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王子今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指称方式，学界存在“王朝”“帝国”异说。以秦汉创立并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之历史演进为研究主题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同时使用两种说法。多有学者在课堂授业、会议发言和日常交谈中发表过不同意以“帝国”指称中国古代政权的意见。他们有时在表达中提示古来中国没有后世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政治概念存在。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论者指出，在涉及中国古代政权构成方式的研究中，或称王朝为“帝国”，这“是错误的”。“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1】论者以为，如果研究中所使用“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诸语词，如果只是界定时间与空间，则“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过在研究中，可以换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这样的语词。于是建议今后的研究应该“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主张“在分析时尽量不使用‘帝国’‘国家’这类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2】对这样的意见有必要讨论，以澄清相关认识，完善学理逻辑。

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首先推出。这本秦汉史研究专著的完成，目的在于“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3】，编写“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4】，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重视。

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政体成立并得以巩固的历史时段。《剑桥中国秦汉史》对于当时政治体制、政治格局、政治形式的表述，并用“王朝”和“帝国”两种说法。

由剑桥大学鲁惟一（Michael Loewe）执笔的《导言》，第四部分题“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Derk Bodde）执笔的第一章，主题即《秦国和秦帝国》。其中第七部分为“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第八部分为“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鲁惟一撰写的第二章《前汉》，标题三即“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年”。苏黎世大学罗伯特·P.克雷默（Robert P.Kramers）撰写的第十四章《儒家各派的发展》，第四部分题“秦帝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中国台湾译本则作“秦帝国的思想政策”。【5】

在《剑桥中国秦汉史》其他部分的论述中，作者使用了“王朝”这一在某种意义上与“帝国”表现内涵大致相当的语词。如莱顿大学汉学院B.J.曼斯维尔特（B.J.Mansvelt Beck）撰写的第五章在《汉代的灭亡》主题之下，第三个标题为“王朝权力的崩溃”，第五个标题为“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鲁惟一在《导言》和第二章《前汉》中习用“秦帝国”“汉帝国（the empire）”，在第十三章《主权的概念》中，却使用了“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这样的说法，以“秦王朝”替换了“秦帝国”的表述方式。这一节的内容中，说到“秦王朝粗暴地坚持公民要服从”，以及“王朝历史的复杂性”，亦使用“王朝”一语。然而中国台湾译本这一部分的标题则作“秦代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与大陆译本“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有所区别。中国大陆译本所谓“秦王朝粗暴地坚持公民要服从”，译作“自秦朝开始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王朝历史的复杂性”译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代史也愈来愈复杂”。【6】“王朝”的使用，还有颇多文例。如“每个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进行统治，当这一行依次被下一行取代时，王朝就衰亡。”又有“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后汉王朝的创建者”等说法。【7】曼斯维尔特执笔的第五章《汉代的灭亡》下面各节不言“帝国”，有两个标题提示“王朝”“汉王朝”，但是在论述中依然出现“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8】这样的说法。仍言“帝国”。而中国台湾译本则写作“皇室官僚体系的上层结构”。【9】

现在看来，汉译本所见“王朝”“帝国”等语词的使用，或许也与译者的理解及行文习惯相关。例如，莱顿大学荣誉教授何四维（A.F.P.Hulsewe）撰写的第九章《秦汉法律》中的第一部分“史料”中，中国台湾译本可见这样的论述：“将法典编纂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联想在一起，似乎是很合理的，这些大帝国后来逐渐取代了拥有一小部分人民的古国，并发展出真正的官僚制度。然而，除了个显著的例外，这些法典及后代帝国的法典大部分已经遗失。”而中国大陆译本则作：“把编纂法典与大而集权的国家——它逐渐取代了一大批小而陈旧的国家——的成长和与在这些新政治体制中一个真正官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以外，这些法典以及后来的帝国的法典大部分都不存在了。”【10】所谓“后代帝国”与“后来的帝国”译笔大致相同。但是“大帝国”和“大而集权的国家”的不同表述，体现出译者的政治史理念似存在差异。

除了第九章《秦汉法律》的这处译文而外，读者还可以看到，《剑桥中国秦汉史》在其他标题并不直接使用“帝国”一语，执笔者的叙述有时仍表现出这一概念影响着他们对汉代历史中政治实体性质的理解。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毕汉斯撰写的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中，标题虽然没有出现“帝国”一语，但是在第四部分的内容“后汉”中，在“边境与邻邦”标题下写道：“……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11】所论即“后汉”“帝国”的“边境与邻邦”。言及汉王朝与南匈奴之间的关系时，有这样的内容：“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12】鲁惟一在第四章“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中写道：“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3】则又言“汉代政府”。

在这一章第二部分内容，“王莽的统治，公元9—23年”题下有这样的文句：“在北方，中国与匈奴大帝国毗邻，……”【14】从译文表述形式看，似乎“大帝国”，即“部落联合体”。然而这段文字中国台湾译本的表述未见“大帝国”亦未见“部落联合体”之说。【15】

关于汉代“王朝”的叙述，有时又写作“汉朝”。如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中写道：“王莽的传记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中国台湾译本作：“由于无情的偏见与倾向汉朝的观点，《汉书·王莽传》以轻视之眼光叙述……”。【16】鲁惟一承担撰写任务的第四章“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中有这样的话：“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17】“汉帝国”和“汉朝”在同句中并出，可知“汉帝国”与“汉朝”近义。又如莱顿大学汉学院B.J.曼斯维尔特执笔在第五章《汉代的灭亡》“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部分，于“王朝与形而上学”题下写道：“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18】“帝国”与“王朝”的概念是混用的。

在《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汉译本中，是可以看到“朝廷”“汉朝”“汉王朝”“汉政府”“汉代政府”并行出现的例证的。【19】“帝国”“汉帝国”的使用，语义与此相互接近。“王朝”与“帝国”同时使用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原因应当在于李学勤《译序》所指出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20】

其实，“帝国”可以看作指代强势政权的符号，不一定“界定”“时间和空间”。汉语“帝国”的由来，或许与秦史存在关联。

关心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自“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21】，新的政治格局出现，政治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而秦人作为皇帝制度的发明者，是特别重视“帝”这一名号的。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22】《史记》卷一三《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23】当时还有“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的说法。【24】秦、齐不久即放弃“帝”号，《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的说法是：“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25】所谓“归帝”，即废止了“帝”的称号。黄歇上书说秦昭襄王，有“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语。司马贞《索隐》：“谓韩、魏重齐，令归帝号，此秦之计失。”【26】可知“齐湣王为东帝”，是秦的策略。“帝号”使用尽管短暂，却标示了政治史的转换。正如柳诒徵所说：“周赧王二十七年十月，秦昭王称西帝。十二月，齐湣王称东帝。虽皆复称王，天下已非周有矣。”【27】

虽秦、齐“皆复称王归帝”，然而司马迁在称颂秦昭襄王的政治成功时使用了“昭襄业帝”的话语方式。“业帝”的说法，又见于《史记》同一篇章，用来肯定汉高祖刘邦于秦王朝之后继续皇帝制度的功业：“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28】

秦始皇在确定“皇帝”名号时，是特别在意这个“帝”字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然而秦王赵政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于是，“制曰：‘可。’”【29】

不知道秦始皇“其议帝号”的指示当时是否如此明确。既然已经言“其议帝号”，王绾、冯劫、李斯这些秦始皇最亲近的助手为什么会忘记“其议帝号”的“帝”字，以“泰皇”为“尊号”。然而秦王政本人“号曰‘皇帝’”的决断，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定制。

称“秦并天下”【30】之后的秦制为“帝制”【31】，称秦始皇创立的秦王朝为“秦帝国”，似乎不存在什么疑议。瞿兑之《秦汉史篹》著于1944年，是比较早问世的一部秦汉史研究专著，其中总结秦始皇统一后的政治建设，即题“帝国之新制”。【32】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是学界公认的体现出很高学术质量的论著，其“导言：汉武帝时代之扩张运动与汉代边塞制度”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汉帝国于西元前二○二年成立后问题重重，……”【33】

有关“帝国”的不同意见，似乎是围绕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历史评价而生成的。【34】也有欧洲学界“16世纪初”即“尝试用欧洲的帝国观来识别中国”的说法。“帝国”“带着军事暴力的意涵。”“帝国和王国都是君主政体，但二者处于不同的级别。帝国或帝王涉及更大的地域空间，视野更广阔，而王国或国王涉及的要有限、狭窄得多。”【35】而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则以为黄帝“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36】这当然符合秦始皇“上古”“五帝”之说。而《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司马贞《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37】

汉代严遵著《道德指归》卷五《为无为》有这样的内容：“是以圣人，不为有，不为亡，不为死，不为生，游于无、有之际，处于死、生之间，变化因应，自然为常。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扶安天地，饰道养神。提挈万物，帝国治民，解情释意，俱反始真。”【38】这里的“帝国”之“帝”应当理解为动词。《道德指归》所见“帝国”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帝国”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既然存在这一文献遗存，似乎并不能说“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也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虽然以‘帝国’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能检索到318条记录，但其中绝大部分结果实际上都不是‘帝国’一词，而是由于古汉语缺乏标点形成的类似于‘皇帝国号’这样的检索结果。”【39】

贾谊《新书·匈奴》：“臣闻伯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干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40】所谓“伯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中国也”，《太平御览》卷八○○引贾谊《新书》作“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国也”。【41】明确可见“汉帝国”字样。《渊鉴类函》卷二三○引文同。【42】

隋人王通《中说》有如下内容：“强国战兵，惟恃力尔。霸国战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国战义，禁民为非，不独在智。帝国战德，仁者无敌于天下。皇国战无为，神武而不杀，安见其有为？……”【43】其等级序列为“强国”“霸国”“王国”“帝国”“皇国”。

唐代语例，如《唐开元占经》卷一五《月占五·月晕列宿同占六》：“石氏曰：月晕房心，帝国有兵庙堂。……”【44】又如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遗墟旧壤，百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蒋清翊注：“《隋书·薛道衡传》：郭璞云：‘江表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45】此外，又有张何《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壮瑞图之旧箓，应乐府之新声。似帝乡之迢遰，冀有司而见行。悠悠帝国三千里，不讬先容谁衒美。希君顾盼当及时，无使霏微散成绮。”【46】所谓“三百年之帝国”，“悠悠帝国三千里”等，都是唐人使用“帝国”一语的典型文例。宋人言及“帝国”者，则有《黄氏日钞》卷五五《读诸子·文中子》：“若夫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德与无为，而以战言，虽老子未尝道。”【47】指出“以战言”，“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之说超越了《老子》。

看来，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不确实的。

考察分析西方学界称中国为“帝国”的历史与因由是必要的。【48】但是同时也应当关注中国传统文献曾经出现“帝国”字样的语文现象。

《水经注》卷一《河水》言法显行迹，说到今印度地方的“多摩梨帝国”，似乎中国称外国政治实体，也曾经使用“帝国”一语：“法显曰：恒水又东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作“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靬国”，校注：“《大典》本、黄本。吴本、《注笺》本、何校明钞本、项本、沈本、张本、《注疏》本、《卮林》卷一引《水经注》均作‘多摩梨帝国’，《注疏》本熊会贞云：‘《佛国记》，从瞻婆大国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则梨帝不误。’《水经注卷一笺校》云：‘按旧本作多摩梨帝，与《法显传》同，则梵言之Tamalitti。’”【49】

《法显传》三《中天竺、东天竺记游》有“多摩梨帝国”条：“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章巽校注：“多摩梨帝国：《丽本》作‘摩梨帝国’，《水经·河水注》引文，《大典本》、《黄本》、《吴本》、《朱本》、《沈本》、《杨本》作‘多摩梨帝国’，是也；《全本》、《赵本》以《汉书》之梨靬当此之‘梨帝’，改作‘多摩梨靬国’，《戴本》、《殿本》亦从之，《殿本》并加注云：‘案靬近刻讹作帝’，此又戴氏从全、赵而未核对《大典本》之‘帝’字亦作‘近刻’之‘讹’，可谓甚谬误矣。”这样说来，《法显传》关于外国的记述中，已经使用“帝国”名号了。

然而章巽就此又有所考论：“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ralipti），为古印度东北部之著名海口。《大唐西域记》卷十云：‘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云：‘附舶广州，举帆南海，缘历诸国，……方达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海口也。’皆可与《法显传》比看，以见此海口在古代中、印海上交通史中地位之重要。”【50】

看来，“多摩梨帝国”之“帝国”，可能来自音译，即陈桥驿所谓“梵言之Tamalitti”，与“帝国”在政治史记述中使用的情形是不同的。

否定“‘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学者认为，虽然“帝国”一语没有非常精确明朗的定义，“但通常‘帝国’指的是领土非常辽阔，统治或支配的民族、人口众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强大国家。”现今用“帝国”指称历代王朝，特别是“强盛的王朝”“似乎并无不妥。”但是“帝国”和“王朝”“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至于是怎样的“根本性的差异”，论者指出：“第一，‘帝国’无论地域多么辽阔，但都有着一定的范围，而‘王朝’的地域则涵盖了整个‘天下’。”论者强调，这种“涵盖”，是“名义上的‘占有’”。第二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于“虽然‘帝国’之间必然存在争斗，但大部分‘帝国’在名义上是可以并存的，或者并存是帝国之间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但是就“王朝”而言，“同一时期，在名义上，‘王朝’只有一个。虽然很多时候，存在多个‘王朝’并存的局面，且这些‘王朝’之间由于无力消灭其他‘王朝’，因此对于这种‘并存’在表面上达成了一些‘默契’”，可是“在内部话语上”，却“都一再否认其他‘王朝’存在的合理性，且都力求最终要消灭其他‘王朝’。”在“都一再否认其他‘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句下，有注文：“参见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论者写道：“总体而言，就空间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疆域’和‘天下秩序’而言，‘帝国’与‘王朝’是根本不同的。基于此，在研究‘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时，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王朝’的研究中。”【51】

这样分析“王朝”和“帝国”的区别，似乎未能提出可靠的学术依据。“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这种断言，现在看来，尚缺乏学理充备的论证。

应当说，对于“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这样的意见，似乎还有讨论的必要。

虽然我们举出了“帝国”语辞早期出现的例证，但是在传统政治史记述以及通常的政论中确实并不常用“帝国”一语。但是，“王朝”同样并非史籍文献所见常用“概念”。如果质疑“‘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则“王朝”“这一概念”同样会面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论者以为“在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但是应当注意，“王朝”一语同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罕见。“在清代晚期之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将历代王朝以及本朝称为‘帝国’”。【52】其实，“王朝”也是同样。现代史学家习用的“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唐王朝”“宋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等说法，均未见于正史记载。

只能说“王朝”，不能说“帝国”，“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这样的意见，恐怕不容易为多数史学工作者认同。

这里有必要就“汉朝”一语的出现有所说明。大致在汉武帝时代以后，出现了指代汉王朝的“汉朝”称谓。“汉朝”一语的使用，在汉代史籍中出现较多。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记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官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53】这里所谓“汉朝”，应当是指汉帝之朝，即汉王朝中央政府。《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54】又如《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唯吉与郎中令龚为城旦。”【55】所谓“汉朝”的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全面维护。

《礼记·曲礼下》说：“在朝言朝。”郑玄注：“朝，谓君臣谋政事之处也。”【56】“汉朝”的初义，应当就是汉“君臣谋政事”的朝廷或说朝堂。而后引申为标志汉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性符号。

据《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谢该》，孔融说：“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李贤注：“《前书》匡衡为平原文学，长安令杨兴荐之于车骑将军史高，曰：‘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试召置幕府，贡之朝廷，必为国器。’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帝，帝以为郎中。”【57】杨兴所言，两次说到“朝廷”：“无阶朝廷”“贡之朝廷”。孔融此所谓“汉朝”，是指西汉王朝统治中枢“朝廷”。《论衡·道虚》说东方朔“游宦汉朝，外有仕宦之名，内乃度世之人”，有的注家就解释为“到汉朝朝廷做官”。【58】《论衡·对作》：“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汉家”有学者理解为“汉代”。【59】而“汉朝”的意义，与所谓“读于阙掖”文义联系，应当还是指朝廷。

《汉书》中出现的当时人自称“本朝”的说法，与“汉朝”语义相近，或指作为执政中心的朝廷，或指以“汉”为标号的国家政治实体。【60】不过，在直接记述汉代史的文献中，我们没有看到“汉王朝”文例。

对于汉与其他政治实体的关系，有的论著或言“汉”，或以“汉朝”言之，如：“匈奴与汉”“汉朝与匈奴”“匈奴与汉朝”“匈奴人投降汉朝的固然很多，汉朝人投降匈奴者也不少”。【61】

顺便还应当指出，前引否定“帝国”“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学者同时以为“国家”是“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的说法，或许也有认真斟酌的必要。

“国家”之说，在汉代文物资料中已经频繁出现。汉镜铭文多见“多贺国家人民息”【62】，或作“多贺国家民人息”，【63】亦有作“多贺邦家人民息”者，【64】又可见“多贺新家人民息”【65】，应是新莽时代器物。有研究者指出，“若干镜例证明，莽式镜铭文多用‘新家’‘君家’或‘官家’代替‘国家’，多数‘王氏’镜铭文第二句中有‘新家’二字，故‘王氏’镜的下限年代断至新莽当无疑问。”【66】所谓“人民息”，有镜铭作“多贺国家人民蕃息”。【67】前引多例“多贺国家人民息”，有作“多贺国家民息”，缺写“人”字的情形。【68】镜铭文字可见“国家”，体现较宽广社会层面的理念。【69】以为“国家”是“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的学者或许会说，当时的“国家”与今人所谓“国家”语意是不同的。但是，《史记》卷五《秦本纪》“国家内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国家无事”、《史记》卷三○《平准书》“国家无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国家无事”，《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便国家”“镇国家”，《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利国家”以及“明习国家事”“振国家之患”，《史记》卷三○《平准书》“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匡国家难”，《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夫治国家而弭人民”，【70】所见“国家”一语的涵义与今天所谓“国家”似乎是大体一致的。甚至还有“往古国家”“维稽古建尔国家”以及“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71】的说法，则提示更为古远时代的政治理念中，有可能已经存在“国家”概念了。

也许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帝国”“国家”一类词语，不一定生硬地标系“近现代西方”等标签，或许可以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学术论著中使用。

欧立德（Mark C.Elliott）就“empire（帝国）”这一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对“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之说予以否定。【72】考察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或者只能得到较晚的信息。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提示的，“说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帝国’概念之内涵及其使用”非常重要。【73】

汪荣祖的如下意见我们是赞同的：“相比之下，‘帝国’这个词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欧教授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词汇，但并不一定没有类似或相同的事物。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洋人用‘empire’来形容他们所见的中国帝制或皇朝，自有极为相似之处，至少与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相似。中国皇帝始于秦始皇帝，自称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皇帝的国家是不是可以称为‘帝国’呢？而且这个皇帝开启了三千年的中国帝制，虽无‘洋’名，却有‘华’实，中国学者于是习用帝国一词，有何不妥？”“帝国有许多不同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近代的‘大英帝国’与古代帝国就极不相同。”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可以说“习用‘帝国’描述传统中国并无不妥”。【74】汪说“自称集三皇五帝于一身”，当根据“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其议帝号”时所谓“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以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75】而所谓“这个皇帝开启了三千年的中国帝制”，年代也不准确。但是他提出的“习用‘帝国’描述传统中国并无不妥”的意见，是合理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就秦汉史领域而言，许多论著已经就政制新局予以特别关注。吕思勉《秦汉史》曾经发表具有启示作用的意见：“秦人之称帝，盖所以顺时俗，又益之以皇，则取更名号耳。皇帝连称，古之所无，而《书·吕刑》有皇帝清问下民之辞，盖汉人之所为也。”楚汉之际，“义帝拥帝名，而政由羽出，……不得谓称帝者实权皆当如秦之皇帝也。”汉并天下，“（汉高帝）号称皇帝者，乃复有号令天下之实权焉。”吕思勉又说：“皇帝二字，汉时意尚有别。高帝六年，尊其父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汉人视皇与帝之别，其意可见。……又案秦始皇已追尊其父为大上皇，则汉祖所为，亦有所本，非创制也。”【76】不少秦汉史研究者考察秦汉政治体制，明确使用“帝国”一语。除了上文说到的瞿兑之《秦汉史篹》和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之外，钱穆《秦汉史》写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六国尽灭，新的帝国成立了。”【77】后来著作名称即出现“帝国”字样者，有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78】、王和《猛士的乐土：秦帝国兴衰的文化启示》【79】、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80】等。这些都是质量很高的学术专著，作者深刻思考的心得，也包括“帝国”一语使用的合理意义。

·【1】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91页。

·【2】同上，第91、93页。

·【3】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史〉总编辑序》，《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007年重印)，第3页。

·【4】李学勤：《〈剑桥中国秦汉史〉译序》，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1页。

·【5】 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等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第859页。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ix-xii.

·【6】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708-709页；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等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第846-847页。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p.740.

·【7】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211、231、240页。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pp.230,251,262.

·【8】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

【9】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331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主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第408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353.

·【10】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主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第593页；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494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520.

·【11】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242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264.

·【12】同上，第245页；Ibid.,p.267。

·【13】同上，第279页；Ibid.,p.302。

·【14】同上，第216页；Ibid.,p.235。

·【15】 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主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第273页。

·【16】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207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编，韩复智主译：《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编〈前221-220〉)，第263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226。

·【17】同上，第280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302。

·【18】同上，第335页；Ibid.,p.357。

·【19】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346-347页；Denis Twitchett&Michael Loewe eds.,op.cit.,pp.367-368。

·【20】李学勤：《〈剑桥中国秦汉史〉译序》，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张书生等校订《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第3页。

·【21】(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6页。司马迁笔下“秦并天下”之说，又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1371页；《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第1605页。

·【22】(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325页：“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

·【23】(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赵世家》，第1816页。

·【24】(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70页。

·【25】(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53页。

·【26】(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第2392页。

·【27】柳诒徵撰，蔡尚思导读：《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28】(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02页。

·【29】(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30】(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封禅书》，第1366、1371页。

·【31】南越王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迺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与中央王朝和解后，宣布“去帝制黄屋左纛”；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9-2970页；《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载傅嘏政论所谓“帝制宏深，圣道奥远”也可以参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22-623页。

·【32】瞿兑之：《秦汉史纂》，见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类编》，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第43页。

·【33】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年，第1页。

·【34】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35】陈波：《现代早期欧洲认定“中华帝国”的进程：以内外路径的交互影响为重点》，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

·【36】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页。

·【37】(汉)司马迁：《史记》，第46、47页。

·【38】(汉)严遵著，王德有点校：《道德指归》，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7页。

·【39】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第91页。

·【40】(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页。

·【41】(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第3552页。

·【42】(清)张英、王士祯等纂：《渊鉴类函》，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卷二三○第1页。

·【43】(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6页。

·【44】(唐)瞿昙悉达编，李克和校点：《开元占经》，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81页。

·【45】(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

·【46】(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7页。

·【47】(宋)黄震撰：《黄氏日钞》，元后至元刻本，第1066页。

·【48】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4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33页。

·【50】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147页。

·【51】成一农、陈涛：《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第97页。

·【52】同上，第91页。

·【5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41页。

·【54】(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410页。

·【55】同上，第3062页。

·【5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出版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0页。

·【57】(汉)班固：《汉书》，第2585页。

·【58】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8页。

·【59】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4册)第1661-1162页解释“汉家极笔墨之林”为“汉代文人之多达到了顶峰。”

·【60】王子今：《“汉朝”的发生：国家制度史个案考察的观念史背景》，见《中国史学》第18卷，京都：朋友书店，2008年，第31-42页。

·【61】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62】“作镜”，据“《小校》十五·八十八”：“青胜镜”，据“《金索》金六·四百十三，《小檀》二·二十一前，《小校》十五·六十二”；“李氏镜”，据“《小校》十五·五十三”；“周仲镜”，据“《金索》金六·四百七，《小檀》二·十八，《藤花》一·二十，《善斋》镜一·五十三，《小校》十五·五十一至五十二”；“张氏镜”，据“《古镜》中十七后”；“刘氏镜”，据“《古镜》中·二十一前”；见福开森编《历代著录吉金目》，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出版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252、1259、1273、1293、1294、1305、1308页。又《古镜今照》图146，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下册《图录部分》，图173，第370-371页。

·【63】“青羊镜”，据“《小校》十五·六十八”，见福开森编《历代著录吉金目》，第1273页。

·【64】“王氏十二辰镜”，据“《偁秋》六十六”，见福开森编《历代著录吉金目》，第1316页。

·【65】“王氏镜”，据“《古镜》中·二十三后”，第1286页；“肖氏镜”，据“《金索》金六·四百二十七”；“王氏镜”，据“《簠镜》上十七后”；“王氏镜”，据“《清仪》四·三，《小檀》二·二十六至二十七，《善斋》镜二·六十九，《小校》十六·七十一至七十二”：“王氏镜”，据“《簠镜》上十九后，《小校》十六·七十一”；见福开森编：《历代著录吉金目》，第1286、1304、1307、1314、1323页。

·【66】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下册《图录部分》，图150、151，第322-325页。

·【67】同上，图193，第410-411页。

·【68】“青羊镜”，据“《小校》十五·六十八”，见福开森编：《历代著录吉金目》，第1273页。

·【69】王子今：《说汉镜铭文“人民昌”“中国强”》，载《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2期。

·【70】(汉)司马迁：《史记》，第202、279、1420、1963、305、379、381、2054、2061、2062、1425、2085、1889页。

·【71】(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86页；《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11、2113、2118页。

·【72】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73】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74】汪荣祖：《“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75】(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5-236页。

·【76】吕思勉：《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5、643页。

·【77】钱穆：《秦汉史》，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第5页。

·【78】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79】王和：《猛士的乐土：秦帝国兴衰的文化启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80】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