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田 | 西方对清代中国的行业调查：以白蜡虫为例

西方对清代中国的行业调查：以白蜡虫为例

 黄田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形塑已逐渐成为共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互动……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史的时代，在此之后，全球各地信息得以加速交换，行业情报表现得尤为显著，因为它对知识体系塑造和经济生产活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中国而言，晚明以降，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进行广泛调查；鸦片战争后，西方得以对华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全面调查活动。这些调查活动与西方本地的科学研究产生密切互动。西方对清代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是其在华的种类繁多的调查活动的一个缩影，亦是探究这一历史现象的绝佳案例。

虫白蜡，又称虫蜡、白蜡，是雄性白蜡虫（Ericerus pela）分泌的一种可供利用的优质天然蜡，自宋元以来逐渐成为中国人常用的照明之物，又在手工业、中医药领域具有多种用途。白蜡虫的商业价值在清代逐渐凸显，成为川西等地的支柱产业。由于白蜡虫的培育、利用皆起源于中国，并长期由中国独有，于是便成为西方人口中的“中国蜡虫”。从晚明来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开始，白蜡虫的知识和实物便通过各种途径传至西方，整个过程延绵三百余年。目前学界尝试探讨白蜡虫西传史的研究只有龙村倪《中国白蜡虫的养殖及白蜡的西传》一文，可惜该文舛误颇多，更是没有涉及晚清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全面调查。相关史事，亟待重新梳理辨析。

以鸦片战争为界，西方对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以法国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自发调查为主；晚期则处于英国政府的主导之下，以在华外交官为调查主体、本土科学家为研究主体。两个阶段存在明显分野。本文以大航海以来的中西交通为历史背景，以全球史史观为理论方法，利用多语种文献与档案、以长时段视角对这一调查活动进行系统梳理，一窥西方对清代中国的行业调查的历史实相。

西方人对于“中国蜡虫”的最初印象，来源于利玛窦的绍介。而第一位“全面搜集材料”而描述白蜡虫的西方人则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他记录了白蜡虫的生物特性、寄生母树和白蜡生产过程，但正如他的学术友人伯农（Claude Bernou，约1638-1716）所评价的那样充斥着“奇异的情节”。安文思所认知的白蜡虫是一种会刺伤人畜的凶猛昆虫，能够咬进树心。这与真实情况差距较大，极有可能是由耳闻所得。他的记载在给西方带去白蜡虫知识的同时也带去了疑惑。不过，从整个白蜡虫西传的过程来看，这一类“猎奇”记载无疑是必要的，它们启发和引导后来者对白蜡虫的持续调查，其观点也被后人反复讨论。

第一位对白蜡虫进行亲身调查的西方人是法国耶稣会士尚若翰（Jean-Gaspard Chanseaume，1711-1755）。他于1752年在湖广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白蜡虫饲养实验，他在实验报告中不仅辨析了各种虫白蜡的西文异名、详细描述了白蜡虫寄生的“干蜡树（kan-la-chu）”的性状、白蜡虫在各个生长周期的形态活动以及饲养白蜡虫方法，还重点考察中国人收获、利用虫白蜡的方法。该实验已经颇具前期科研的内涵，由他生产的白蜡虫知识深刻地影响了早期西方对白蜡虫的认知和书写，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1743-1823）所著《中国通典》便援引自尚若翰的实验报告来对白蜡虫进行书写。

西方早期白蜡虫知识的主要来源除了在华耶稣会士的调查之外，还包括相关中文典籍的流传和译介。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翻译了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蚕桑部分，编入那部卷帙浩繁的《中华帝国全志》之中，其中涉及到一些白蜡虫知识。但较为完整的中国白蜡虫知识还要通过19世纪的法国职业汉学家的译介才进入欧洲。1840年，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翻译了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有关白蜡虫的全部内容并出版，且大量印刷。1853年，儒莲的翻译被他的学生长者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1799-1862）和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刊载在《近代中国》一书中。学术脉络，清晰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考察活动以湘西为中心，安文思曾盛赞湖广虫白蜡为最佳，尚若翰也是在湖广完成他的饲养实验，这与湘西虫白蜡产业在康乾时期崛起的史实相合。五口通商之初，西方对白蜡虫的调查中心变为西方人可以合法进入的宁波。当晚清西人得以畅行内地之后，调查中心变为川西地区。

由以上论述可知，西方早期的白蜡虫知识有两个来源，即传教士的在华调查和汉学家的典籍译介。调查的驱动力主要是个人求知欲和对异域的好奇心，尚未见有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的参与。调查对象则以白蜡虫的生物信息和生产技术为主，并未专门涉及产业情报。

在白蜡虫样本尚未流通于欧洲之际，科学家们便已经对它的各类性状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可以凭借的资料仅限于早期调查所生产的文本。一方面，西方科学家在缺乏样本的情况下，以早期调查所生产的文本启迪思路，检视与中国白蜡虫有某些相似性状的本地物产，显示出科学体系与“在地知识”的深层交汇；另一方面，西方科学界和产业界都在渴求实物样本的到来。

参加了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团的植物学家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曾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一棵女贞树上观察到一种昆虫所产蜡状物质，并将其指为虫白蜡。英国学者哈顿（Thomas Hutton，1806-1875）设法获取样本，经过化学实验证明这种蜡状物质是由一种蛾蜡蝉属昆虫（Flata limbata）所产，精确地推断出这并不是来自中国的虫白蜡。

英国学者安德森（James Anderson）曾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收集到一块“像中国白蜡”的物质，暂时将它命名为“白漆（White Lac）”，并于1786年报告给英印政府。他参考格鲁贤在《中国通典》里记载的白蜡虫养殖知识，摸索出培育这种昆虫的方法，确认“它成为商业对象的可能性似乎很明显”。基于该物品的商业前景，他通过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长的介绍，邀请化学家皮尔森（George Pearson，1751-1828）对这种物质进行化学检测。皮尔森于1794年完成检测，随即出版论文，并表示期待未来的科学家们“如同利用真正的珊瑚虫那样，找到它在印染行业的用武之地”，不过他仍旧无法对这种物质和虫白蜡的关系作出判断。

1840年左右，儒莲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位得到虫白蜡的欧洲人，他将这一珍贵样本交给化学家列维（Lewy）并进行了史上第一次化学成分测定。1848年，化学家小布罗迪（Benjamin Collins Brodie jr.，1817-1880）又设法获取白蜡样本进行了化学检测，验证了列维分析的正确性。同年，法国医学博士沙畹（A. Chavannes）将白蜡虫列为为蚧壳虫下属的一个“新种”，并为其取拉丁学名“Coccus pe-là”。生物分类学是西方近代生物学的门径，有了拉丁学名，便如在生物系统里有了身份证。由此可见，欧洲科学界已经做好了前期科研准备，进一步研究则迫切依赖于新样本的到来。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从此西方人突破广州体制，可以合法进入中国内地。此后几年间，作为商品的虫白蜡得以直接出口至英国，再转口销售至欧洲其他国家。作为一种有潜力的商品，虫白蜡逐渐引起了欧洲科学界和产业界的重视。1851年，伦敦召开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葡萄牙展区展出了一些优质的虫白蜡并获得高度赞誉。会后出版的《报告》记录了虫白蜡的情况。与此同时，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人也对虫白蜡产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早在宁波传教的美国医疗传教士、博物学家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最先从行业调查的视角调查了虫白蜡生产情况，并撰写论文发表于《印度农业和园艺学会（Agricultural and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会刊》之上。他指出，中国虫白蜡的年产量约有40万磅，产值超过10万西班牙银元，极具商业价值。此文迅速引起了与该学会有密切联系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的注意。此时的邱园正处于由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从美洲带回欧洲的蜡棕榈（Ceroxylon andicola）成功商业化所引起的兴奋期，故而对这种来自于中国的新型生物蜡也抱以极大的兴趣，这意味着欧洲科学家和产业界都已将凝视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白蜡虫。

在此背景下，“植物猎人”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于1853年接受印度农业和园艺学会的委托，前赴中国猎取生物资源。他的主要目标包括“蜡虫树”，为此他赶赴宁波，找到了玛高温的同事、同为医疗传教士的麦嘉缔（Divie McCartee，1820-1900）成功获取到蜡树和蜡虫的样本。福琼将一些样本寄回印度复命，将另一块样本寄给驻扎于上海的医疗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雒魏林将之寄回了英国邱园。这块样本包含白蜡、蜡虫本体和寄居母树的枝叶，是英国科学界翘首以盼的研究对象，它的到来掀起了西方的白蜡虫研究高潮。

1853年样本赴英是西方白蜡虫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汉璧礼（Daniel Hanbury，1825-1875）、奎克特（John Thomas Quekett，1815-1861）、韦斯特伍德（John Obadiah Westwood，1805-1893）等三位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同时基于这一样本进行研究。三人学科不同，研究方法各有特色，充分展示了西方近代科学体系对异域生物和“在地知识”和的检视和吸收。

植物学家汉璧礼致力于收集、翻译中国草药名称，建立统一的命名系统，以将中国的“在地知识”转码为西方科学体系认可的知识书写。他的白蜡虫研究亦遵循这一思路，尝试以科学家的角度对所有相关记载考辨“真伪”，以形成一份“翔实可信”的文献综述。他的研究材料包括杜赫德对白蜡虫的考察、尚若翰对白蜡虫的试验、儒莲所译《农政全书》相关部分，还汇聚了皮尔森、小布罗迪等人的科研成果。他的研究方法和严谨态度可由他检视《本草纲目》相关记载的案例一窥究竟。

李时珍曾记载白蜡虫所产卵壳“大如鸡头子”，儒莲将“鸡头子”误译为“鸡子（œuf de poule）”，并猜测“也许中国作者做了错误的观察。毫无疑问，他认为的这只肿胀的昆虫，其实只是在它周围结块的蜡球。”玛高温则将“鸡头子”误译为“鸡头（fowl’s head）”。这些误译皆由于译者缺乏中医药知识导致。其实，“鸡头子”是一味传统中药“芡实”的别称，即“芡（Euryale ferox）”的种子，大小和外形都类似“真珠”，故而李时珍原本的记载并无错误。但汉璧礼的观测结果却与两位译者的文本不符，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此他特意求助于雒魏林的妻子、掌握中文的凯瑟琳·洛克哈特（Catherine Lockhart，1823-1918），她找来《本草纲目》原本进行研读，但仍旧无法理解“鸡头子”的真实涵义，亦无法确定该词是否为“鸡子”或“鸡头”的笔误。汉璧礼于此处提醒人们注意李时珍的“错误”。这一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东西方知识交流史的曲折和艰辛，也展示了西方科学体系对域外“在地知识”的转码和吸收。汉璧礼为后来的西方研究者留下了一篇“可信”、“可读”的白蜡虫综述，它成为韦斯特伍德对白蜡虫进行生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被后者誉为“出色的论文”。

组织学专家奎克特第一次将白蜡虫置于显微镜下观察，绘制了精确的解剖图，并配以相应的科学描述。奎克特还通过汉璧礼从邱园获取了包裹着蜡的活体胭脂虫（cochineal），他将胭脂虫和白蜡虫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后发现，两者的分泌物在化学上和物理上都近似于同一种物质。组织学的学科特点便是使用那个时代的尖端仪器显微镜，以此将异域生物纳入科学体系框架下的自然秩序之中。

昆虫学家韦斯特伍德早在1842年修订博物学家多诺万（Edward Donovan，1768-1837）的名著《中国昆虫志》时便对白蜡虫有所关注，他还在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报告》里探讨了白蜡虫的性别与性状的关系。在参考了小布罗迪、汉璧礼、奎克特等人的研究，特别是获取了白蜡虫样本之后，他终于有条件对白蜡虫进行生物分类学的科学讨论。他用更加怀疑的目光来挑战由汉璧礼转译而来的中国白蜡虫知识。他认定，李时珍是一位“不太习惯精确进行昆虫学记录的人”，对白蜡虫的描述是“不充分的”，他反驳了李时珍关于白蜡虫自身“化为白脂，乃结成蜡”的说法，也断定白蜡虫所产卵壳大如“鸡头”之说是“中国作家之误”，他还误认分泌白色蜡状物质的白蜡虫为雌性。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他的看法对错参半，但仍旧意义重大，最主要是他支持了沙畹以“Coccus Pe-la”作为白蜡虫拉丁学名的意见，明确了白蜡虫的属种，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名称中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共识，为白蜡虫讨论提供有效的话语基础。

著名的通俗科学期刊《钱伯斯爱丁堡周刊》对这场白蜡虫研究高潮进行了全程报导，言及“考虑到它的经济价值，我们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并期待“更多的欧洲昆虫学家有机会在这种中国昆虫本来的栖息地进行检视，以便于获得更多令人满意的信息”。汉璧礼本人也不断地呼吁“更有能力的观察家”加入这项研究。

这种呼吁很快在殖民地印度产生了回响。两年之后，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医生的麦奇生（Charles Murchison，1830-1879）接续哈顿和安德森等人的思路，探讨印度所产蛾蜡蝉属昆虫（Flata limbata）与白蜡虫的关系，以期对印度昆虫进行商业化利用，刚从印度返英的麦奇生凭借这篇“有才能且理由充足的”论文经由邱园园长、植物学家老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1785-1865）的联系得以发表，他凭借在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立足脚跟，这也侧面印证了白蜡虫研究在当时的英国科学界的重要性。然而，对白蜡虫在中国本土的调查活动还要等到西方人深入中国内地后才得以实现。

由以上论述可知，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科学界虽然苦于无法获取白蜡虫实物而只能从检视中国“在地知识”入手，结合殖民地印度所产类似昆虫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积累。这些前期科研活动吸引了产业家的目光，产业界对商业前景的渴求促使英国在五口通商之初便急切地去中国猎取这种渴望已久的生物资源，并立即在科学界掀起了研究高潮，在殖民地印度产生回响。五口通商前后，作为商品的虫白蜡大量出口西方。有资料显示，1846、1847年间，将近3吨虫白蜡出口至伦敦，更有英国商人甫一接触虫白蜡便将之用于申请专利。

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白蜡虫的调查与之前存在明显差异，调查由白蜡虫的商业前景所驱动，调查主体也变为英国植物猎人和科学家。近代科学体系下的各学科研究方法主导了研究进程，并对中国“在地知识”进行了粗暴而有力的检视、转码和吸收。此后，西方对白蜡虫的调查活动逐渐倾向于产业情报，并且开始探讨向本土引进该项产业的可能性。

法国传教士群体本就保有白蜡虫研究的深厚传统，福琼赴华搜罗蜡虫和蜡树时便获赠两株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四川带来的蜡树。英国科学家掀起白蜡虫研究高潮之后，法国传教士亦作出回应。185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教士童文献（Paul Perny，1818-1907）将白蜡树作为“工业样本”带回法国动植物引种协会。擅长使用显微镜和解剖刀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其仪（Charles Rathouis，1834-1890）在1877年来华伊始便开始进行白蜡虫的组织学和生物学调查，他追踪了白蜡虫各个生长阶段的状态和各个器官的性状，撰写有法文白蜡虫科学文献，发表在1880年出版的徐家汇博物院《中华帝国自然史论集》的创刊号之上。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注意到了中国的白蜡虫，并尝试将这种虫子和它们寄居的母树移植到阿尔及利亚（Algeria），”成为首个尝试引进白蜡虫产业的西方国家。

法国政府的举动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科学界和产业界将调查活动更进一步。英国商人通过各种渠道询问有关白蜡虫的更确切的信息，游历西南中国的探险家们被赋予了这项任务。1869年，上海总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在年报中收录了的川西白蜡虫生产和销售情况。该商会随即委托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后者在给商会提交的考察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川西白蜡虫行业状况并展望其商业前景。在此之前，西方人虽已知晓川西地区繁育蜡虫和生产白蜡是在两地分别进行，但并不清楚其中缘由。李希霍芬首次提出解释，认为是由于两地的寄生母树种类不同，蜡虫需在不健康的状态之下才会大量产蜡，这些有趣的观点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注意。他特别指出，虫白蜡“是四川最有价值和最有趣的商品”，这一产业“产生了大量利润”，“看起来建昌和嘉定的种植者每年获利不少于200万两，除了每年需将虫种从前者运往后者之外，不需要额外的麻烦便能赚到这笔钱，也不需要为这项产业开辟任何专门的土地，因此只需要为土地支付一点象征性费用。”他对白蜡虫的考察还引起了德国著名植物地理学家格里瑟巴赫（August Heinrich Rudolf Grisebach，1814-1879）的关切。同样接受上海总商会资助的英国探险家库珀（Thomas Thornville Cooper，1839-1878）也在考察报告《贸易先驱的旅行》一书中重点关注川西的白蜡虫产业，并利用两次途经白蜡虫产区的机会进行专题考察，认为“白蜡饲养是四川省的一大财富来源，仅次于蚕桑之利”，并且提出“在欧洲饲养这种昆虫不会太困难”。

英国探险家吉尔（William Gill，1843-1882）也非常关注川西的白蜡虫产业，他于1877年游历川西期间在白蜡虫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并从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代牧区首任主教范若瑟（Eugène-Jean-Claude-Joseph Desflèches，1814-1887）处得到一套样本，转呈于大英博物馆。除此之外，他还关注到从事贩运蜡子工作的苦力群体，他认为，这一群体无论从经济状况还是精神状态而言都比不上成都平原从事其他工作的苦力群体，两者虽然都是苦力，但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异。约在30年后，由英军上尉沃特琼斯（W. A. Watts-Jones）拍摄第一张贩运蜡子的苦力照片得以在探险家戴维斯（Henry Rodolph Davies，1865-1950）的中国游记中出版（见图1）。

图1 贩运蜡子的苦力（沃特琼斯摄）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驻华外交官也参与白蜡虫调查活动。出于外交工作的关系，这一群体受过高等教育，通晓中国语言，不仅要长期驻扎于中国某地，也需探听中国的各类情报，在中国行业调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868年，时任英国驻黄埔副领事汉斯（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通过杂志回应了民众关于白蜡虫的询问，他后来继续关注白蜡虫的寄生母树女贞属植物。俄国驻华公使馆医师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不仅关注到以前西人未曾留意的白蜡虫相关文献，还将白蜡虫的寄生母树样本寄往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de Paris）。此外，供职于大清皇家海关税务司的韩尔礼（Augustine Henry，1857-1930）也关注过数种白蜡虫的寄居母树。不过，这些出于个人或群体学术兴趣而进行的调查尚属零星。

远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最早便是从上海总商会处获知白蜡虫的行业信息，时为1869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1822-1885）将该商会当年的商业报告提交给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4th Earl of Clarendon，1800-1870）。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来自李希霍芬的考察，并特别提到“保守估计，每年有价值50万两白银的虫蜡从四川出口”。故而英国外交部从一开始便被告知虫白蜡“生产成本很低、具有高度商业价值”。

同年，奉命前往长江上游考察的英国外交官史温侯（Robert Swinhoe，1836-1877）也向外交部汇报了他从驻扎四川的法国天主教教士处得知的贵州出产大量虫白蜡的情报。次年，英国驻汉口领事坚佐治（George W. Caine）向外交部报告了得自英国驻芝罘领事马安（John Markham）有关山东产虫白蜡的消息。英国外交部从这些外交官的调查报告得知，白蜡虫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项有趣且“获利丰厚的”行业，外交官群体也有足够的学识素养和客观条件对其进行全面调查。

继法国耶稣会士于18世纪中叶开展的白蜡虫饲养实验、1853年英国科学家掀起的白蜡虫科学研究高潮之后，由英国外交部主导、邱园科学家策动、驻华外交官具体实施的全面调查活动可算是西方白蜡虫研究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也将该项研究的声势最为浩大的历史阶段。

由于受到法国政府将白蜡虫引进阿尔及利亚带来的压力，邱园园长小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在产业界的敦促下迫切地想要为邱园博物馆获取更多白蜡虫相关样本，以便“确认这种产品的商业价值和自然史知识”，他的女婿兼助手西塞尔顿·戴尔（William Turner Thiselton-Dyer，1843-1928）奉命于1883、1884年间就该问题直接与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2nd Earl Granville，1815-1891）进行沟通，希望在中国各个白蜡虫产区的外交官都参与调查，特别是华东产区，因为小胡克注意到福琼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该地区普遍种植蜡树。小胡克愿意将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置于邱园设置的“印度植物考察基金”框架之中，“支付任何合理的考察费用”。英国外交部欣然同意，并将驻重庆领事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指派为首位执行该任务的外交官。

贝德禄自诩为“除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之外唯一查探过川西产地的欧洲人”。早在1879年，贝德禄便已经在川西考察过白蜡虫并撰写研究报告，并将之提交给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馆，但当时这一报告并未得到英国政府重视，以至于该报告的原件都遗失了。1884年9月30日，他再次将修订之后的报告正式提交给外务部，并表示“虽然以前工作被埋没令人悲伤，但它现在被需要却令人感到喜悦”。贝德禄向小胡克推荐了法国耶稣会士蒋其仪的论文，并要求不要将他本人的报告预先发给其他外交官传阅，因为他发觉白蜡虫及其寄生母树种类繁多，各地不同，他们无法识别细微之处，传阅将会导致他们受到错误信息干扰。另外，他还建议将本来预定的咨询对象中的驻汉口领事改为更接近产区的驻芜湖领事，这都是很有见地的提示。

1883年年底，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向宁波、汉口（后改为芜湖）领事等人传达了考察白蜡虫的命令，鼓励他们竭尽所能完成任务，“我毫不怀疑，这种商品附着的利益将会促使您竭尽全力去获取急需的信息。”1884年年初，小胡克已经通过英国外交部获取了蒋其仪的论文，认为其晦涩复杂，且信息来源仅限于安庆附近，存在明显缺陷。结合其他资料，小胡克为外交官们拟定了详晰的大纲。他指出，应该将福琼的记载提供给驻宁波领事；实物样本应取自产地，且未掺假；川西蜡虫产卵和产蜡时寄居于两种不同的母树之上，需人工转运蜡子，如若其他产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应分别获取这两种树的花叶标本；调查整个产地的贸易量和价格波动状况；调查中国人利用它制造蜡烛和抛光丝绸的具体步骤并调查它的其他用处；当地人如何评价本地白蜡和川西白蜡的优劣；调查必须转运蜡子的具体原因，并具体调查是否是受母树生长的海拔高度、温度或地质的影响；外交官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或何时进行亲自考察，可于邱园账户上预支开销。可以说，小胡克拟定的大纲全面展示了此次白蜡虫调查的所有核心问题。

除贝德禄外，首位回应的外交官是驻重庆领事、“植物猎人”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他性格强势，热衷于在华调查活动。他曾奉命三次考察中国西南地区，在外交部的指示到来之前便已经对白蜡虫做过不少调查工作。例如他于1882年奉命考察贵州在旅途中曾路遇贩运白蜡虫卵的苦力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要求查看对方的货物而受到拒绝的情况下，他强行拘留了一名苦力进行调查和询问。1883年3月，他路过建昌，通过询问当地民众、考察中国白蜡虫文献、每日观察白蜡虫卵壳后指出，中文文献中有关“蜡牛”和“蜡狗”的记述可能有误，并提出自己的猜想。苦于缺乏显微镜，他无法进行组织学研究，但他在虫树、蜡虫、蜡树和制蜡等领域都有创见。他还向邱园提交了得自法国传教士的白蜡虫样品和当地的虫树、蜡树样本。1884年6月左右，他专程出行，去川西产区调查白蜡虫行业，获取“虫树花叶、活体结壳的蜡虫的标本、流通的商品白蜡，以及中国蜡虫制成品”。7月21日，他向邱园提交了长篇考察报告。11月29日，他又追加了一份报告，提供更多信息，并亲自携带更多的样本返英。

谢立山的调查报告很快便于1885年出版。他的报告是本次白蜡虫调查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献，对后来的研究和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随即发表专文介绍，昆虫学家麦克拉克伦（Robert McLachlan，1837-1904）亦在随后的《自然》上撰文讨论“蜡牛”和“蜡狗”的问题。谢立山本人亦颇以他在白蜡虫研究上的成就为荣，将白蜡虫知识大篇幅记载在本人的游记《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之中予以出版。后来有评论者注意到谢立山此书所写三次旅行中都有白蜡虫的身影，第三次旅行干脆就是为了调查白蜡虫而进行的，白蜡虫的故事是本书“最动人的地方”。该书于1890年出版时，重庆市场刚刚对英国商人开放，因此本书“满足了家乡商人的需求，……出版于最适宜的时机”。

驻宁波领事固威林（William Marsh Cooper，1833-1896）也对调查命令反应迅速。他于1884年3月3日向外交部做出非正式的回应，主要汇报了浙江白蜡虫的生产状况，以及奉化、台州的价格状况。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考察，他特意去徐家汇拜访了法国耶稣会士、博物学家蒋其仪和韩伯禄（Pierre Marie Heude，1836-1902），寻访到永康城中的蜡烛制造商和一位拥有树林并亲身从事过白蜡虫养殖业的读书人，因此获知了大量信息、收集了本地样本，并在白蜡虫饲养方法、寄生母树信息、白蜡的其他用途等方面皆有新说。6月20日，固威林向外交部提交正式报告。贝德禄对这份报告赞誉有加。

此外，本次调查任务的承担者尚有驻华使馆医官、东方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和驻芜湖领事司格达（B. C. George Scott）。卜士礼详细考察有关白蜡虫的中西古典文献，专注考察白蜡产品，亦于当年提交了长篇调查报告。司格达寻求到法国耶稣会士金式玉（Joseph Seckinger，1829-1890）的帮助，后者派遣了一位熟悉白蜡虫的中国人协助调查，并将耶稣会位于南京的花园中的蜡树样本赠与司格达。司格达从这名中国帮手那里获取了很多信息，但对他的陈述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认为“中国人缺乏科学的眼光”。他重点调查了当地的白蜡虫产业，发现地方政府征收蜡树杆子冲抵税收。他还将收集到的本地样品直接邮至邱园。他于当年10月23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调查报告。

通过外交部的协调和命令，驻华外交官们完成了数量庞大、极具价值的白蜡虫产业报告，为英国科学家和产业家们提供了急需的产业情报。通过综合研判，邱园的科学家明确了白蜡虫产业对于英国的意义并不大。已经担任邱园园长的西塞尔顿·戴尔致函外交部，言及“史上最有趣的产业之一的谜题已经被彻底解开了，这个结果更有价值之处在于，它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过时”。

这与仍旧关注白蜡虫产业的驻华外交官们的意见一致。1885年，固威林察觉到，宁波的虫白蜡产量大幅下滑，原因有二，一为进口煤油（Kerosine）的挤压，二为金华地区的恶性竞争。谢立山后来也直言，白蜡虫“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故而1884年以后，英国社会很快便对白蜡虫失去了兴趣，几乎不再有英国商人鼓吹将虫白蜡市场化了。因此，外交官们所作的白蜡虫调查报告便不再有保密的必要了，1893年，邱园将这些调查报告结集出版。这一举动，无损于商业利益，却有利于增进邱园乃至英国的科学声望。虽然英国社会从此对白蜡虫偃旗息鼓，但英国外交官们调查报告的出版却刺激了美国社会对白蜡虫的兴趣。

从历史上看，美国科学界对白蜡虫的关注并不久远，美国汉学家、博物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在出版于1848年的《中国总论》中对白蜡虫有过一般性的描述。玛高温撰写于1850年的白蜡虫生产的相关论文使白蜡虫第一次在美国社会引发讨论，他除将之发表于《印度农业和园艺学会会刊》之外，也将该文发表于美国最早的科学教授之一、具有崇高威望的耶鲁大学化学教授老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1779-1864）及其子小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 Jr.，1816-1885）主编的科学期刊上。他还专门写信向美国专利局（Patent Office）汇报了白蜡虫的研究，该研究报告获允在1853年在政府公报中出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871年，小西利曼撰文讨论虫白蜡，但他的认知颇为浅显，甚至还在纠结于该蜡为植物蜡还是动物蜡的问题。由此可知，早先美国科学界在虫白蜡研究领域是落后于欧洲同行的。

1890年，谢立山的游记《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出版，其中关于白蜡虫的记载引起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 Jr.，1861-1938）的兴趣。他将之整理摘抄，于1891年提交给美国政府。虽然田贝也意识到进口煤油对白蜡行业的冲击，但他坚信美国可以“重建这一工业”。1892年，美国的媒体开始积极关注白蜡虫，甚至鼓吹“把虫蜡带入市场”。1893年，美国的科学杂志注意到邱园出版的英国外交官的白蜡虫调查报告，该杂志也鼓励美国的驻华外交官去进行调查。1897年4月15日，美国驻重庆领事石密特（George F. Smithers）向美国外交部提交了第一份由美国外交官亲自调查后形成的白蜡虫报告。由此可知，英国对晚清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一方面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并对他们保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启示其他西方国家，为他们的调查活动指明方向。

从长时段视角来看，有清一代，西方对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可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主体和性质皆不相同的两个阶段，早期是由法国传教士和汉学家出于自身学术兴趣所策动的自发调查为主；晚期则由于英国科学界、产业界和政府受到产业利润的刺激，对白蜡虫的全面调查活动由英国外交部主导，以在华外交官为调查主体、本土科学家为研究主体。调查活动的形态变迁的直接原因是鸦片战争导致的国际格局变迁，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人可以合法地进入中国内地，他们蓦然发现，以前仅仅被当作异域书写和博物学研究对象的白蜡虫现如今以一个获利丰厚的庞大产业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自然拥有了新的调查动力。调查内容的差别展示了调查动机的分野，早期调查侧重生物性状，晚期调查侧重行业情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和产研关系的日益密切也是调查形态变迁的重要原因，大航海之后，全球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人从异域认知、吸纳的新兴产业日益增多且获利丰厚，这也大大提升了西方科学家、产业家和政治家对于新兴产业的敏感度，西方对晚清中国白蜡虫的行业调查只是他们对中国的无数调查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渴求从中国获得更多新兴产业的心态的具象。

鸦片战争之前，得以在华实施调查活动的西方人主要是法国籍耶稣会士。故而活跃于早期调查活动中的主要是法国人，生产出来的白蜡虫文献也以法文为主。鸦片战争之后，对科学研究和商业拓展都抱有近乎激进的进取心的英国人迅速取代了法国人在白蜡虫研究中的地位，生产出的白蜡虫文献便以英文为主。英国对白蜡虫的集中调查是由法国政府引进白蜡虫的直接刺激和压力引发的，但在具体的调查过程中亦接受了很多法国人的帮助。英国政府在确认了白蜡虫行业的开发潜力并不大的情况下，公开出版了外交官们所有的调查报告，刺激了美国社会重视这一行业，也为他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足量的材料。从全球史史观来看，各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行业调查都不是孤立存在，他们既相互竞争，又共享情报。

从知识生产史和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对中国白蜡虫的调查主体当然都是西方人，中国的相关典籍成为被凝视和检验的对象，调查活动中的中国助手也都隐而不彰，甚至饱受歧视，他们的作为和贡献并未被历史记载下来。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被审视的中国“在地知识”通过这些调查活动被转码和改写，融入了西方人的白蜡虫认知和科学体系下的白蜡虫书写。不能因为西方人是调查主体，而将中国人和包括典籍、经验甚至地方传说在内的中国“在地知识”视为被检视的当然客体。

从调查主体来看，参与过中国白蜡虫调查的群体包括了传教士、汉学家、科学家、探险家和外交官。前几类人群对于中西科技和文化交流的作为和贡献早已为学界熟知，与之相比，晚清来华外交官对中国的行业调查尚未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出于工作的关系，晚清的外交官群体受过高等教育，通晓中国语言，不仅要长期驻扎于中国某地，也需探听中国的各类情报，他们在对中国各类行业进行的调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博物学研究与当地生物和“在地知识”的联系最为密切，故而为数不少的晚清西方驻华外交官们投身此道，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学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