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松 | 宜居的邻近性：人民城市的微观基础 |“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⑥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人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如何总结既往经验，进一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是各界需要探索的问题。作为“人民城市”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地，当下，上海正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实践地，奋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在“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一种中国式城市新模式正在浮现。

为深入探讨人民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2023年第12期，《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约请相关专家以圆桌笔谈的形式，盘点城市建设的现实瓶颈，提炼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梳理城市发展的理论模式，以进一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继续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值此之际，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圆桌文章，供读者思考。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2024.11.3

有别于时下流行的“附近性”，邻近性可能是考察人民城市建设更为切恰的概念。“邻”有居民组织的含义，“邻近”强调居民在特定空间内的互动、关系的联结以及合作共创的可能。“邻近性”和“附近性”的相似之处在于物理空间上的接近，但“邻近性”更多是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强调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重视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因此，邻近性包含的是一组近距离的社会空间关系，它构成一种生活秩序，根据这种生活秩序，各个组成部分共存于这一特定的时空关系之中。如此，宜居的邻近性可理解为安全与自由的结合，这是人民城市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人民城市以“人民”为中心，也即以人民的生活需求、生计需要和生机活力为中心。观察当前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路径，其高度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治理技术与空间实效的呈现，但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自下而上的、微观的来自人民之中日常生活的动力。城市的发展与治理要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宗旨，生活而非管理，才是主导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由此，符合美好生活需要的近距离的个体间接触、互动与组织而形塑的安全与自由相结合的生活空间秩序，就是宜居的邻近性。基于此，探索邻近性何以重要，宜居的邻近性具备怎样的特质，以及怎样建设宜居的邻近性，是人民城市建设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

毫无疑问，宜居的邻近性强调地理空间的接近，在空间接近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和边界，可以是有形的、物质的。就宜居而言，可以表述为自由度、便利性和可承受性。然而，物理距离的接近并不必然带来互动的增多，这大概是当前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重要困扰。进而，居民会想象与特定空间之内的人、物、信息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模式。就宜居而言，可以表述为亲和度、安全感与归属感。就此而言，邻近性具有生态和心态的双重属性，表明“宜居”既是结构的，又是建构的。

宜居和邻近性的双重属性之间有着内在的张力。就邻近性而言，比如，“生态”和“心态”并不必然是重叠的。数字社会为居民“身心分离”带来了可能性，即居民可以身居某个社区，但其社会交往可以大大超出，甚至脱离社区这一物理空间的限制，获得超越时空的社会联结。这样，物理空间上的邻近并不一定带来心灵或情感上的亲近。因此，邻近性可能并不仅仅意味着“熟人社会”，也可以是因特定的情境而形成的社会团结。毋庸置疑的是，宜居的邻近性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人民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接触的互动对象，能够围绕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而形成城市的叙事和社会的想象，因此人民城市的建设要从人民的日常生活出发，从小区、街区到城区不断展开社会空间关系和生活秩序。

就宜居而言，结构意味着规定性和限制性，特别是治理上的可见性和可视化，这是安全的技术装置和制度安排，是治理术的空间表达。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建构自己的自由空间，这就意味着突破性和可能性，也是生活逻辑内含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结构与建构都在特定的邻近性之中展开，生活实践在不断打破和重构这样的边界。对邻近性的强调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里仁为美”的期待，又切合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构想。立足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而形成的互动与情感关系，使得居住的环境充满邻里的关心与友爱，在特定时期，邻近性的集体效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支持功能。

建设人民城市需要从这样的宜居的邻近性出发，尽管因其双重属性有着内在的张力，但这样的张力恰恰提醒我们关注治理与生活之间的微妙平衡。

宜居的邻近性主要由空间、物质、组织、情感四个要素构成，其中，空间是社会互动的基础，物质是行动者接触的重要载体，组织是行动者相互联结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情感则是行动者可持续互动的心理动力。

其一，空间作为邻近性的要素之一，是行动者社会互动的基础，空间可以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其中，邻近的空间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的物质空间，即承载行动者固定的、具有实体的空间，传统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须充分认识到空间所蕴含的社会性意蕴，空间承载并折射着人与情境乃至人与社会的关系。基于这一层构想，传统的物质空间能够为社会层面的资源整合创造能够接触到的条件，构成行动者邻近的社会互动的物质基础。二是新兴的社群空间，社群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活动的共同体。虚拟空间的出现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约束，但固定的地点和物理上的接近依然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集合方式。因此，空间上的接近产生了一种超越“社会”的、深度的、系统的社会互动，尤其是社群成员的互惠合作，从而增强个体间的交互与认知。某种程度上，以空间为基底的邻近性，克服了长期以来城市空间利益冲突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理而导致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底层群众的空间利益受损的挑战，“以人民为中心”的邻近性更符合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

虚拟的社群空间

其二，物质是构成邻近性的重要载体。首先，是身体在场。不同群体之间建立彼此间的邻近性，依赖其互动和接触的次数，次数越多，交往越频繁。以邻近性为导向的城市建设有赖于全民的身体在场与参与。其次，是具备互动资源。邻近性需要依托一定的资源注入为行动者的接触提供载体，比如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与建设是否更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最后，是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所提供的服务是否可以照顾到有特殊需要的人群。

其三，邻近性的组织要素是指居于属于同一社会关系空间的行动者是否可以进行有效合作，涉及互动网络的构成以及不同组织的信息、资源和技术的交流和合作。共同生活在特定地理空间的人们可以互动、交流、共同行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区参与和奉献。因此，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宜居城市建设的要义在于人们相互之间有更多的机会相遇、支持、关心，并通过共同的合作实现目标，使近距离内频繁的互动成为可能。组织层面的彼此间的邻近程度越强，组织间的认识系统也就越存在相似性，以至于共同的认知逻辑就越多，行动者之间也就越能理解彼此在组织互动中的各类行为，从而建立起行动者之间的联结。组织层面的邻近性是置于组织之间或者组织内部的一类关系安排，它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组织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与沟通、组织是否合作以及合作的效度的问题。

社区互动

其四，情感是邻近性不可或缺的要素。情感是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邻近的情感要素核心在于回归“人”的价值本身及其主体性，回应人民对于情感的期待和诉求。邻近性中的情感要素关注的是在人际交往中构成的邻近关系，由邻近关系生发的个体间的信任、认同、价值等构成微观世界持续互动的必要条件。邻近性的情感要素强调互动主体间的情感流动以及情感汇聚，可以形成社会的心态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的邻近性要回归个体间的微观世界，当以回应“美好生活”为导向，从邻近性的四个要素出发，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宜居的邻近性，筑牢人民城市的微观基础。

第一，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邻近生活圈。邻近生活圈需要将空间拉回附近，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代公共服务充分匹配、融合，将生活和生计结合起来。在邻近生活圈规划和建设时，不仅要考虑公共服务的便利性，更要将文旅、体育、娱乐、生态等反映人民利益与呼声的项目嵌入社区建设之中，形成人人参与的活力空间。以“15分钟生活圈”为例，人们可以在邻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生活所需的任何东西，也可以参与到生活圈的构建中来。同时，伴随着线上、线下社群的兴起，需要及时回应新社群兴起所需的空间运营模式，不断优化布局，落实其运转所需匹配的规则与制度，让社群成员能够彰显自我、发挥所长，让生活圈建设始于群众需求、成于群众满意。需要提醒的是，居民的生活圈并不受限于社会治理的地理单元（如街居的管辖范围），市场的自发秩序往往是更好的选择，政府的属地化管辖思维不一定能够实现便利性的目标。

“15分钟生活圈”示例

第二，配置契合人民实际需求的邻近资源。城市建设需要始终将人民需求、人民选择和人民认可放在首位，重视人民的参与，充分激发人民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以日常生活为出发点，既保障普遍性的需要，又切实关注特殊群体的阶段性需要。政府要充分发挥资源调配与整合能力，及时高质地输送人民所需的公共服务，创造邻近的人民身体能够在场的活动空间。要纠正当前过度追求空间的展示性和景观化的不良态势，真正将城市公共物理空间转化为人民交往互动的场所。倾听人民的心声，关注人民的切实需求，是资源配置的出发点。

第三，强化组织互动的邻近合作网络。邻近合作网络依赖于个体所构成的组织间由主体意识导向的沟通与互动，并由此产生合作。现在的基层治理对于人民群众的自发秩序往往关注不够。人民城市强调人民的参与，致力于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建构互动的物质空间的基础上，需要强化合作网络的邻近性与组织的聚合，关注到所在区域中群体的特质，提高组织间的网络密度，加强邻近组织间的社会合作与价值共创。基层治理应聚焦建设合作网络，好的基层治理是适度的，是以美好生活为依归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互助和自治的。

第四，构筑互信互助的邻近情感共同体。生活的逻辑总是以情感为底色的，而管理的逻辑则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可能会失去生活该有的人情味，人情味也正是当前城市治理所应该反思的部分。过分强调理性、技术、标准化以及规范化带来的对人本身关注的欠缺，从而导致情感价值与道德意义的丧失，可能会偏离人民的情感期待，而近距离的邻里可以发挥情感的纽带作用，让人们在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彼此关照。另外，邻近的距离还能创造人民内在认知层面的共享性的认识，以情感作为社会团结的内生动力，让人民在互动中形成共情、互信以及互助的集体意识，继而构建基层城市互信互助的邻近情感共同体，让邻近的群体能够在其间将情感与共有的价值观、利益诉求凝聚在一起，形成彼此互依、角色互嵌的社会互动格局，重建微观社会中的信任伦理感知，增强公共精神以及促进邻近的社会资源再生产。

邻里间的互动

建设人民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其实践的微观表达就是宜居的邻近性。这样的邻近性是生态与心态、结构与建构的融合，是空间、物质、组织与情感的耦合，落脚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