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旭 | 2023年元史研究述评

2023年元史研究述评

温旭

2023年中国元史研究继往开来，在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文化、民族边疆与中外交流、历史文献与考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新观点，拓展出新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译介国外研究新成果。经初步统计，本年度元史研究相关学术专著、译著30余部，学术论文200多篇。限于篇幅，本文拟分类述评2023年元史研究代表性成果，补充跨年出版的2022年代表性著作。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元代政治、军事史作为元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研究热度不减，注重运用多语种新史料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视角呈现多维化，对早期蒙古史、窝阔台家族史、元朝政治局势与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地方军事镇戍、军事集团、宋金元战争与军事将领、军粮补给等传统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学界充分利用汉文、波斯文等多语种史料，深化了早期蒙古史和窝阔台家族史研究。张晓慧《两宋史料所传蒙古早期史事再探》(《史林》第5期)检讨两宋史料中有关蒙古的记载，探究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前的蒙古早期历史。宝音德力根《窝阔台大皇后孛罗真卒年问题:重读徂徕山石刻〈皇帝圣旨里恩赐文牒〉》(《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2年。下文简称《集刊》第44辑，以后各辑以此类推)重新解读徂徕山石刻文牒，认为该文牒石刻中的“甲辰”系“壬辰”之误，“己酉”系“丁酉”之误，系文牒上石时添加天干所产生的错误;赞同蔡美彪的论点，即窝阔台大皇后孛罗真卒于公元1241年。陈希《窝阔台家族的公主姻亲—以波斯文〈五族谱〉为线索》(《西域研究》第1期)利用波斯文史料《五族谱》,梳理窝阔台家族诸公主的婚姻关系、特点，论述蒙古传统姻亲部落的政治作用。政治人物研究注重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相结合，在元代政治形势与权力斗争的大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以小见大。毛海明《王复事迹钩沉》(《中西元史》第1辑)考证了御史中丞王复在忽必烈清算阿合马的政治风波中被免职的史实，揭示出元初政治斗争的更多细节。

本年度元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新突破，创新研究了元史学界较少关注的赦免制度、文官解由等议题，推动了元代赦免、考课制度研究。王敬松《忽必烈时期的赦免研究》(《中西元史》第1辑)研究忽必烈时期赦免形式、次数、特点及影响。张岱玉《说元朝文官的解由》(《中西元史》第2辑)系统梳理了元代文官解由的体例格式和考课机制。在荫叙制度方面，于洁《元代“让荫”现象探析:官僚家庭对荫叙资格的调节与分配》(《集刊》第44辑)探析元代“让荫”现象，发现元代荫叙制度更灵活，与参与荫叙主体存在弹性关系。元代法律制度研究体现出动态的制度史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特色。郑鹏《制度与秩序:元代地方司法运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长时段视角审视元代司法制度，重视司法实践与具体运作，在元代社会语境中研究司法秩序。

利用史源学方法与碑刻、宗谱文献，从不同视角审视元朝国家祭祀，富有新意。马晓林《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文史哲》第2期)辨析了壬子年日月山祭天的历史书写过程，探究元朝“蒙汉二元”政治传统。孙列《论碑刻对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以元代北镇祭祀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期)尝试拓宽碑刻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利用碑刻文献研究元代北镇祭祀。杨绍固《元末偰元鲁代祀南海神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视角考证畏兀儿人偰元鲁代祀南海一事。

千户制度和怯薛制度一直是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取得新进展。白拉都格其《关于蒙古千户制度的进一步思考》(《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19期)反思了成吉思汗建国前后千户制度在蒙古本土的实际存在情况。张晓慧《蒙元时代的四怯薛长承袭》(《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四杰”家族未垄断四怯薛长，其他世家子弟能在元朝皇帝、宗王、伊利汗国诸汗身边承袭怯薛长。陈新元《四怯薛与各爱马:元代怯薛的二元组织架构》(《文史》第3辑)论述了元代怯薛内部的四怯薛与怯薛爱马的二元组织架构及其职能。

元朝军事史研究主要利用传世纸背文献、碑刻、多语种域外史料，探讨元代侍卫亲军、镇戍军府、军官承袭程序、探马赤军变迁、金元地方武装内部结构与演变等核心问题。罗玮《扈从蒙哥汗征蜀之华北汉军将校考—兼论元朝侍卫亲军组建之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第7期)考察随蒙哥征蜀的华北汉军将校发现，元初组建侍卫亲军时吸纳了部分汉军。刘晓《元江东地区镇戍军府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证江东地区8路1州的镇戍军府，阐明了江东地区一路一万户的配置格局。杜立晖、郭兆斌《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文史哲》第1期)利用纸背文献收录的元代军官历仕文书，探讨元初军官承袭程序及怀孟、常州万户府的职官设置。中外学者对伊利汗国境内搠力蛮部探马赤军的变迁研究不足，求芝蓉《搠力蛮部探马军之变迁:从帝国边军到汗国军阀》(《西域研究》第1期)结合亚美尼亚文等域外史料，从伊利汗国加强中央集权的视角论述外高加索地区搠力蛮部探马赤军的变迁史，推进了该方面的研究。

此外，元朝统一背景下的军事战略、重要军事人物、军粮补给在微观层面得到进一步探究。洪学东《蒙古攻金借道淮东方案考》(《中西元史》第1辑)、翟禹《宋元之际名将刘整反宋降蒙的原因探讨—以南宋政治生态为中心》(《集刊》第45辑)、撒海涛《宋元四川战争中元军粮食补给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比较有代表性。

总之，2023年元代政治史研究侧重制度研究，而对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元代军事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突破以军事行动或军事将领为研究重点的模式，重视研究军事制度的动态化运作，考察军事集团的内在结构与联系，探究其整体性发展与变迁。

2023年元代经济史研究在前人学术积淀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漕运、水利、赋税、财政成为元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议题。研究成果体现出经济史与社会史、政治史、历史地理学交叉研究的新特点，注重从中国中古社会发展与基层治理的角度考察漕运、水利和财政等重点问题。

近年，运河研究成为热点之一。李治安《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文史哲》第1期)从维护中国南北政治统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宏大视野考察大运河漕粮北输的历史贡献。杨霄《元代胶莱河的形成及其在河海联运中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水系，考察了胶莱运河通航、运营及在河海联运中的作用。综合考察水利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本年度元代水利史研究的亮点。向珊《任仁发治水与元中期浙西基层社会》(《中西元史》第1辑)研究了水利专家任仁发在浙西的治水实践及遭遇的阻力，揭露出浙西基层社会在治水中的利益角逐。

财政、赋税与国际贸易是本年度元代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孙朋朋《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科学》第11期)探究了元代州县在财政困境中依托社会力量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体制。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到国内，成为近年元史研究的新动向。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赋办法》(李春圆译,《欧亚译丛》第7辑)研究了蒙古社会在13世纪不同阶段的财政原理和贡赋形式。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马晓林、张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聚焦于珍珠贸易，从全球史视野探究大蒙古国的海外经济联系。

元代经济史名物考证是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闪光点，体现出唐宋元贯通、追根溯源的特点。谭天枢《元代契尾考证》(《档案学通讯》第1期)梳理元代契尾实物，考证了元代纳税凭证契尾的构成要件、范式和法律属性。纪雪娟《宋元寺院板帐考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寺院板帐透视宋元社会，考证宋元寺院板帐的由来、格式演变及亡僧遗产再分配。学界对元尺标准的认识存在分歧，熊长云《元尺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分类考察了元代官尺、营造尺、裁衣尺、天文尺的标准，对减少学界分歧有一定的作用。

元代社会史研究除重视研究士人群体、地方社会等传统议题外，还结合国家统一、文化认同、社会转型等研究热点，考察宋金元易代背景下多族士人群体的社会参与。从社会变革视角探究士人群体的生活境遇与精神面貌是元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陈波《毕竟是书生—元季金坛张氏家族的出处进退》(《形象史学》春之卷)利用书画史料，考察了元明鼎革之际金坛张监家族的出处进退。贾继用《元代进士与元代文坛》(浙江大学出版社)围绕进士群体考察了元代文坛的总体面貌。宋元变革问题受到宋元史学界关注。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旨在宏观阐发宋元变革论，从士人流向、观念变化等微观层面考察引领宋元社会转型的士人和士大夫的历史活动。陈彩云《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宋元易代后南方士人到中原旅行有舆地治学取向和国家一统的政治意识。基层社会治安管理与社会日常丰富了元代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寇博辰《论元代卢沟桥的治安管理》(《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3辑)探讨了元代卢沟桥的军事防御和治安检查。翟禹《元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国工人出版社)综合历史文献，研究了元代皇室、士人、平民等不同阶层的生活日常。

综上，本年度元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之前研究薄弱的状况正在改观。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多元，提出新论题，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新方法，为元代经济社会史研究探索了新路径。

2023年元代思想史研究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切合华夷一统、南北思想融合等研究热点，主要探讨儒学思想。李治安《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历史研究》第4期)论述了元明清不同历史阶段，“华夷混一”“华夷一统”“中华一统”等官方政治话语的历史转换。申万里、向瑞雪《思想史中的“北流”:金元之际北方易学及功用》(《湖北社会科学》第8期)考察了金元易代之际北方易学的发展传续、易学家的政治社会实践及南北易学合流与理学化。常大群《金末元初东平学派的学术思想》(《集刊》第45辑)认为东平学派的学术思想继承自宋金理学和经学。

本年度元代宗教、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元、包容、交融”的显著特点。佛教方面，主要利用碑刻文献、黑水城文献，研究元代大开元一宗、白云宗、政教关系、江南佛教发展等重要议题。朱建路《元代大开元一宗新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考证碑刻、方志资料，新补充了元代佛教曹洞宗分支大开元一宗的宗脉和分支寺院。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西夏文资料汇释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汇释黑水城出土元代白云宗西夏文文献，与汉文史料作了对比研究。李辉《新出元代雪堂总统塔铭考论—兼论晋王甘麻剌与元成宗帝位之争》(《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梳理了临济宗雪堂禅师与蒙古诸王的关系，兼论元成宗的皇位继承问题。全真教、玄教研究方面，围绕元代儒释道合流的历史大势，探究政治认同与儒道交往。宋学立《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金元时期全真教在政教双向认同中得以传承发展。元代玄教宗师与多族士人往来密切。王亚伟《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与元代多族士人的交往》(《宗教学研究》第1期)考察了吴全节与多族士人的交游和诗文互动。

本年度元代文化史研究出现新动向，尝试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类书、文学、印刷文化、经学、散曲、服饰等问题。贾慧如《元代类书研究》(人民出版社)是系统研究元代类书的代表作，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面貌。罗鹭《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交叉研究印刷文化史和文学史，探讨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元代经学研究主要探讨发展与流变。曹继华《〈诗经〉学在元代的经学转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研究了《诗经》学的元代形态及形成与发展、经学的《诗经》学形态等。元代服饰文化史研究借鉴了形象史学方法。罗玮《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利用图像史料探究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

综上，元代思想、宗教、文化研究总体在向前发展。宗教史研究集中在佛道二教，其他宗教研究成果不显著。元代文化史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但深度融合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不多。

元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元代民族史研究出现新趋势，紧扣国家大一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群构建等热点。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从国家统一、民族交融的视角论述了中国自秦汉“中国统一”到元明清“华夷混一”的历史演进。张帆等《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信出版社)尝试从民族冲突与交融的视角重新叙述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辽西夏金元史。马晓林《仪式创造与族群构建:元朝“国俗旧礼”射草狗考》(《史林》第1期)结合蒙古人传统礼俗与族群构建，考察了元末宫廷射草狗祭祀仪式。胡小鹏、张宏《民族交融视野下噶玛洛传说的思考—从元朝宰相桑哥的族属谈起》(《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探讨元宰相桑哥出身的噶玛洛部落与多元民族交融史。

此外，元代弘吉剌、汪古、钦察等部族史研究有所推进。康建国《蒙古弘吉剌部德薜禅家族世系辑考》(《朔方论丛》第9辑)考证了元皇室的姻戚弘吉剌部德薜禅家族世系。温旭《元代汪古部统治家族史拾零》(《欧亚学刊》新12辑)通过搜集元代碑刻和文集，补充了汪古部驸马、公主、投下和属民的史事。白迈克《蒙元时期钦察人的权力网络》(马娟译，《中西元史》第2辑)主要从军事、政治网络两方面考察了元朝境内的钦察人。

元代边疆研究主要关注边疆治理，涉及东南闽海、西北、西南地区。徐晓望《元代福建史(1276—1368)》(九州出版社)对元代福建区域史作了综合研究。张晓非《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中国藏学》第3期)、《元成宗时期西域军政机构设立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分别探讨了元成宗在军事、政治层面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经略。

本年度元代中外交流史研究聚焦于元朝外交模式、元丽关系。于磊《元朝“六事”外交模式再探》(《史林》第1期)分析元朝同高丽、安南的外交活动，考察了朝贡体系外的“六事”外交原则。乌云高娃、金世光《忠肃王至恭愍王时期高丽世子入质、国王亲朝及政治博弈》(《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3辑)从高丽世子入质、国王亲朝切入，论述了元朝中后期的元丽关系变迁和政治博弈。

概言之，2023年元代民族、边疆与中外交流研究成果紧扣民族交融、国家统一、东西文明交流等研究热点，这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史学的支持。译介域外新成果与利用波斯文等域外史料拓展了元史研究的世界视野。

2023年元代文献与考古成果显著。整理传世文献、抢救石刻文献、出土古格藏经洞文献、发掘山东张荣家族墓和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出水，为元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注入了新活力。整理元代政书、文集、典籍文献方面，宫海峰重校《秘书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米彦青《元明蒙古族别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了版本较佳的泰不花《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等元人文集。宁希元、宁恢校点《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凤凰出版社)、锦文堂主人《元曲大观三十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辑录了大量珍稀元杂剧、戏曲资料。

注重译注域外史籍是本年度元代文献研究的新趋向，反映出国内多语种文献研究的水平。代表作有求芝蓉《〈史集·部族志·雪泥部〉译注》(《中西元史》第1辑)、马海若《伊利汗国早期史料〈蒙古消息〉译注》(《西域文史》第17辑)、刘开古和华涛《奈撒维〈札兰丁传·序〉及花剌子模与蒙古和战初期史事部分译注》 (《中西元史》第2辑)。这有利于多语种史料的传播与利用。国内元代文献也受到高度关注，运用编纂学、史源学和版本学等方法研究《元史》和元人文集，成果数量较多。代表作有陈高华《元代文献研究》(中华书局)、杨晓春《一鸭两吃—〈元史·顺帝纪〉编纂的探讨》(《中西元史》第2辑)、董衡《〈元史·忠义传〉石珪入传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3辑)等。《元典章》作为元代公文资料宝库，相关研究较多。党宝海《简论元朝官文书的事目》(《中西元史》第2辑)论述了元朝官文书中蒙汉文字事目的起源、体例和功能。特木勒《说“胡速急”—元朝公文〈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篇证补》(《中西元史》第2辑)考证出《元典章》中“胡速急”是汉语“自养活”的蒙古语硬译。

重视碑刻史料是近年元史研究的新动态。李治安、王晓欣总主编，魏坚主编《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内蒙古、东北卷·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专辑》(中华书局)首次公布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的92件元代石刻，抢救了石刻文献。考释元代碑刻的论文数量较多。张国旺《辽金元时期卫州韩氏家族碑传史料考略》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3辑)利用韩立墓志铭梳理了元代卫州韩氏家族世系。朱建路《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新出碑志，从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层面研究元代河北区域史。余不赘述。

新发现的藏文元代文献、八思巴文牌符引人瞩目。西藏阿里札达县古格时期藏经洞出土了大量元代诏令抄件。张延清、张仁增昂姆《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初步认识》(《中国藏学》第3期)介绍了古格藏经洞的情况，公布了部分藏传佛经和元代诏令抄件。乌云毕力格、牛延庭《青海同德秀麻出土元八思巴文金牌符考》(《文物》第5期)研究了青海同德县秀麻乡出土的元代八思巴文三珠金虎符。仁青才让《四川壤塘县新发现的元代金虎符及金牌初探》(《中国藏学》第3期)首次公布了四川壤塘县新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一珠金虎符和金牌。

元代纸背公文资料、黑水城文书、敦煌文献、回鹘文书等新史料得到进一步研究利用。戴建国《从南宋户籍制度看新见元湖州路户籍文书的制作》(《文史》第2辑)考察了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背后宋元户籍制度的传承与演变。杜立晖、张良《一封家书背后的社会史—关于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黑水城元代书信的考察》(《西域研究》第4期)解读了黑水城元代家书原件背后的亦集乃路商业、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森安孝夫《元代回鹘佛教徒的一封书简:敦煌出土回鹘语文献补遗》(白玉冬、韩潇译,《欧亚译丛》第7辑)研究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回鹘语文献P.4521封底中的元代回鹘佛教徒信件。王小文、付马《蒙古统治时期吐鲁番盆地的驿路交通—以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为中心的考察》(《中西元史》第2辑)利用回鹘文书考察了元代吐鲁番地区的驿路。

本年度元代贵族墓葬考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考古、海上丝绸之路元代海船水下考古取得重大成果。山东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入围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为元代汉人世侯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河北沽源县梳妆楼贵族墓主身份存在争议。封渊《河北沽源元代“梳妆楼”墓主考辨》(《史林》第3期)认为梳妆楼墓主是蒙古按赤歹氏阔里吉思。元代城市遗址研究成果比较多。林梅村《札马鲁丁与元大都观星台》(《文物》第9期)从考古学视角考察了札马鲁丁所建元大都宫城观星台遗址。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古出水了大量元代文物。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沈岳明《向洋而生无问西东—从圣杯屿沉船看元代龙泉窑青瓷的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元代考古简报较少，有彭辉、肖宇、张华《江苏金坛唐陵元墓发掘简报》 (《文物》第4期)。总之，通过抢救石刻文献、发掘藏文史料、整理传世文献、利用考古成果，元史研究史料不足的瓶颈有所改观。

重视元史学术梳理与评价是本年度元史研究的新亮点。金稀玉、马跃《20世纪初以来日本的〈马可·波罗行纪〉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6期)、陈希《评〈蒙古时代欧亚丝绸之路沿线的将领、商人与学者〉》(《欧亚学刊》新12辑)具有代表性。

总体而言，本年度的元史研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既有继承借鉴，也有发展创新,研究水平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在研究方法上传承文献实证研究传统，兼顾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在史料利用上取得重要突破，重视整理、抢救元代石刻文献，运用史源学、编纂学方法深度解读常见汉文史料，通过田野考察和考古发掘获取新史料。尤其谱牒资料和纸背文献的发现拓展了元史研究空间。直接利用西夏文、八思巴文、藏文、蒙古文、波斯文、亚美尼亚文、阿拉伯文等多语种文献和域外史料成为热点。在学术交流上立足中国元史研究，译介域外优秀研究成果，拓展了国内元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在学术评介上重视元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评价。

与此同时，元史各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元代政治制度史依旧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以往很少关注的元代赦免制度、文官解由考课制度、荫叙制度都得到初步探究。此前元史研究者对元代千户制度、怯薛制度、监察制度、司法制度、国家祭祀制度等关注较多，而本年度的相关研究除了进行系统深入的反思与考察外，还创新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尤其是怯薛制度研究得以推进，从怯薛制度研究拓展到家族承袭问题。司法制度本身的动态化运行机制得到探究。元代军事史研究持续升温，逐渐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式，不再局限于具体考察某个军事人物或军事战役，亮点在于用发展变化的历史眼光从整体认识镇戍地方的军事机构变迁与军政集团内部结构演变。元代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交叉，拓展了研究的新路径，值得肯定。水利、赋税、财政等议题成为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元代社会研究虽然未能突破士人群体、地方社会等近年的研究热点，但研究亮点在于探讨宋元社会变革问题。元代思想史研究主要从儒学思想层面论述元代“华夷一统”观念，有的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元代文化研究运用了形象史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出现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并关注到了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类书，对于丰富元史研究资料具有重要意义。元代民族研究则紧扣国家统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群构建等热点，重新审视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贡献。元代中外关系研究的热点是利用中外史料研究元朝的外交模式和元丽关系，而马可·波罗与西方传教士研究拓展了中外关系史研究视野。本年度的元代文献与考古研究备受瞩目，涌现出不少新资料，为元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特别是元代八思巴文三珠金虎符、一珠金虎符的新发现，弥足珍贵。这类文物的发现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为元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角。国内的元代碑刻、谱牒资料、纸背公文、藏文文献、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的黑水城文献、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回鹘文献已引起元史学界重视，通过几代学人的不懈搜集、整理与利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元史研究。

然而，本年度的元史研究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必要加以反思。其一，元史资料搜集与整理方面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尽管学界和地方文保单位都开始重视整理、保护元代碑刻资料，但散落于各地乡野的元代碑刻并未被搜尽。此外，现存泰山、桂林独秀峰、五台山等处的元代摩崖、题记、匾额、榜文等资料也值得全面系统整理。传世的元代名家书画、佛道藏经、宋元明文集、藏文文献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元代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方面的资料，还未得到充分利用，其史学价值有待深入挖掘。越来越多的元史学者致力于直接利用域外多语种文献，但全面系统整理域外多语种文献的成果面世的并不太多。其二，元史研究视角拓展方面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深入研究元代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论著比较少。系统研究元代各项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专著也不多。早期蒙古史、蒙古与西夏关系史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元代外交、海外贸易、海洋史研究缺乏整体性关照，需要引起重视。其三，元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元代经济史、宗教史研究有必要适当借鉴融合经济学、宗教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而单纯运用史学方法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重视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弥补目前元代经济史和宗教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今后的元史研究有若干方面值得展望。首先，要加强搜集海外留存的稀见多语种元代历史文献，整理汉译藏文文献，校勘出版《四库全书》所收元代文献，开展田野考察，扩充元代史料，将水下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参利用。其次，应切合国家治理、边疆治理、民族交融、族群认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丝绸之路等历史学研究热点，拓展元史研究视野，重视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元史。元史研究应打破断代史壁垒，贯通宋、金、元、明，在开展微观实证研究的同时，兼顾长时段理论和全球史视野，考察12—14世纪的蒙古史、中外交流史。最后，自媒体时代，亟待建设优质网络资源，传播优秀元史研究成果，向大众科学讲述鲜活的元史，推动文化繁荣，扩大元史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