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参加“万国医病会”及“养生公会”始末
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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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19世纪，为了更有效地预防、抗击跨国境传播的疾疫，各国先后举办了十次国际卫生大会，寻求国际防疫合作。中国应邀参加了1881年的“万国医病会”以及1885年的“养生公会”。这两次大会，就参会国家数量及所分布大洲而言，可谓最具国际主义色彩，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国际社会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极好例证。由于对国际交往新体系尚不熟悉，而且之前曾被列强横加不平等条约侵害国家利益，勉强参会的中国外交官对大会提出的议案及决议等均采取小心翼翼的防御态度，唯恐稍有不慎又入人彀中。但参会本身已经意味着晚清中国不再以“天朝”自居，而是以“万国”中一员的身份参与国际协作对话，并不拒绝融入刚浮现的国际团体中，这对于改善中国在当时国际上的国家形象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刊于李兴主编《中外关系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为了更好地抗击在世界各地肆虐的病毒，尽快结束疫情大流行（pandemic），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呼吁应重视防疫、抗疫过程中的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国际之间的防疫合作可以追溯到1851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卫生大会。在这之后，一系列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最终有了一个世纪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成立[1](P11)。在19世纪举办的国际卫生大会中，中国参加了1881年、1885年两次大会，这是中国参与国际防疫合作的重要开端，同时也反映了晚清中国逐渐摆脱“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并不拒绝融入刚浮现的国际团体中。在此背景视角之下，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中国学界鲜有专门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相关中西文献，对中国受邀参加这两次大会的具体情况作一尽可能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意义作些必要的阐发。
一、19世纪疾疫带来的国际卫生大会
西方学者针对近代早期瘟疫和流感传播的情况，创造了“疾疫导致的全球一体化”（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这一术语[2](P28–91)，即病菌随着军团或沿着贸易路线跨越国境传播到世界各地，因为疾疫的扩散，各国不再是孤立的，而是被疾疫联成一体。在疫情的压力之下，各国逐渐意识到应该从原来孤立状态下基于国境线的各自为战走向国际联合。有学者借助这一术语，详细考察了19世纪霍乱（cholera）流行背景下召开的八次国际卫生大会[3](P453–476)。实际上，整个19世纪共举行了十次国际卫生大会，只不过另外两次大会并非仅仅以防治霍乱为中心，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五次大会在霍乱之外也讨论了黄热病（yellow fever），而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第十次大会则专门关注鼠疫（plague）。综合查考以下文献及档案：
(1)Norman Howard-Jones.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1851–1938”，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2)Valeska Hub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 on Cholera, 1851–1894.”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9, no. 2, 2006.
(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provided for by joint resolution of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the early part of 188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1.
(4)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nférence sanitaire internationale de Paris. 7 février-3 avril 1894. Procès-verbaux.”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4.
我们将这十次大会基本情况列表如下：（附录文末）
这些大会的举行，意味着世界公共卫生防疫已经从最初的国家或地区采取隔离措施发展到开展国际合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旅行和国际贸易使得疫情越过国界传播到整个世界，而面对这种情况，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现有的或压根没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敷用[4](P11–51)。为了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同时又尽可能减轻疫情对于商业利益的冲击，各国之间有必要协调防治措施并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如此一来，防疫就不仅仅是医生和科学家的事情，还需要外交官、政治家的参与。因此，“国际卫生大会（1859年那次除外）有别于其时雨后春笋般的科学大会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将科学家和外交官聚在一起，而且其议程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科学性的”[5](P459)。实际上，中国所参加的两次国际卫生大会，清廷都只派了外交官员。
二、1881年的“万国医病会”
1879年6月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一项法案，宣布任何货船或客船，如果其出发的国外港口存在传染病，则其进入美国任一港口均为非法，违者将处以不高于一千美元的罚金。任何驶往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在其离港之前，应获得可信赖的检疫人员出具的关于出发港口、船只以及船上的乘客、货物、船员卫生状况的证明[6](P161)。该法案的目的是防止黄热病、霍乱以及其他传染病进入美国领土并传播开来，但其实际执行存在不小的困难：一是一些确实存在疫情的外国港口未必心甘情愿配合做出相应检查以保障美国的卫生安全；二是倘若美国将可疑船只一律隔离，必然会导致一些并非染疫船只的不必要羁留，影响正常的商贸往来[6](P158–159)。也就是说，该法案要真正得到有效实施且不损害商业利益，必须得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合作。因此，1880年5月14日，美国参众两院授权总统召开国际卫生大会，邀请那些对有可能被黄热病、霍乱感染的港口拥有管辖权的政府参会，主要商讨以下两点：一，针对疫情，尤其是霍乱和黄热病，如何建立一个可靠的国际通报系统；二，针对出发港口、航行船只的卫生状况，如何出具格式统一、可信赖的卫生检验证书[6](P159)。
1880年10月9日（光绪六年九月初六），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Angell, James B.）照会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和硕恭亲王奕䜣：
美方最后说：“据想此事与贵国甚有关涉，深望贵国或派驻本国之大臣，抑或另派大臣，与各国所派之大臣公同商议也。”[7](P2－3)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中收有光绪六年九月初七安吉立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该照会除了时间晚一天外，内容与前引照会基本相同，但文字上有缺漏，如“据想此事与贵国”之后夺“甚有关涉深望贵国”八字[8]。
清廷最后决定由当时正好派驻美国的钦差大臣陈兰彬代表中国参会。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广东吴川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光绪四年（1878）以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秘鲁钦差大臣的身份赴美。然而，由于当时通讯不便，迟迟未接到清廷回复的美国又于1880年12月2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国务卿的名义直接照会陈兰彬问他能否赴会：
收到照会之后，陈兰彬于12月27日照复，称“会期迫近，上海无电报直达北京，碍难照发电报。若由内地传递文件以达京师，计复文到美须阅一月许。彼时料必会议完竣，虽派员亦已莫及。”[9](第2册P249)陈兰彬以会期临近而通讯不便来不及请示朝廷为由，婉拒了美方的邀请。可让陈兰彬没想到的是，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1881年1月20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要他赴会。于是，陈兰彬第二天又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照会，称“现在恭奉大皇帝谕旨，特派本大臣在华盛顿同赴万国防疫会”[10](P443)。此时大会早已于1月5日开幕。
根据美方的记录，陈兰彬代表中国分别参加了1月24日、2月9日以及3月1日的全体会议[6](P23、74、136)。1月24日除了出席记录，没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记录。在2月9日的会议上，针对出发港口的卫生检验证书，意大利代表提出一个修正议案：“卫生检验证书由出发港口的中央政府负责机构发放，而目的国驻出发港口的领事有权对卫生检验证书予以认证，并在其上添加他认为有必要的标注。”[6](P75)而葡萄牙代表也提出了一个修正议案：
葡萄牙这一修正议案得到了美方的支持，但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因此遭到否决；而意大利的议案则以11票赞成、7票反对获得通过。中国在两项表决中，均投了反对票。之后美国代表提出另一个修正议案：“建议每个政府允许其他缔约方认可的代理机构必要时在卫生人员的协助下检查有助于他们形成对所在国卫生状况准确看法的任何事物。”[6](P89)这一修正议案和美方赞成的葡萄牙修正议案一样，实质也是认为出发港口极有可能隐瞒疫情真实情况，因此目的港口所在国应提前介入相关疫情信息的获得及卫生状况检验，结果毫不意外地也遭到否决，而中国投的也是反对票。此外，委员会报告中提交的第五项议案希望协助领事获取必要卫生信息的医生属于一个国际团体，其职责在协助领事之外，还应包括传染病的起因、发展、预防及治疗的科学研究以及将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信息通报给不同国家的卫生管理部门[6](P214)。针对这项议案以及国际卫生检验证书表格，中国均投下反对票，但后者以12票赞成获得通过。3月1日，有代表提议大会延期一天以便代表审查委员会提交的最终条款，中国投了赞成票，但多数国家反对，于是当天大会结束。
三、1885年的“养生公会”
1883年，埃及爆发霍乱，在意大利的提议下，国际卫生大会拟于1885年再次举行。意大利政府发函给其驻外公使，要他们邀请所驻国入会，函件中解释了为何要召开此次会议：此前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因为各国意见不一致，未能议定“各国一律防禁章程”，各国自行其是，“以致病起时各行禁止之令，商人独受其累，或因看待之厚薄，或因货物之迟滞，纷诉不平”[11](P285)（卷四所附《义国致伊国各公使转请各国入会函》）。意大利希望各国能够就防疫一事订立公约：“近今天天各国往来亲密，万里庭户，匪特通商行船有约，即驿传、电线、铁道、钱法、秤量及保护著作书籍、保护创造器物、提犯捕盗等事，莫不订有约章，以期相助为理。盖国以民命为本，民以无病为乐，无约以保护之，于政治殊形缺憾。”[11](P285)（卷四所附《养生公会告白》）1885年5月16日的《英国医学杂志》将意大利政府的相关提议概括如下：
而大会召开后意大利外交部长提交的一封信里，又特别提到各国之间关于隔离的要求极为混乱，希望通过会议能够就隔离的最低要求达成协议[1](P55)。
其时受邀请参会的，除了外交官员，还有医学卫生专家：“会员所议者分两途：一，考究学问，与议者为专门之人；一，讲求治理，与议者为出使之人。专门之人，应查核历次公会旧案，与近来精进学问、成效方术比较，以定留存增减；出使之人，应考核查禁防救各章程，与通商行船各章程比较，拟议约稿，呈请各国国家核办。”[11](P286)（卷四所附《养生公会告白》）
1885年4月22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德国公使巴兰德（von Brandt）照会，称他得知意大利将在本年5月15日举行“同议养生防病之法公会”，想请中国参加，而意大利公使卢嘉德（De Luca, Ferdinando）此时正在由沪赴京途中，还没有接到国内来文，由于会期临近，他跟卢嘉德又是多年之交，因此特意替意大利提前告知中国[13]。5月4日，总理衙门又接到卢嘉德照会，正式请中国派员参会，并说会议的目的是“议出良法，如遇霍乱或别样传染等症，均能防制，使无蔓延变更之虞”以及“设法减其株连生灵之害”，至于各国派去参会人员，“有由本国派往者，有由出使他国公馆内参赞之列派往者，有另派熟习医道之员前往者”[14]。总理衙门两天后照复巴兰德及卢嘉德，说已经电告出使德国的许景澄派人前往参会。5月11日，许景澄又接到意大利驻德国公使函，得知会议改于5月20日召开[11](P284)（卷四《咨呈总署义设养生公会遵饬派员赴会文（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筠，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十年（1884）出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按照总理衙门要求，许景澄即派精通法语的参赞官陈季同于5月16日自柏林启程前往罗马参会[11](P286)（卷四《照复义外部派员由柏林赶抵罗马届期入会函（三月二十五日由使馆发）》）。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被清廷派往法国，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
这次国际卫生大会跟霍乱有关的当务之急的议题是从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航运的卫生管理。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五分之四是英国的，可问题是，虽然孟买总有霍乱存在，但除非宣布大流行，否则从这里驶出的船只总是能获得无疫证明书。而到底有几例病人才算得上大流行，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样一来，问题就具体化为英国从疫情区（主要是孟买）出发的航运在经过苏伊士运河时要不要服从卫生管制，如果要的话，这种管制要严厉到何种程度[1](P56)。不过，英国和印度坚持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管制措施。由于英国的不合作，大会最终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在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先休会至11月16日再重开。
不过，在会议刚结束不久的七八月份（光绪十一年六月），许景澄就在给总理衙门总办的函件中提到英国人的强烈抵制，并预言即使冬天会议重开各国仍难有一致意见：“惟西国集议此事，屡不能成。现在所拟章程，各国医员互有可否。英员以会中疑疫症传自印度，不肯任受，持驳尤多。弟度冬间再集，恐仍为筑室之谋。”[11](P301)（卷五《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事实证明许景澄他们的观察和判断颇有见地，这年冬天会议并没有重开，一直等到七年之后的1892年，各国才在威尼斯召开了另一次国际卫生大会。
会后，陈季同将会议里医药卫生专家们所拟定的章程、各国参会人员姓名等译成中文，送呈总理衙门[11](P286)（卷四《咨覆总署馆员赴会译呈会章会员衔名等文（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885年12月3日（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卢嘉德照会总理衙门，送上大会草议二卷[15]。在给总理衙门总办的函件中，许景澄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发表了意见：“查会议诸条，其最不经者莫如六十四条剖尸勘验之说，余如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船上遇有病人，全船搭客皆须扣留，亦多牵累滋弊。” [11](P301)（卷五《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显然，许景澄对于医学检疫的认识仍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尸体解剖荒诞不经，而他对于防疫隔离措施的理解也有其局限性。
四、“天朝”融入“万国”
1881年的“万国医病会”共有来自欧、亚、美三大洲的26个国家参加，而1885年的“养生公会”则共有来自这三大洲的28个国家参加。有意思的是，1881年只参加了八次全体会议中的三次的陈兰彬似乎一直没有弄清到底有多少国家参会。在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881年2月20日）所上“奏为遵旨与万国医病会大概情形折”中，陈兰彬说：“现在与会二十四国，会议多次……”[9](第1册P64)这是他在正式与会之前打听到的消息。而在会议结束后的光绪七年三月初五（1881年4月3日）咨报近期外交情况时，他又说：“又，防疫会现亦作为收场，同会廿七国公使……”[9](第1册P220)而1885年没有亲自参会的许景澄自然更没弄清到底有多少国家参会，在给总理衙门总办的函件中根据陈季同的汇报说“义国养生会，来集者二十一国……诸员集议数次，论水陆查留行旅之例”[11](P299)（卷五《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四月）》）。
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如果从参会国家数量以及所分布大洲来看，算得上是19世纪最具国际主义色彩的，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国际社会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极好例证。有论者将近代国际社会的形成上溯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19世纪前后，特别是1815的维也纳会议之后，通过召开多边国际会议来协调处理国际事务已被公认为国际生活中的一种正常制度”[16](P32)；也有学者将国际主义的起点确定为1851年，因为这一年在巴黎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而在伦敦举办了世界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3](P459)。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最初这种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意识中有着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就国际卫生大会而言，在1881年之前召开的四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如何防止来自东方的霍乱越过边界传到西方，因此参加者除了地处欧亚之间的土耳其，其他都是欧洲国家。1881年和1885年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则不仅有美洲国家参与，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显然更具有国际性。
当然，这两次会议之所以邀请中国参加，主要是由于有不少船只是从中国驶往西方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极为重视与亚洲的中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17](P369－377)。1867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设了从旧金山经横滨到香港的定期航线，1871年又开设了到上海的支线，1875年美国东西洋轮船公司也开设了到中国的航线[18](P71－72)。因此，召开1881年国际卫生大会前的美国与中国之间人员与货物的往来都极为频繁，美国认为要想防止疫情传播，必须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同样，有大量开往英国的船只也是从中国驶出的，“五分之四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属于英国，在1884年，这其中有770艘来自印度、123艘来自中国直达英国港口，还有数量可观的抵英船只则是来自东方但途中曾经停其他港口”[1](P56)，所以1885年的国际卫生大会邀请中国参加当与此有极大关系。
最初，接到邀请的中国官员对此所持心态似乎有些纠结，实际上不是很愿意参加，可又怕因此开罪西方列强，最终还是勉强“吾从众”了。如前所述，陈兰彬一开始婉拒美方邀请，后接总署指示才赴会；而许景澄后来建议总署倘若冬季会议重开就由他以路远未接到回复为由不参会，“权以宕笔了之，亦是一法”[11](P301)（卷五《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推托的方法和陈兰彬如出一辙。尽管外交官员不太情愿，但总署最终认为中国应该参加这类国际会议，因此两次都在请示圣裁之后对驻外使节发出了参会指示。
中国能够以“万国”中一员的身份参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放低身段参与对话，不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俯视他国。这种转变意义巨大。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在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天下”“夷夏之辨”等观念传统的支撑下[19](P44－71)，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很牢固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自认为居于世界中央，散落在四边的只不过是蛮夷小国，一些小国因为倾慕中华，主动向化，于是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实际上，到了清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除了如朝鲜这类有正式封贡关系的“属国”，还有像俄国这样与中国缔结条约的“与国”，以及像日本这样只存在通商关系的“互市国”，早已突破了原来所谓“朝贡体系”[20](P117－118)，但在观念以及话语表达上，很长一段时间却习惯性地保留了“天朝”“外夷”等。这种“天朝”观念在乾隆朝膨胀到顶点，有学者统计了清朝历朝实录中出现“天朝”字眼的卷数，发现乾隆朝的卷数占了一半以上，“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提及‘天朝’的爱好，是其他清朝皇帝无人能出其右的”[20](P399)。在该统计中，乾隆之后，“天朝”出现的频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同光时期已经很少见，同治朝仅有2卷出现，光绪朝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共有4卷出现，此后则再也不见。这一统计结果，与其他学者依据外交文书所作统计是一致的，“进入光绪年间以后，外交史料中几乎不再见‘天朝’一词，大多使用‘中国’”[21](P275)。就中国参加19世纪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的外交文书而言，陈兰彬与“万国医病会”相关的两份外交照会中的自称均是“我国”，但在奏折中相对提及的“西国”时则自称“中国”；而许景澄与“养生公会”相关的照会以及与总署的公函中则多称“中国”，偶尔也称“我国”。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发的，主要还是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得不做出的调整。虽然这种自称的调整很微妙，但至少反映了清朝政府的外交人员此时已经逐渐放弃了“天朝”世界观，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万国中的一国，中国与他国之间并非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此外，如康有为《延香老屋诗集》收其三十岁之前即1887年前诗，其中的《爱国短歌行》直言“今为万国竞争时”“遍鉴万国无似之”[22](P305)，也约略可见当时士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尽管姗姗来迟且异常艰难，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前提之一。当然，这一“天朝”融入“万国”的过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较长时段的进程，而中国参加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则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另一个方面说，国际大会上各国代表相聚一堂，彼此之间进行知识、观念以及信息等交换，形成各自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应邀参加国际卫生大会，意味着在相关国际协作对话中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国家形象。这对于改善自1840年以来被列强横加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所参加的两次国际卫生大会上，中国既有积极性行为，也有消极性行为。如前所述，1881年的大会，在中国参与的几次投票里，除了最后一次关于大会是否延期的投票，中国并没有瞻徇迁就东道主美国，投的都是反对票。之所以投反对票，主要是因为相关议案将赋予他国直接介入本国口岸卫生检疫的权力。而中国此前已经因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诸多主权，因此陈兰彬对此较为警惕。在遵旨参会的奏折中，陈兰彬就直言：“查此会之设，名为‘万国医病会’，实非会讲医道，只欲于各国通商海口船只进出，设法稽查，防范传染……臣窃维中国医道与西国殊，通商各口亦未便尽用洋法，自应俟其送稿请署时，详核中国口岸能否照办，分别奏请圣裁。”[9](第1册P64－65)而1885年的大会，许景澄在派出陈季同参会时，要求后者“援仿庆常赴法国海底电线会例”“但采听众论，不必插议”[11](P284)（卷四《咨呈总署义设养生公会遵饬派员赴会文（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即多听少说。许景澄的训示，仿照的是头一年曾纪泽派马格里、庆常参加巴黎“电学比律第二次会议”的做法，当时即要求二人“入会听议，并将会中逐日所议事宜，开具简明节略，呈送查核，毋稍挂漏”[23]。如果只是听会并记录会议情况，自然显得有些消极。不过，据后来外国人所述，陈季同似乎并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而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外交官：“在他之前，中国使馆形同虚设，仅仅充当一个拖着长辫、身穿蓝袍、头皮光光的大人物的住宅。从外交角度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24](P51－52)倘若这不是溢美之辞，则精通法语的陈季同在参会时不太可能只是默默听会而已，他很可能以其流利的法语展示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这次大会虽然没有形成正式决议，但许景澄和陈兰彬一样谨慎：“若公约定行，中国官民前往欧洲，亦须一律如约，似应摘择尤窒碍者数条，与之辨驳，庶輶轩商旅得便往来。至中国海口去欧洲绝远，居民偶患疫病，亦不如西国之甚，应与告明由中国自酌防治之法，另行办理。” [11](P301)（卷五《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显然，他想的也是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官民利益，建议不要对公约照单全收。
上述引文中，无论是陈兰彬还是许景澄都提到了“中国”与“西国”之间的差异，他们想在这一前提下尽可能维护中国的相关权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国”保持接触与合作。这种两面兼顾的周旋，用许景澄的话说就是“于联络之中寓持慎之意”[11](P284)（卷四《咨呈总署义设养生公会遵饬派员赴会文（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在他们看来，随众参会有其好处，因为这是联络邦交的手段之一，也可以借此展现中国与其他各国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不过，由于对国际交往新体系仍不熟悉，再加上被不平等条约侵害国家利益的痛苦历史经验，他们对大会提出的议案及决议等又采取了小心翼翼的防御态度，生怕稍有不慎就又入人彀中。这种纠结，充分反映了晚清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无论如何，值得肯定的是，尽管仍留有历史惯性，还带着防御姿态，可中国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总之，19世纪中国参加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既是中国参加国际防疫合作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传统的“天朝”向现代的“国家”逐渐转型的明证，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今天重加审视。而19世纪召开的这十次国际卫生大会则提醒我们，面对国际大流行的疫情，寻求全球合作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中各国之间因为各自利益的考虑导致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几乎是必然的，这需要各国抛弃单边主义，充分尊重来之不易的国际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各国只有在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协调下，联手做出有效部署，人类才有可能最终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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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德使代请派员赴义国罗马养生公会由》[Z].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1-27-015-02-042.
[1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义使照请派员赴罗马养生防病公会由》[Z].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1-27-015-02-043.
[1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养生会防病法尚未议妥定议日期已改先将草议二卷照送由》[Z].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1-27-015-02-047.
[16]尹新华：《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D].湖南师范大学，2011.
[17][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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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C]//.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0]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M].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
[21][日]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清末外交文书中“天朝”和“中国”的使用》[C]//.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2]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C]//.《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马格里庆常出席各国电学二次会议经过》[Z].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1-09-007-05-010.
[24]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