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 | 定位与定向：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新劳动”学术研讨会

日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落下帷幕，公报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强调“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劳动作为牵系民生的轴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之势，新的劳动形态、新的劳动关系、新的劳动结构不断浮现。日前，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创业学院、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联合主办的“定位与定向：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新劳动’”圆桌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召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团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腾讯研究院等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劳动的定位与定向”以及“高质量充分就业”展开深入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刘志阳教授主持。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何鹏程和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曾湘泉教授分别致辞。

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在致辞中代表上海市社联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强调，民生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就业优先政策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与繁荣具有基础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的发生，新劳动形态不断涌现，这些新形态超越了传统劳动的界限，带来了全新的经济社会景象，也伴生了新型劳动、就业、教育等连锁问题。他指出，《探索与争鸣》过去曾多次组织关于零工经济、就业与民生政策的圆桌会议和专题文章，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深入理解新劳动，期待通过本次论坛，借助各位专家的智慧，继续推进关于新劳动对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冲击的相关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何鹏程在致辞中代表上海财大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介绍了上海财大在近年取得的学术成绩，特别是学校围绕创建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景，积极推进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就业优先政策”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劳动不仅关乎个人生存与发展，更是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冲击，“新劳动”概念应运而生，它超越了传统的体力与脑力劳动界限，融合了人与机器的智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高度赞扬了《探索与争鸣》系列圆桌论坛的学术影响力和品牌力，呼吁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劳动”的内涵及其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展开深入探讨，共同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曾湘泉教授在致辞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围绕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问题，特别是新生产力和劳动形态的变化，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分会与全国多个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共同推动劳动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特别是在劳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特别提到，分会将继续关注劳动市场的变化以及新劳动的出现，并通过学术交流和政策建议，为国家的劳动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会议发言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湘泉主持。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袁志刚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劳动不可替代》。他强调，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脑力劳动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新旧岗位之间的替代和创造关系，避免因技术进步而导致社会分化和失业问题加剧。就未来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并不均衡，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将首当其冲地受到负面影响，而高技能的劳动者则有可能从中受益。他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他认为，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应共同努力，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和社会支持，帮助劳动者更好地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人类在情感、创造力和伦理判断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劳动市场向更加多元、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尹建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原一级巡视员尹建堃发言的题目是《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他认为，新就业形态是就业中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蓄水池”的作用，为劳动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就业形态表现形式多样、涉及领域广泛、覆盖高中低端各种层次，呈现出就业形式多元化、零工就业全时化、组织方式平台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等特征。这种新形态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如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和劳动关系复杂化问题。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积极推动劳动市场的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既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又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如加强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支持等。最后，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但也需要在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他建议通过政策引导、社会支持和平台治理，推动劳动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廉思

中央团校副校长廉思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重新认识平台：高机动性群体与交互式治理——基于短途货运司机的考虑》。他基于社会学调查，分析了以短途货运司机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作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短途货运司机生存状态和隐含风险的分析，他认为互联网平台在做好高机动性群体的群众工作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提升群体稳定的经济基础、优化群体稳定的环境保障、巩固群体稳定的政治意识和机制意识三个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他将互联网平台与群众接触的界面称为“交互式治理”，强调“在工作场景中解决群众诉求”，是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新拓展。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认识并发挥好互联网平台对于原子化劳动者管理服务的正向价值，运用好数字技术创新开展群众工作和青年工作，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模式》。他从人工智能和劳动市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他认为，虽然历史经验证据表明，长期而言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效应会大于替代效应，但产业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人机关系可以分为替代、互补和独立三种情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机合作或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就业形式。他具体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差异性影响，指出某些行业和岗位可能会被人工智能过度替代，从而对劳动市场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应当制定更加灵活和包容的政策，积极引导人工智能的应用，避免其对劳动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过度冲击。在收入分配、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需要全面设计和优化政策体系，以应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带来的长期挑战。他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加强新职业、新岗位开发，不断刺激新的产业和服务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实施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计划，放宽AI、云计算等技术培训的市场化认证，塑造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他特别强调，政府要发挥创新的兜底作用，不保护落后企业但保护弱势劳动者，减轻企业创新的社会负担，让创新性企业轻装上阵。

会议发言第二阶段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原一级巡视员尹建堃主持。

都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都阳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微观证据》。他指出，技术进步的速率正在逐渐加快，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分析，技术进步或者数据都在加快，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越来越明显。他强调了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的潜力及其对就业结构的复杂影响，认为将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性质以及对于人工智能能力和应用场景的理解完全结合起来，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丰富。此外，他还强调了不同国家由于劳动资产结构差异，技术进步对其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并指出人工智能对中国青年群体的就业影响尤为显著，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集中于与人工智能竞争的岗位。最后，他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对就业带来的具体效应还不能完全确定，但需要用一种动态和积极的眼光去看待。

姚建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从不稳定性到不稳定感：数字游民研究中的劳动新议题》。他聚焦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游民”群体，即一群利用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工作的人。他们工作性质灵活多样，但面临着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情感孤立、工作状态不稳定以及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数字游民”在追求自由生活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访谈当前中国数字游民社区中大量数字游民发现，他们在工作和情感方面陷入双重不稳定性的困境，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强烈不稳定感——这也构成了这一群体选择放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强调，其一，除了关注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其二，数字游民的工作、情感、流动和社区建设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我们需要全面和系统分析这些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并解决数字游民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总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灵活就业模式的兴起，数字游民群体将继续壮大。因此，社会各界需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这一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同时，他也呼吁学术界加强对“数字游民”的研究，为理解新劳动形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吴桐雨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发言的题目是《玩儿到服：科技公司中的资本游戏》。她指出，信息资本主义发展会导致导致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化，并使得算法/软件工程师劳动力价值进一步提升。她以劳动理论中的主体性切入，探讨了高技能劳动游戏探索的可能性，挑战了传统劳工游戏研究的前提假设，并提出了利用工程师特性来改进劳工游戏研究的四个方向：游戏的卷入、掩饰、主体性和游戏后果。她强调了不确定性在游戏化劳动中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如何增强游戏的紧张感以吸引工程师投入工作。她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工程师如何将整个开发过程想象成一个通关游戏，并通过角色扮演和团队协作来提高工作效率。她强调了游戏话语的内化对创造性开发工作的有效规训作用，提出“游戏化治理术”的概念，并讨论了这种新型生产政治对工程师工作体验和反抗性的影响。

会议发言第三阶段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教授主持。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无酬劳动价值及其政策含义》。他指出，随着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照料劳动需求显著上升，但照料供给能力却相对不足。无酬照料劳动，特别是女性承担的部分，价值长期被低估且不被视为正式工作。他分析了无酬照料劳动的时间分配、性别差异及其变化，并指出无酬照料劳动时间存在显著性别差距，且这一差距在农村和城市、不同婚姻状态和收入水平间表现出不同特点。他强调，现有国民账户体系未将无酬劳动纳入核算范围，导致这部分经济贡献被忽视。接下来应建立家庭卫星账户以认可无酬照料劳动价值；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的投入；提高家政服务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水平，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扩大带薪陪产假、育儿假等福利，鼓励男性平等分担照料责任；提供不受性别限制的工作模式，减轻女性双重劳动负担。

王春超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春超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充分就业》。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导致某些传统岗位的需求减少，特别是那些可以被自动化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岗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催生了大量新兴岗位，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提升了劳动者的就业水平。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技能人才的就业流动出现了工作中断的可能性、中断持续时长、工作流动频率以及跨行业流动等情况。为了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力资本供给，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要优化就业市场结构，促进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和流动；要关注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状况，确保他们都能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关乎就业数量和技能匹配，还涉及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出更加全面、有效的就业促进政策。

王全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思考——老问题、新境界、新认识》。他指出，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去劳动关系化的群体规模的壮大，现行劳动法面临挑战。当下的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劳动者保护盲区，即现行劳动法保护范围偏窄与保护手段配置“一刀切”互为因果，而与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现象明显冲突。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全民共同富裕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下，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极为重要、更为迫切。当下，灵活就业人群尤其是作为典型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就业问题加剧，需要法律及时调整劳动关系认定和保护手段配置的模式。他建议劳动法改革应当对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适度从宽以扩宽保护范围，并分类配置保护手段，以适应支持和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的需求。同时，要通过法律政策创新，解决现存问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贾文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贾文娟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形势下的劳动者境遇》。她指出，高科技产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包括骑手、网红主播和程序员等，推动了包容性发展与人才兴国战略。然而，高科技“大厂”体制也带来了高强度、高波动的劳动过程，“大厂”发展在风口期与断崖期劳动者心态与情绪会有显著变化，而且产业的风口期和断崖期接续，缺乏稳定阶段，劳动者的心态波动表现出从“自我资本化”到“沮丧焦虑”的波动性变化。在劳动关系方面，她讨论了法律契约与技术封建之间的动态变化，反映了企业不同阶段的管理策略。为应对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她提出了三项思路：一是加强劳动法规的监管与执行，以平衡劳动者权益与企业自主权；二是调整社会心态，关注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与福祉；三是优化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以匹配高科技产业的实际需求。

会议发言第四阶段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袁志刚主持。

闻效仪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数字时代下的劳动关系变革》。他指出，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人身关系和控制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以工厂为中心的集中工作时间和地点的模式，数字化打破了传统工业时代的时空限制，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劳动者面临更高的工作自主性和灵活性，但同时也面临过度劳动和健康损害风险。数字化导致生产和消费边界消失，消费者通过交易平台和社交媒体参与数据生产，成为“产销者”。此外，数字化还促进了专职兼职边界的模糊，大量职场人从事兼职工作，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全职岗位被兼职取代。数字化管理使得工作透明化，劳动者的每个工作步骤都可能被数据监控和评估，带来严格的评价标准。同时，数字化可能会加剧就业极化现象，扩大收入差距，引发劳动关系风险。针对这些变化，他建议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关注数字化对劳动者的冲击，推动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的转型与创新。此外，还应重视员工数据保护，确保劳动者的信息得到更好保障。

韩克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韩克庆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他指出，新就业形态人员规模逐步扩大，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劳动力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而通过统计和分析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现状与意愿，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该群体的首要需求。然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面临缴费高、待遇低、责任认定模糊等困境，导致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积极性不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三条基本思路：一是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门槛，包括调整缴费费率、允许退休前一次性补缴等；二是强化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通过明确劳动关系、加强监管及与税收政策挂钩等方式激励企业参保；三是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公平统一的国民基础年金制度，推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衔接，实现制度整合。

康丽丽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康丽丽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机器替代对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她认为，机器替代劳动需要关注“数字穷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群体。她认为机器替代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存在三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替代程式化和重复性岗位工人和一部分高技能员工，前者容易失业、后者可能会为保住就业而接受低工资；二是生产力效应，生产率上升带来就业岗位和工资偏向认知类和创造类岗位，高校和平台等提供的教育和培训应偏重认知技能；三是就业创造效应，新业态、新职业和新岗位的就业和工资都上升，但是哪些特征的员工能拿到这些就业，以及市场和政府如何在新业态、新职业和新岗位的产生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研究。她建议以人为本、扶助弱者，适度暂缓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并审慎考虑财税制度，如机器人征税和补贴政策。同时，应充分发挥平台的类政府作用并进行合理规制，以应对机器替代带来的挑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发言的题目是《就业形态的经济基础：从传统到新就业形态》。他认为，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基础所对应的劳动力组织模式的不同，表明了经济基础对劳动关系和就业模式的影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以及资本密集型投资的需要，共同塑造了以长期雇佣、固定工时和明确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传统就业模式。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就业形态崛起，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就业形态表现出高度灵活化、自主化和平台化的特点。这种转变不仅扩大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还提升了市场透明度并分散了风险。他提出，要重新认识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关系法律主体，支持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加强算法透明度研究，以适应就业形态的新变化，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本次会议还设置了四场圆桌讨论环节，分别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春超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秘书长韩克庆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主持。各位专家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实践经验，围绕“新劳动”的定位、结构、形态、关键问题与治理模式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频繁。

会议闭幕式由《探索与争鸣》副主编、编审李梅主持。

《探索与争鸣》主编、编审叶祝弟、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刘志阳、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秘书长韩克庆研究员分别作了总结发言。

叶祝弟认为本次论坛围绕“新劳动”话题做了一次高质量的、有历史纵深感、有现实关怀，又有充满思想思辨性的讨论。他指出“新劳动”带来了哪些变化，以及是否产生了新理论和新思想等问题需要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进一步深入探讨。

刘志阳指出AI带来了新业态、新岗位的变化，AI在参与各种各样的决策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智能人”，成为一个新的劳动者，我们需要与AI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同时也需要对这一新的劳动者进行更好的定位，包括其权利和义务。

韩克庆肯定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他指出本次论坛关于“新劳动”话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性。他认为“新劳动”是一个与现实社会、生活和人民紧密结合的选题，呼吁我们推动“新劳动”相关议题的研究持续向前。

相关链接：

邱泽奇 | 零工经济：智能时代的工作革命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①

诸大建 | U盘化就业：中国情境下零工经济的三大问题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②

张军 | 零工经济将重写宏观经济学吗？|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③

王宁 | 互连性与可替代性：零工之别的内在逻辑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④

汪德华 | 零工经济的社保难题与应对思路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⑤

董保华 | 从“共享经济”到“共享员工”：告别僵化的劳动关系思维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⑥

刘文静 | 平台企业：零工经济中的法律关系与责任分担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⑦

王星 | 零工技能：劳动者“选择的自由”的关键 | 数智时代的零工经济⑧

闻效仪丨“年轻人都去送外卖，制造业怎么办？”——警惕零工经济对制造业的结构性风险

赵昱名 黄少卿丨当我们为技术便利欢呼的同时，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正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