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了，再次听到韦唯演唱《亚洲雄风》，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1990年，当时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真的很振奋。
为什么今天很少再有这样的旋律呢？到底是人的心境随着生活场景而变得没那么容易激动了，还是说社会文化已经触到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天花板，创作不出来这种感觉了呢？
很难回答。
今人是很难去解答今人的问题的。一个也许能找打答案的路径或许是把目光拉回到1990年，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先回答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山是高昂的头、河像热血流？
这是更容易解答的。
1.经济上艰难困苦
今天的人们吃的太饱了，再吃下去就炸了。但当时的人们普遍粗茶淡饭，我听过真事儿，当年我们那小县里某厂要办文化汇演去省城请专业舞蹈老师，办事人赶早进家门，专家正好吃早餐，牛奶面包，后来办事人回来跟大家攀谈，都啧啧称奇——味道是真好，就是吃不饱。
1990年，普通人的信息获取能力是极度贫乏的，这么大的国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大事发生，但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没有大局观，只有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苦日子嘛。
1988年国家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治理整顿就是三年。到了1990年，正好处在三年治理整顿的进行时，算是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发展依然困难重重，西方人反倒是团结的很，一致拒绝邀请中国领导去他们国家，说这是经济制裁，外交部长感慨说“黑云压城城欲摧”。
农业部长说夏季粮食减产。统计局说，工业生产也下滑了，经济疲软。一个退休军官指着报纸说：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以欧洲为首，每个国家都在闹事，冷战眼看着就要结束了。
不再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是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这让国家痛下决心，一定要继续赚钱，继续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唱出亚洲雄风就具有了憋着一股劲儿的感觉，山是高昂的头，河像热血流。说得宏大一点就是我们要崛起，老百姓看来就是咱们要赚钱。
5月3日，上海浦东开发办挂牌，人群中有一人抬手对着镜头示意，此人是上海市长朱镕基。几个月前，上海有几千市民吃了不洁毛蚶感染了甲肝，此时早都治好了但仍然抱怨重重。浦东开发算是给了一个新的希望。
到了5月底，大兴安岭三年前特大森林火灾遗下的一千多万立方米火烧木，也完成了抢采抢运。6月，各省市区的“三角债”清理了784亿元。8月长江流域被确定为全国经济水平最高地区之一，年工农业产值达到4000亿元。到了年底，农业部副部长说今年农业全面丰收，粮食创下新纪录，总产达到4.2亿吨。新华社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630块钱，比5年前增长了58.5%。
咱们的媒体历来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至少面对老百姓的时候总是如此。不过1990年的大事小情似乎也没必要只挑好的说，因为有些事是瞒不住的。
1月北京释放了573名获得宽大处理的违法者，5月放了211名，6月又放了97人。到了7月，全国开展了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三个月后统计局说，截至7月1日中国人一共有11.33亿多。
11亿多中国人，大多过得不咋地。中国计生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们忧心忡忡：再不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还会拉大差距，中华民族的振兴与经济繁荣，都将破灭落空。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今天回头去看这些言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2.社会上呐喊聚焦
今天的人们发声渠道太多，甚至是有点过多了，多到大家一不小心就陷到信息洪流中，有的人干脆砸掉智能手机，选择当一个隐者，这种人是社会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想必对90年代的社会记忆犹新。
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信息渠道，但社会反而更容易被凝结起来，因为中间阶层的呐喊是很容易聚焦的。今天你再试试，甭管您有多高深的见解，先被来路不明的键盘侠问候几声再说吧，这还算轻的，稍微不小心踩到汹涌的民意，等着被网暴致死吧。
所以很多有见识的人都不说话了，因为发声筒太多了，人多嘴杂，不说也罢。韦唯几天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她是那个时代的发声筒，去呐喊一些正能量。这话说得没错，但搁今天，别说唱《亚洲雄风》了，肯定有人问为啥不是雌风……
有时候我也在想，可能穷点儿也有穷点儿的好处，至少大家容易满足。这当然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但放在1990年，普遍很穷的中国人，却能被韦唯的一首歌无差别地打动，这又让人疑惑不解。
大概是因为社会中坚的声音通过影视作品、文化作品得以集中传播，大家可谈论的事儿也少，就容易聚焦吧。
珠影厂的《寡妇村》在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上拿了金熊猫奖，姜文主演的《本命年》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了银熊奖。50集室内剧《渴望》热播，毛阿敏的主题曲《渴望》和李娜的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娓娓道来，艺术成分很高。那时的当红歌手，就算年纪不大也很容易被认定为老艺术家，韦唯说她们那会儿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叫“太卷了”。那哪是卷啊，那是业务能力大比武，不像今天的偶像，啥都有，就是没业务能力。
郑晓龙说“王沪生的悲剧在于娶了刘慧芳还惦记着肖竹心。”王朔接茬儿说：“会伺候他的，他觉得没话说。说得上话的，又嫌人家不会伺候他。”
这就是当时的文化人物探讨社会生活的场景，闲聊天，聊得很周密。今天的人们不聊这些东西，聊了也白聊。因为今天的人们瞧不上心灵鸡汤，而《渴望》的剧本就是从《读者文摘》一个300字的微故事发散而来的。
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待亚运也挺激动的，1986年秋亚运会工程就陆续开工了，亚运会工程总指挥正是副市长，他说：“要是因为工程耽误了亚运会，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向天下谢罪。”
为此，他自己拿出一个月工资捐给了亚运会。还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国如果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我承包了，保证不跟国家要钱，还要赚几个亿。
文化作品呼唤真善美，官员大喊赚几个亿，这些声音上行下效，搁在今天怕是没人听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啊。
3.发展上凝聚方向
这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当前的经济困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治理整顿的必要性与艰苦性。
治理整顿的目标很明确，其中有几个目标是这样的：降低通货膨胀率、扭转货币超发、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争取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深化各项改革措施、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坚持对外开放……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工作报告用词直白大胆，就像那个年代的整体风气一样，有一种打硬仗的粗犷与豪气，也就不难理解《亚洲雄风》为啥能精确地传递出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了。
这次亚运会工程投资加上举办费共计约25亿元人民币。国家先后拨款10.5亿元，社会集资突破6亿元。集资方式包括各界捐助赞助，指定产品和标志产品，广告，奖券。
第一位捐款人是江苏省建湖县二中的颜海霞同学，她在1987年3月2日向亚组委捐了1.6元。相比起来，霍英东捐了1亿港元。但无论捐款多少，那时的捐款都是发自内心的。
凝聚发展的方向必然离不开个人崇拜，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香港的《开放》杂志神神秘秘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广州发生了一起车祸，两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人没了，另一辆车安然无恙，原来是司机在车上放了毛主席像。文章总结说“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一听就是香港狗仔特有的那种地摊文学风格，但它客观上解释了当年兴起的像章热。
而生活在大陆的另一部分老百姓更崇拜的其实是另一个人。此人的魅力不在于他和毛的相像之处而在于不同之处，他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5年前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如果说毛是一些人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时代怎么变都可以加以改造便重新投入战斗且战无不胜，那么他的武器则是立足于现实发明的无数脍炙人口的政治概念——
比如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第三代领导集体等等。
每一个概念都是过去这几十年全体中国人深入人心的金科玉律，而事实证明说的确实一点都没错，而这些经典的概念在他自己看来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1990年的那些激烈变化，不得不感慨掌舵者的理论水平之高，几近于神乎其神。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也只有他在当时有能力让这个巨大的国家沿着信念坚定地向前发展，假如有人威胁到这个信念，他会毫不留情，并且展示出性格中真正强硬的那一面。既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又同时具备彻底务实的精神。
凝聚的前提，便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主心骨。
4.后亚运的下蹲与起跳
北京亚运会之后，紧接着1991年似乎多灾多难。
3月山西大同发生5.8级地震，4月山西三交河煤矿爆炸造成井下147名矿工遇难，6月苏浙皖合力抗洪救灾。此外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吉林、黑龙江等18个省遍布南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截至8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受灾人口达到2.2亿，死亡2295人，围困1930万人。为保住苏锡常宁沪等重要城市，抗洪先后启用30多处分蓄洪区，数百万人为保全大局而腾出家园，接纳洪水。
驻扎苏皖浙沪的三军战士出动总兵力17万人次，历时两个月，与洪水战斗，6战6捷。
有人说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其中，很多专家的意见又常常铸成大错——这年的水灾并非毫无征兆，但长江和淮河水利委员会在两个月前的北京气象会议上异口同声表示今年大面积洪涝可能性较小，正是这两个地方后来洪水滔天。
三年的治理整顿已走到尾声，经济似乎并未好转。80年代最负盛名的那些胆大包天的企业家们集体失灵了，浙江海盐的步鑫生曾被誉为衬衫大王，败了；河北石家庄的马胜利，也救不活厂子了；安徽芜湖的年广久，他的傻子瓜子品牌还在，人却被关了进去。被关起来的还有一个叫牟其中的，此人异想天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条口子，让印度洋的暖风吹到青藏高原，变成万亩良田；又说要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搞得大家想入非非；接着又请一大批专家研究“通天河计划”，把青藏高原的六大江河搞一个八百公里的人工水系，让西北大漠变绿洲……
吹啊吹啊，被关进去了。
经济萧条靠吹牛解决不了。官媒承认国企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勉强持平，三分之一保持盈利。很明显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国家统计局说，全国企业利润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七。老百姓从亚洲雄风的激动中清醒了过来，收入持续下降，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天都有数百人失业，那时不叫失业，叫下岗。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说，失业会让人绝望然后铤而走险。
前面提到的那位伟大人物也直言不讳，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问题根本上都是经济问题，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他说了，也做了。1992年1月，当北方还沉浸在一片冬日萧瑟的气氛中时，他却来到了温暖的南方，接待他的那些高级干部还以为他是来度假休息的，结果一下列车他就想要到处走走，还说，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大家都听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两年以后的一首歌才让大家恍然大悟，那首歌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
杭州亚运会过去一年多了，如今正值农历深冬，下一个春天，当然也是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