否定环节，它的目标是释放历史发展所积累的进步的内在潜能，促使历史过程的进步转变，而这正是黑格尔所强调的“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方面”。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形式学说“转译”为内在批判的理论，批判概念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在现代性背景下，内在批判必须基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因为它涉及自然科学知识与道德实践知识的根本区分，没有这一区分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和价值混淆。在现代思想史中，任何哲学的批判话语从思想源头上都会追溯到康德。“康德把那种自我指涉的理性突出为批判性的，理性对自己的前提、边界和能力作出了说明，但它并不关心与对象相关的批判（如对宗教和权力的批判），至少这不是主要的批判。当哲学成为‘边界警察’，并在理性的范围内重建那些毫无争论的东西时，哲学是批判性的。否定和反对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先验的－批判的基础的试金石，其反面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康德哲学中不乏现实批判的内容，但我们都会承认，康德的真正思想贡献是其对不同的理性形式及其合理性标准的先验区分。康德的哲学可以视为理性的先验批判，他把理性批判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批判，就社会批判理论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按照康德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有关，涉及对自然的认识，实践理性涉及对人的认识，特别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自由的认识。虽然许多内在批判论者，如当代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霍耐特和耶吉等都把康德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视为抽象的形式主义先验批判而加以拒斥。但是，无论是就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而言，还是具体的批判实践而言，康德的区分对内在批判来说都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

实际上，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涉及的不仅是人的存在的两种概念，即人作为现象界的肉体的存在与人作为本体界的道德存在之间的区分，涉及人为自然立法的认知自主性与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而且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区分，如两种因果性，即自然的因果性和自由的因果性；两种实践形式，即生产与技术实践、道德和政治实践；两种自由，即认知自由和实践自由；等等。关于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及其意义，俞吾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已经作了系统的阐述，并通过“康德是通向马克思哲学的桥梁”这一命题来阐发其当代意义。

关于科学技术知识与道德实践区分的社会批判理论意义，哈贝马斯有段论述值得我们重视：“今天，当人们试图按照技术上不断进步的、目的理性的活动系统模式来改造通常是天然牢固的相互作用的交往联系时，我们有充分理由更严格地把[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种要素区分开来……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必然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因为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自动的联系，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也就是说，对自然的认识，即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改造自然，即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的自由和平等。科学及其物化力量，即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实践自由，即社会制度的完善之间虽然存在着经验的联系，但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今天，任何社会批判如果不能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把实践理性混淆于理论理性，把政治实践混淆于技术实践就会陷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这一点对马克思哲学的正确理解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俞吾金先生指出：“按照康德的看法，纯粹理性和认识论关系到自然，而实践理性和本体论则关系到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劳动只是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形式，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形式，所以它并不真正关系到康德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和人文关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形式，即人类在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践活动。”但遗憾的是，像歌德所说的：“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空出了地位，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地自然地又合拢了。”

对批判的内在论理解，或内在批判概念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它不是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由精神与物质、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而是理解为由观念和活动、规范与实践之间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统一体。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制度既相互依赖，也相互矛盾，因而总是被危机和冲突纠缠着的。内在批判论的一个理论优势是以社会危机为焦点解释社会批判的动机和来源。“危机”（crisis）与“批判”（critique）有相同的词根，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危机概念最先出现在医学领域，它指人的身体处在危急时刻，有恶化的风险，也有康复的希望；批判就是对病情的诊断，而对病情的正确判断是医疗干预的前提。因此，医学的批判是生命自我恢复的条件。危机概念后来从医学领域进入文化和精神领域，“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的古典美学中，危机代表着一种宿命过程的转折点，尽管它们都具有客观性，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从外部强加给自身的，也不是外在于被纳入其中的人认同的。在这个种种冲突灾祸的顶点中所表现的矛盾性，是内在于行动结构以及主要角色的个性系统中的”。也就是说，危机不是外在力量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冲击和破坏，而是社会结构或人的自我认同本身的内在不一致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不能通过外在的方式消除，只能通过自我批判来重建社会和自我同一性。

在马克思哲学中，对危机的批判起着核心的作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即使在那些没有以批判的名义出现的著作中，也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内容的。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不仅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倾向，同时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质，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意义上，以社会矛盾的危机表现入手展开内在批判，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否定和辩证方面的要求。

一个完整的内在批判概念应该包括第三个环节，即黑格尔所说的“思辨或理性的肯定”，没有这个环节，批判只是消极的和否定的批判。阿多诺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肯定辩证法”“同一性辩证法”，这一辩证法通过否定之否定最后走向了对现实的肯定，因而窒息了辩证法的否定和革命潜能。就对黑格尔哲学的实质倾向而言，阿多诺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哲学，他试图把资本主义现实的规范结构把握在自己的哲学之中，并证明其具有克服其自身矛盾和分裂的和解力量。但是，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原则也包含着“规范性剩余”，也就是具有未被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穷尽的合理性潜能。青年马克思就引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名言“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具有理性的形式”来释放这一激进潜能：“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实现。”我们完全可以以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把理性批判理解为对历史本身合理性潜能的实现要求。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内在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否定性的，它也是建构的或肯定的。辩证的否定是“有规定的否定”，它不是单纯地追求现实的破坏或毁灭，而是要把历史发展过程所积累的理论理性的认知潜能和实践理性的自由潜能从不合理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创造出更好的现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把通过矛盾和冲突实现的社会变革理解为进步或解放。就人类进步的规范理想而言，马克思与康德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把人类实践活动区分为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因此，社会批判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康德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所蕴含的规范理想。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内在联系在于，一种批判理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规范原则后，就应该像黑格尔那样从现实本身的矛盾和冲突去寻找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在阐述人类解放理想时，马克思明确地说：“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内在批判不是别的，它无非是阐述人类如何把其以往历史发展中以不自觉的方式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转变为解放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批判，我们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历史，而我们遂从历史进入了永恒！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