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智 | 清帝东巡盛京与满洲“根本之地”的政治文化构建

清帝东巡盛京与满洲“根本之地”的政治文化构建

何永智

盛京在清朝历史与国家建构层面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盛京为“国家岐丰地”,帝业之所由来[1],承载着清朝开国奠基的历史记忆，自始至终被视为“根本重地”。与之密切相关的谒陵东巡更是清帝奉行不替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康乾嘉道四帝先后十次东巡，不仅将东巡盛京打造为“孝德隆盛”的国家盛典，在巡幸途中亦注重巡省地方、察吏安民，使东巡在安抚少数民族、经略东北边疆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界有关清帝东巡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园田一龟《前清历代皇帝之东巡》、王佩环《清帝东巡》等堪称代表之作。相关成果聚焦于清帝东巡的过程及活动，对诸如东巡路线、驻跸处所、谒陵礼仪等进行了梳理，同时论述了东巡对巩固与开发东北边疆的作用、对国家政治与社会产生的影响1。近年来，白文煜主编的《清帝东巡研究》进一步关注到东巡筹备、三陵祭祀与管理、东巡御制诗文、东巡与东北交通等论题，亦有学者利用《黑图档》对东巡细节作以考述，相关研究可谓不断细化2。但总体而言，先行研究成果丰赡，却仍以现象阐述、史迹描述居多，缺少对东巡与满洲“根本之地”政治文化构建的深度诠释与解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转换，从清代国家意识形态表达、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宣教与具体实践等方面，阐述清帝东巡盛京及其政治文化构建。

谒陵祭祖是清帝东巡的根本动力。清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礼仪活动，逐步建立起“典纪巡方”“礼崇报本”的东巡盛典，反复宣扬满洲“敬天法祖”“笃切孝思”的政治理念[2]478。从“尊亲尊祖”以孝垂范的家礼，到“仰承先泽”“觐光扬烈”的国典，东巡盛京的家国同构映射出清朝“追崇我朝隆兴之本”的意识形态表达[3]。

东巡在清帝巡幸活动中与谒陵祭祖紧密相连。虽然清朝定都北京后，盛京政治地位一度下降，但不容置疑的是，盛京的政治与文化积淀并未消失。除了矗立陪京的宫殿、府署，盛京三陵即关外时期开国君主及其祖辈陵寝——永陵(葬四祖)、福陵(葬努尔哈赤)和昭陵(葬皇太极)地位未尝移易。因此，在清朝完成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与统一全国的缔造大业后，盛京三陵成为历朝君主顶礼膜拜的圣地，并由此衍生出清帝“用展孝思”“克绳祖武”的东巡盛典。

作为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登极后数度公开表示欲亲诣盛京拜谒祖陵，但在统一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东归祭祖始终未能成行。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皇帝遣官代祭祖陵，其致祭福陵祝文有言：“翘望山陵，曷胜瞻恋”,“俟岁之暇必当躬往”[4],传达出谒陵瞻仰的强烈愿望，亦为东巡奠定了政治基调。康熙帝即位后完成乃父“未竟之志”,三度东巡“发祥故地”[5]。而后，乾嘉道三帝在近百年间的东巡实践中，将“敬天法祖”的政治理念与感念先祖肇造基业的“孝治”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礼制实践，逐步确立起东巡谒陵的国家盛典。

康熙十年(1671),皇帝在第一次东巡时明确表示：“朕展谒山陵，惓惓在念。今得至发祥重地，拜谒陵寝，用展孝思。”[6]康熙二十年谕，“盛京乃祖父初创根本之地，朕不时思念”[7]。由此逐渐形成东巡谒陵以“敬展孝思”的政治主张。其东巡仪礼包括祭告陵寝、天地、太庙、社稷及赐奠功臣等一整套细密而完善的礼仪规制。例如首次东巡，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等叩谒福陵，行三跪九叩礼，“上三献爵举哀，众皆举哀毕”,随谒昭陵行礼。翌日，再诣福陵行告成礼，设牺牲、酒帛，于隆恩殿前读祝。次日，于福陵前设牲帛几筵，读祝、献爵。其后又诣昭陵、永陵行礼，仪制如前。谒陵礼毕，康熙帝御盛京皇宫大清门，文武群臣跪奏：“皇上亲诣祖陵，告成致祭，精诚至孝，古帝王所未有也。”[8]同日，皇帝以盛京为“发祥重地”,降谕宽释奉天府、宁古塔等处罪犯，又特旨蠲免山海关至奉天府各州县康熙十、十一两年正项钱粮[6]。可见，康熙帝不仅通过东巡祭祖传达其承继祖先基业、“报本追源”的政治愿望，同时借助减免赋税、宽释罪囚等惠政恩泽盛京旗民，以营造重熙累洽之盛统。

继康熙帝东巡，乾隆帝在弘扬敬天法祖理念的同时，赋予东巡以全新意涵。在第一次东巡中，乾隆帝颁示了著名的《御制盛京赋》,强调要“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必思祖宗创业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9]。各省疆臣大吏对此极尽谀词，特别指出其“圣孝”之内涵，一如“大孝追远之盛举”[10],“敬祖追远，至孝至诚”[11],等等。乾隆帝本人亦对“圣孝”反复申说，以塑造东巡为清朝累代相因的“家法”“祖制”、崇祀不替的国家盛典。正所谓“祖宗之德泽，固不可一日忘，而效法诚不可一日弛矣”[12]。尤其是初次东巡筹备过程中，有官员奏称沿途地方被水，“祈暂停前往”。乾隆帝当即表态称，地方受灾“朕心深为廑念”,“但恭谒祖陵之事，每以不能前往，迁延时日，不惟于敬谨之道不合，而心内亦实不自安”,因而要求地方官查明实情，如确无繁难即应订期起程[13]。

在完成第一次东巡后，乾隆帝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其对先祖开基创业的感怀之情，将“敬畏之忱”注入以陪都盛京为代表的关外故迹。有言，“自入盛京，历观旧迹，溯我朝之肇兴，忆祖宗之开创……每敬思之下，钦畏之念弥增”[14]。溯自兴京肇迹，辽沈迁都，瞻仰开基之地，“于创业垂统之迹，敬识之弗敢忘”[15]。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三次东巡成行，乾隆帝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强调了东巡的重要意义，谕曰：“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矣。”[16]288-289而且，乾隆帝还明确告诫其继承人、时为皇储的永琰曰：“致祭三陵，时巡旧国，为传心之大经大法”,“盛京不可不去，南巡必宜迟，即不去亦可”。如若“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即为数典忘祖，“即为国家之不幸”[17]381-382。可见，乾隆帝对东巡意义的体认，已由皇帝个人追思先祖的“孝思”,抬升到君主对“天眷”的感恩，对“先泽”的崇敬，乃至关乎朝廷根本“永保勿坠”的政治高度。

对于父祖辈的政治意图，一向法祖守成的嘉庆帝自是了然于心。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逝世未久，嘉庆帝借修葺夏园行宫一事发布谕旨，指出盛京为“根本之地”,皇父东巡其地，“原因恭谒陵寝，用展思慕”[18]。换言之，在新帝心中，东巡作为追崇祖宗遗泽的重要典礼，地位坚不可移。因而嘉庆五年宣谕中外，待次年七月释服即启銮东巡。但碍于平定白莲教诸务殷繁，嘉庆六年正月嘉庆帝不无遗憾地宣布推迟东巡曰：“盛京为帝业所基，瞻仰桥山，时殷景慕”,一俟军务告竣，必“专诚恭谒”[19]。其后，在给乾隆帝的御制“圣德神功碑”中，嘉庆帝又有如是评述，曰：“四诣盛京，岁时上诸陵，发声必哀……至于终身，以古稀天子，致戚尽礼。有加于儒行，纯乎纯孝也，推仁锡类，莫先亲亲。”正由于此，嘉庆帝牢记乃父教诲，在面临勘定白莲教后的满目疮痍和数千万军费的国库浩劫后，仍坚持安排两次东巡。特别是在第二次东巡筹备之际，有臣僚以夏季亢旱为由，请暂停谒陵，嘉庆帝不禁“览奏愕然”,力陈东巡乃“圣孝崇先”的“化理之原”,“列圣以来皆躬诣陪都、祗谒三陵，垂为典则”,“世传弗替”。又言：“我朝列祖列宗皆以孝治天下，列圣徽号，必以孝称。诚以孝为百行之首，始于宫庭，达于四海。”[20]及至亲诣陪京，嘉庆帝重申东巡巨典断不可废，所谓“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后世子孙若心存耽逸，“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17]382。进一步将东巡抬升到关系“国家大本”的政治高位。

因此，道光帝即位后未曾忘却东巡。道光八年(1828)六月谕军机大臣等：“盛京肇基帝业，桥山具在。朕自御极以来，无日不以躬亲展谒为念。”迨至是年七月平定张格尔之乱，道光帝当即谕示内阁：“朕寅承统绪已经八载”[21],次年八月即亲诣盛京，一切“悉循祖制”。道光九年九月，皇帝莅临崇政殿，扈从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等行庆贺礼。礼成后，皇帝颁诏天下：“溯夫圣祖三巡，高宗四谒。皇考御极以后，再诣桥山，恭申景慕。朕寅承大统，笃念贻谋，仰缔造之宏规，懔显承于盛烈。”所强调的依然是敬天法祖、保邦致治的承续性。尽管此次东巡勉为其难，来去匆匆，亦为清帝东巡之终结，但道光帝仍践行了先祖“谨循成宪，爰莅留都”的政治使命[2]478。

由以上梳理可见，东巡盛京在盛清时期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康熙帝草创其事，乾隆帝申说其志，嘉道两帝复效法于后。在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东巡成为清帝彰显“圣孝”观念、绵延“祖宗遗绪”,叙家国之伦、阐至德要道的国家盛典，而“子子孙孙，钦承勿替”的使命传承，更使东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皇家仪礼，承载着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17]380。例如，在标榜“孝治”的同时，清帝将缅怀先祖缔造基业与自身作为执政者的“持盈守成”相联系，讴颂先祖背后仍有着巩固现实统治的政治考量。考察康熙帝历次东巡时间可知，其东巡目的意在彰显对祖宗创业的敬畏与自身“守成”担当的自诩。因此，康熙帝三度东巡分别在清除鳌拜势力、平定“三藩”之乱与亲征准噶尔之后，无疑冀望以戡乱统一之功告慰先祖。如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告以臣下曰：“自逆贼吴三桂倡乱滇南，多方煽动。军兴八载，中外驿骚。仰赖祖宗在天之灵，默垂眷佑，殄灭凶渠。民生乂安，疆域底定。特行遍祀山陵之礼，用告成功。”[22]

乾嘉道三帝诣陵致祭亦有告祭先祖、“耀武扬威”的现实用意。如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捷闻，皇帝以此皆“仰邀列祖福佑”,惟念东巡尚未逾岁，上年恭谒祖陵“俱已虔诚默祷”,不欲“重烦我豳岐父老”,遂改由皇子代行告祭礼[23]。至嘉庆朝戡定白莲教，“党恶十数万悉被殄除”,嘉庆帝亦虔诣山陵以谢列祖垂佑[24]。道光八年二月，道光帝接前线战报，得知逆裔张格尔等被获，旋即降旨，以回疆底定，“边徼乂安……宜修告功之典，用昭寅感之诚”。先遣亲王代祭祖陵，次年即亲谒叩谢[25]。甚至在同治三年(1864)平定太平天国后，清廷亦遣官虔告“宣捷之忱”,感激“列圣垂慈，得以建此伟绩”[26]。总之，清朝统治者打造东巡礼制，其推力不仅源于宣扬“法祖”“孝治”等政治理念，亦符合其现实统治的需要。

东巡是清朝君主恪守尊亲传统、宣扬孝治观念的政治实践，而清帝以亲祀者身份，在“满洲故地”这一特殊场域追慕先祖，其一系列具有典范意义的仪式操演背后，亦蕴含着清朝统治者通过国家礼制建构，诠释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投射。透过陪都符号的刻画、朝礼沿途神祇，东巡不仅营造出辽沈旧疆作为“发祥之地”的神圣空间，表达了清王朝“社稷永延”的政治愿景，同时强化了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反映出清代国家“大一统”政治认同及其诉求。

其一，清帝借助东巡盛京塑造“发祥之地”的政治符号，建构“眷怀辽沈旧疆”的神圣空间[17]381。

众所周知，祖先祭祀属于“五礼”中之吉礼。东巡祭祖由都城北京至陪都盛京的延展，是清朝将满洲“根本之地”纳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清帝依托盛京的地理空间与文化基元，将陪都打造为书写清朝开国记忆的地域空间。其中最为引人瞩目者当属康乾诸帝对盛京三陵“桥山”意象及神圣空间的塑造。所谓“桥山”即黄帝冢。作为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始祖，黄帝一统天下、肇造文明，凝聚着华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地理角度而言，“桥山”地隶陕西，与盛京相去绝远。而清帝将盛京三陵比同桥山，无疑意在阐明清朝统治与中原王朝更迭的正统世系一脉相承。因此，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盛京以“桥山在焉”被视作国家“丰沛旧乡”[27]。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巡谒陵将“敬天法祖”与统治合法性相联系，三陵得以成为清帝塑造政治权威、“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的符号象征[28]。正所谓“盛京系国朝丰镐之邦，祖陵为先帝万载神游之地”[29]。

透过清朝统治者在东巡过程中发布的谕旨、诏令及御制诗章，可见盛京“神圣空间”的重构过程。乾隆帝有言，“我朝列祖列宗，圣圣相继。溯自龙飞东土，以至定鼎神京”[30]。又曰：三陵巍然在望，“遥企桥山，每深依恋”[31]。其《御制盛京赋》更将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比作“天府之国”,视此为清朝圣祖神宗的辉煌圣域，后世子孙的寻根之地与精神家园[32]。嘉庆帝在两次展谒祖陵后亦指出，“兴京、盛京实为发祥之地，桥山鼎建，万古维昭”。今海宇乂安，“此皆仰赖列圣在天之灵”[33],“大清景运隆长实系于此也”[17]380。可谓极力阐发盛京作为“神皋”“神乡”而得天垂佑的无可替代性。道光帝东巡礼成后，颁诏天下曰：“辽海隩区，陪京旧迹。弓剑肇开夫骏业，车书式廓夫鸿图。在昔虎踞龙蟠，实钟瑞气。迄今瓜绵椒衍，永迪前光。”[2]478由此进一步阐明，盛京不仅因“皇清三代圣朝”[2]478而威严，更因“万峰环拱，众水祖宗”而神圣，是以成为王迹肇兴、缔造宏规的正统所寄[34]。

其二，清帝依托盛京宫殿、庙宇、列圣遗物等元素符号，具象化地点缀“发祥之地”,打造具有典范意义的神圣空间。

为凸显陪都尊崇地位，盛京城池、宫殿等俱仿京城，“颇准神京之制”[35]。尤其是盛京宫阙，作为陪京的符号象征，不仅是清入关前开国君主的龙居之所，更是清朝定鼎中原后东巡诸帝的驻跸之处，经过康乾时期的不断修扩，已然成为兼具开国史迹与东巡行宫的宏伟宫殿群。嘉庆帝两度东巡即先后以盛京皇宫大清门、崇政殿、十王亭、清宁宫，盛京城八门及四塔四寺等作为媒介，构建陪都的神圣空间。如嘉庆十年《御制盛京颂》有云：“门焕大清，殿瞻崇政。层楼迥标，十亭相映。正寝清宁，基福锡庆。土壁葛灯，起慕起敬。”[36]1046嘉庆二十三年《御制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有云：“天作皇清，开基拓土……旧都建极，巩固金墉。八门四塔，奥义蕴藏。殿阁正寝，制备九重。开创鸿业，奕叶繁昌。”[17]383此中，盛京宫阙、殿宇、寺庙、城门等标志性元素，成为展现陪都“万载丰沛”、书写清朝盛世记忆的符号载体。

追忆乾隆四十八年随皇父东巡之场景，嘉庆帝更是颇为动容，称“皇考四诣陪京……携予小子及成亲王、庆郡王周历川原，展谒陵寝。登实胜寺西阁，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垂涕泣而宣谕，并示以祀神帏幔，不可更易。子臣敬领训言，心钦诚服”[36]1045。又言，恭谒三陵后，于长宁寺、实胜寺瞻拜先帝衣冠弧矢，敬览清宁宫神幔葛灯，“子臣等跪聆天语，铭泐五中”[17]381。此中，实胜、长宁等寺作为关外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亦即清朝开国君主礼佛之处。清宁宫则为盛京皇宫的帝后寝宫，亦即清皇室第一座萨满祭祀神堂，与之相关的神幔为清宁宫祭祀的重要神具，葛灯亦即“糠灯”,为清宁宫原贮皇太极遗物[37]。换言之，盛京寺庙为清帝提供了瞻仰、凭吊先贤的“祖庙圣域”,清宁宫、神幔、糠灯三者则成为清帝追溯满洲家风、缅怀祖先基业的文化符号，因而被反复吟诵。

实体建筑之外，盛京宫殿、三陵庋藏的先祖“圣物”亦是陪都神圣空间的重要装点。如凤凰楼供奉列祖圣容及册宝，崇谟阁尊藏列朝实录、圣训，敬典阁尊藏玉牒，保极宫供奉御笔挂屏，内库存贮列祖列宗御用朝冠、袍褂、甲胄、弓箭、鞍辔等[38]。特定的元素符号既有着特殊的隐喻，同时构成装点神圣空间的符号系统。乾隆帝东巡曾多次瞻仰先祖遗物，歌以咏志。如观览太宗御用鹿角椅，以其“制朴身常泰”“俭似葛灯遗”,借以追忆先祖开创之艰，歌颂满洲质朴之风[39]。恭瞻太祖、太宗御用甲胄、弓矢后，乾隆帝感喟先人“殊勇殊智殊仁衷”[40],并借助“宝藏示家法”的“戎念”传承，教育子孙后辈无忘武备[41]。在《恭瞻太祖所御冠服》一诗中，则以“冠服重瞻五世孙”传达孝思，以“沐雨栉风恒此共”[42],表明其上不负先祖创业之绩，下不懈继志守成之功。

其三，清帝东巡途中举行的一系列朝礼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动亦别具意义。如致祭长白山、松花江、北镇医巫闾山等，凡“御路经由之勅建庙宇”[43],均拈香祷祝。相关祭祀活动既是神圣空间建构的组成部分，亦是清帝从国家礼制层面标榜王朝合法性、塑造“大一统”政治认同的重要礼典。

根据东巡规制，“驾诣盛京恭谒祖陵，应行秩祀处所”包括：清朝“祖宗发祥之地”长白山，交与吉林将军致祭，或遣专官致祭。如乾隆帝初次东巡，因“御极八年，聿展谒陵钜典”[44],特遣官致祭。北镇医巫闾山，乾隆八年遣官致祭，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庆二十三年等均由皇帝亲诣行礼。“萦护陪京，滋演亿载灵脉”的松花江，乾隆四十三年建庙专祭，后交吉林将军致祭，或遣官致祭[45]。其余东巡祭祀的山川神祇有如北海神、巨流河神、浑河神、辽阳太子河等，皆系谒陵礼成后遣官致祭。

从祭祀目的看，清帝在东巡途中朝礼名山大河，不仅赋予了山河以“折冲御侮”“封疆镇守”的政治意涵，同时昭示了帝王常奠河山、文德武功炳曜无疆的统治地位。如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乾隆帝驻跸广宁，亲诣北镇庙行礼，并赋诗云：“敬谒桥山大典昭，旋舆蠲吉祀寅朝。提封于昔更无北，望秩而今溯有姚。庙古百王虔盛享，神庥亿载佑全辽。高低黍稻盈豳野，岁岁颙祈风雨调。”[46]在乾隆帝看来，医巫闾山屹峙东北，形如神京之翊辅，护王气以壮鸿图。身处其间，回想开国先祖在此亲统大军、征伐天下的战功伟绩，不由感叹北镇“作镇开鸿业”的守土护疆之功[47]。是以赋诗礼敬，祈求山神庇佑国家风调雨顺，表达了清朝自盛京龙兴而统有天下，得名山大河护佑而国祚延绵的政治愿景。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途经巨流河，乾隆帝深感此河“襟带神皋，恬波涵润，实为陪都境内大川”[16]271。因而缅念河神萦护陵寝、庇佑陪都，遂敕建神庙，以期“安流于沃壤……共庆舟梁之便”[48]。至乾隆四十八年东巡至此，又赋诗感怀。其诗有“夏霖或泛涨，旁侵多淖泥。崇徳辟坦途，王政不谋齐”一句，可谓思古抚今的应景之语。遥想崇德三年(1638)巨流河夏雨泛涨，商旅难行。皇太极发帑修治，“两旁掘濠以便行旅”,又经康雍两朝叠次兴修，终使泥淖变坦途。迨至乾隆帝诏建神庙，栋宇焕彩，河神效灵，则百余年间巨流河修治相沿不废。是以皇帝赋诗敬祈神明佑昭，冀望河水滋养陪京灵脉，使“两京连亨逵”[49]。

综上，清朝统治者借助盛京“丰镐之区”的神圣空间进行意识形态构建，以清三陵比拟黄帝陵，申说国家统治的正统性，以陪都宫阙、寺庙诸元素符号强化满洲群体的共同记忆，继而将“社稷永延”的政治理想融入东北山川形胜的祀典活动中，传达清朝国运兴旺、国祚绵长之要义。

清朝统治者以“敬天法祖”为口号，从承天受命与祖宗统胤的角度汲取政治合法性，传达东巡背后的道统与治法。而实践层面，清帝对谒陵意义的表述并非仅停留于谕旨、辞章、诗赋等文本层面，实则具有将国家政治文化图景推向臣民的清晰目的[50]。例如赐祭功臣勋旧，告诫臣僚竭忠奉职，抚驭蒙古诸部以保固“大一统”疆圉格局，砥砺满洲官兵、倡导尚武精神回归等，无不是清帝向广大臣民的公开宣教。

第一，清帝通过东巡赐奠开国诸王勋旧等礼仪活动，宣扬“忠君报国”的政治理念。

赐奠开国诸王、功臣是东巡祀典中制度化的仪式环节[51]。通过有形与无形的君臣互动，清帝以祭奠功臣、纪实铭勋的方式，传达了国家对忠君报国观念的阐扬。康熙十年首次东巡，皇帝即于拜谒昭陵后，遣官致祭诸王功臣墓。惟资料缺失，赐祭细节不得而知[52]。康熙二十一年第二次东巡，康熙帝在恭谒福陵礼成后，遣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等人代祭开国勋臣颖亲王萨哈廉、克勤郡王岳托、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亦都等六人。翌日昭陵大祭，遣礼部尚书郭四海等往祭多罗靖定贝勒费扬武、大学士达海巴克什、盛京昂邦章京叶克书等二十余人[53]。其中既有屡建战功的武臣名将，亦有文臣贤士、守边将领、先帝辅赞等，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忠诚为国”诸臣的恩礼。

第三次东巡，康熙帝于致祭福陵后亲临“开国佐运勋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之墓，“各奠酒三巵”,随从王大臣及勋臣子孙皆叩头致敬[54]。此中，皇帝亲自参与、表率群臣所展现的礼遇勋旧与君臣互动，被时人视为“亘古希闻之盛事”。如奠酒前，额亦都之孙、散秩大臣阿灵阿等奏言：“自古以来，未有君临臣墓，亲行奠酒之典”,今圣上亲临奠酒，“不但臣等不克当，即臣等祖灵亦何能自安也”。康熙帝乃宽慰曰：“尔等仅知为尔之祖，至列圣开国定鼎、辅佐勋劳，尔等未必详悉。朕比年来观阅实录，始知尔等之祖，于列圣开创时功绩懋著，深属可嘉。朕既亲来谒陵，不临尔祖墓奠酒，何忍旋京?”[55]可见，康熙帝之所以在谒陵之际赐祭功臣，既有追念开国元勋之用意，同时亦借此宣扬忠君爱国之道，砥砺臣工竭诚効力。

康熙东巡后，乾嘉道三帝在东巡典礼中无不恪守赐奠功臣之仪，特别是乾隆八年东巡后，清廷确立赐奠之制。据相关档案记载，谒陵东巡应行祭奠王公、功臣包括：永陵武功郡王、恪恭贝勒，于祭陵日遣官致祭；颖毅亲王、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图尔格，于谒陵礼成后，遣官读文致祭，或由皇帝亲诣奠酒。此外，另有应遣官致奠亲王达尔翰等十一人，功臣达海巴克什等二十四人[56]。

除借助典范化的祭奠仪式表达对勋臣的缅怀与哀思，清帝亦御制诗章，告诫臣僚不忘前人缔造之功，继续效忠朝廷、输诚效力。如乾隆帝祭奠岳托之诗曰：“忘家惟为国，力勇更谋沉”[57]。在为额亦都祭酒时，称赞“嘉尔忠秉素，宁惟勇绝伦”[58]。嘉庆帝赐奠扬古利诗云：“应运佐开国，来归屡立功。奋威抒勇略，致敬竭诚忠。”[59]赐奠费英东之诗曰：“天命功臣首，请缨弱冠时……际遇风云会，勋名竹帛垂。”[60]相关诗句中反复出现的“忠”“国”“功”“勇”等字眼，鲜明地传达出清朝统治者对先驱勋旧的极力褒扬，在现实层面则可笼络勋旧世裔，鞭策当朝臣工。

第二，清帝借助东巡地缘之便联络周边少数民族、巩固东北边疆治理，切身履践“大一统”政治理念。

盛京为清朝肇基之域。自辽沈开疆，清朝“肇造区夏”,逐步确立“大一统”疆域格局，“自唐虞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17]380。东巡亦与清朝民族政策、边疆经略密切相关。康熙帝首次东巡即以谒陵为契机控驭蒙古诸部。当是时，蒙古王公闻知皇帝东巡，乃纷纷来朝。康熙帝驻跸沙里河、连山期间，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王公相继前来觐见。回銮途中，来朝者亦甚众[61]。对此，康熙帝一一加恩赏赉，更借此宣布恩威，收笼络怀远、抚驭蒙古之效。正如其所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62]。

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将注意力聚焦于蚕食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此次，皇帝远行至吉林，抵达乌拉，并亲自召见将军巴海部署边务，谕曰：“卿膺边地重任，尚其黾勉”,“罗檫贼寇虽云投诚，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5]。未久，清廷于黑河沿岸增设黑龙江将军镇边御远，同时营建水师、筹备粮饷，由此为日后的“雅克萨之战”大捷及《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康熙三十七年第三次东巡，正值清朝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战事告捷。此次东巡线路未依循传统官道，而是出古北口、过长城，经过蒙古喀尔沁、翁牛特、敖汉、科尔沁等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安抚漠南蒙古，稳固满蒙联盟。因此，从驭边治疆角度看，东巡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清朝强化东北战略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帝四诣盛京仍关注于边疆事务。如乾隆八年第一次东巡，由京师先赴热河，继而一路出古北口，取道蒙古诸部至吉林长岭，再至盛京。行进途中，乾隆帝先后接见前来迎驾的蒙古四十余部王公，尔后直驱木兰围场，联谊漠南蒙古。行围过程中，蒙古王公官兵扈从效力，“踊跃欢欣”[63]。目见其“共效精诚”,乾隆帝颁旨表示：“朕此次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实为敬谨。此不惟王扎萨克等各感我皇祖、皇考豢养隆恩，竭诚奋勉，乃至伊属下蒙古亦皆欢欣鼓舞，不辞劳瘁。朕甚嘉之。”而得知蒙古游牧为生，不种田禾、缺少米粮，乾隆帝又效仿乃祖，命由盛京运米备贮，赏给官兵，又加赏钱粮、布匹以资接济[64]。至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乾隆帝仍按第一次路线，从避暑山庄至喀尔沁、敖汉、土默特、科尔沁等部，目的仍为加强与漠南蒙古的联盟，巩固多民族统一关系，有效化解了蒙古诸部动荡不定的诸多不利因素。

第三，清帝通过东巡中的阅兵行围活动“用习武事而昭家法”[23],倡导满洲“尚武”精神的回归。

八旗专尚弓马，骑射为国之利器，尚武更是满洲的民族精神，亦即清朝统治者不断强调的“国法”“旧章”。清帝在东巡过程中格外重视校阅八旗官兵骑射，讲求满洲技艺、彰显满洲本色。如康熙帝首次东巡，于谒陵礼成后御大清门，命扈从官员及盛京文武各官步射，随即“亲射数矢”[65]。第三次东巡亦屡次于大清门、盛京校场等处率诸皇子射箭，并多番阅视盛京文武官员演武较射，甚至躬亲垂范，不仅“所射皆中的”[66],极大地鼓舞了八旗兵丁留心技勇，更传达了清帝振刷满洲“尚武”精神之要旨。

乾隆帝数次东巡亦格外注重阅视八旗官兵武备。乾隆八年九月初六日谕，“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尤为可嘉”。二十六日谕，“朕此次恭谒祖陵……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朕甚嘉悦”。又告诫盛京将军、副都统等武官：汝等职司训练八旗士卒，“与他省武职不同”,尤当实心供职[67,68]。值得注意的是，为坚守满洲“尚武”精神，乾隆帝在历次东巡途中对惰忘骑射、有玷“满洲本色”者不吝批判。如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清宁宫祭祀后，乾隆帝见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遂援引实录中太宗之谕，“今宗室之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满洲旧俗”,斥责其未能恪守祖宗成宪。行围之暇，乾隆帝严厉训斥部分宗室王公射箭虚发、技艺生疏，有言：“朕尝射鹄连中多矢，而与王等较射时往往不中者，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尔等皆系太祖、太宗一派子孙，乃至如此”,实谓旷废满洲旧典，有失满洲旧风[69]。

迨至嘉道两帝东巡，皇帝虽因“恭谒祖陵，无暇阅操行围”,但其振刷满洲“尚武”精神之意未尝稍有松懈，仍强调将照常阅视官兵演射布靶，要求将军等武官切实勤练兵丁[70]。如道光九年东巡驻跸莲花背御营，道光帝亲御弓矢，“并阅盛京官员及兵丁等射”。翌日再御行幄，阅看吉林官员及兵丁等射靶，并以吉林将军瑚松额中箭三枝，命赏穿黄马褂，加意鼓舞士气[2]470。在道光帝看来，骑射为“满洲旧制”,凡八旗官兵皆应娴熟以裕武备。故东巡途中，不时检阅骑射，躬亲射矢，“无非欲使旗人服习勤劳，操练技艺”。其背后隐含着清帝借东巡而演武，教育“根本之地”八旗子弟，由此振刷满洲“尚武”精神的政治深意[71]。

盛京为满洲“根本重地”,清朝发祥于此、奠都于此，并由此入主中原而统一全国，故被尊为“龙兴之地”。在清朝统治者的不断经营、形塑和打造下，盛京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关乎清朝国家认同与“大一统”政治文化构建的符号象征。因此，康乾嘉道四帝十度东巡盛京，并借助东巡典礼持续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图景推向广大臣民。

在以谒陵为主导的一系列仪礼及巡阅活动中，清朝统治者建立起“圣孝崇先”“巡方肄武”的东巡盛典。又借助《御制盛京赋》《御制盛京颂》等谕旨、诗章，反复宣扬“敬天法祖”“发扬谟烈”的政治理念，由此证明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代王朝国家谱序中的正统地位。盛京满洲根本之地神圣空间的塑造，则围绕一系列文化符号的演绎与装点展开，象征着清朝开国奠基的历史记忆及对东北边疆统治秩序的权力表达。政治宣教与实践层面，清帝在东巡中始终不遗余力地训诫臣僚竭诚尽职，砥砺八旗官兵勤练骑射，更屡屡亲自走向台前。其所极力展现的“笃切孝思”与“大一统之盛”背后，无疑掩映着清朝国家意识形态的终极表达，亦即清朝基于“大一统”政治文化底色，通过阐扬与践履“大一统”政治文化观念，从而确立统治合法性与王朝正统性的政治过程。

当前学界对清代政治文化构建的关注，主要基于传统学术史脉络，探讨儒家思想与清朝国家体制的结合及其地方实践；或以“大一统”为视域，揭示清代国家在疆域控制、合法性构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等方面的层次性。透过对清帝东巡盛京与满洲“根本之地”政治文化构建的梳理，可见清朝统治者充分调动与运用自身文教体制，宣扬与书写“大一统”政治文化概念，建构“大一统”政治语境与媒介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此一视角转换不仅有助于跳脱既有研究范式，同时有裨于加深对清代国家何以于满洲“根本之地”提升政治凝聚力、树立统治合法性，进而缔造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的“大一统”国家的认识。

[1] 董秉忠等.盛京通志：卷首：董秉忠序 [Z].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4.

[2] 清宣宗实录：卷160 [Z].道光九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湖北巡抚晏斯盛奏为皇上皇太后前往奉天叩谒祖陵职守封折敬陈依恋事：乾隆八年六月十一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21.

[4] 清世祖实录：卷86 [Z].顺治十一年九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679.

[5]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1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5.

[6] 清圣祖实录：卷36 [Z].康熙十年九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492.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

[8]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1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3.

[9] 清高宗实录：卷202 [Z].乾隆八年十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596.

[10] 署理湖南巡抚蒋溥奏为皇上恭谒兴京祖陵臣未同随驾亲瞻敬陈下悃事：乾隆八年七月二十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52.

[11] 江西巡抚陈弘谋奏为皇上奉皇太后恭谒祖陵不获扈从恭请圣安事：乾隆八年七月二十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51.

[12] 协理陕西道事广西道监察御史奏为随驾谒陵留心体察守成之道与创业无殊宜益求勤俭冒昧进言事：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64.

[13] 清高宗实录：卷179 [Z].乾隆七年十一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310.

[14] 清高宗实录：卷199 [Z].乾隆八年八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557.

[15] 清高宗实录：卷1066 [Z].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250.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 [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3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9.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9.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2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36-537.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3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63.

[22] 清圣祖实录：卷101 [Z].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19.

[23] 清高宗实录：卷489 [Z].乾隆二十年五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136.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9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9.

[25] 清宣宗实录：卷133 [Z].道光八年二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22.

[26] 清穆宗实录：卷107 [Z].同治三年六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87:362.

[27] 清高宗实录：卷472 [Z].乾隆十九年九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1111.

[28] 阿桂等.满洲源流考：卷19:国俗四 [Z].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361.

[29] 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奏为皇上车驾东行躬谒祖陵请慎起居事：乾隆八年六月十三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16.

[30] 清高宗实录：卷196 [Z].乾隆八年七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86:519.

[31] 清高宗实录：卷1041 [Z].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1986:938.

[32]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5:天章六·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72.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0册 [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03.

[34] 朴趾源.热河日记 [M]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53.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415.

[35] 成海应.燕中杂录 [M] //林基中.燕行录续集：卷121.首尔：尚书院，2008:770.

[36] 清仁宗实录：卷149 [Z].嘉庆十年八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 白洪希.盛京清宁宫萨满祭祀考辨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02):31-36.

[38] 盛京将军奕经奏为循例瞻仰三陵查验各项完竣事：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2-0436-002.

[39]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2:天章三·敬观太宗所御鹿角椅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10.

[40]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5:天章六·恭瞻太祖皇帝甲胄作歌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63.

[41]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5:天章六·恭瞻太宗皇帝所御弓矢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63.

[42]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5:天章六·长宁寺恭瞻太祖所御冠服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64.

[43] 礼部呈皇上展谒祖陵祀礼单：道光九年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2821-007.

[44] 翰林院编修董邦达呈长白山祭文拟单：乾隆八年十二月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14-0009-066.

[45] 清高宗实录：卷1067 [Z].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268.

[46] 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53:祭北镇医巫闾山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5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90.

[47] 清宣宗御制诗余集：卷3:致祭北镇医巫闾山恭依皇祖元韵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82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25.

[48]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1:天章二·祭巨流河神庙文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97.

[49] 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16:天章七·渡句骊河 [M]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83.

[50] 张一弛.御制《盛京赋》与清代政治文化：以《盛京赋》的发布、传播与阅读为中心 [J].清史研究，2018(01):37-51.

[51] 常越男.论清帝东巡与赐奠满洲异姓勋臣 [C] //赵志强.满学论丛：第6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79-87.

[52]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1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3.

[53] 清圣祖实录：卷101 [Z].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乙卯、丙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17-18.

[54] 清圣祖实录：卷189 [Z].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8 ;清圣祖实录：卷190 [M].康熙三十七年十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9.

[55]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6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17-118.

[56] 署理礼部尚书那清安等奏为本年驾诣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王公功臣坟院应行祭奠处所事：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2821-036.

[57]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100:酹克勤郡王园寝叠戊戌诗韵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6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03.

[58]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100:赐奠功臣额亦都墓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6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04.

[59] 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15:赐奠扬古利墓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7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51.

[60] 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15:赐奠费英东墓 [M]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7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51.

[61]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1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3.

[62] 清圣祖实录：卷275 [Z].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700.

[63] 清高宗实录：卷197 [Z].乾隆八年七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530.

[64] 清高宗实录：卷198 [Z].乾隆八年八月癸丑、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544-546.

[65]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1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4.

[66] 徐尚定.康熙起居注：第6册 [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19-120.

[67] 清高宗实录：卷200 [Z].乾隆八年九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1986:567 .

[68] 清高宗实录：卷201 [Z].乾隆八年九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582.

[69] 清高宗实录：卷202 [Z].乾隆八年十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595.

[70] 清仁宗实录：卷136 [Z].嘉庆九年十一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1986:856.

[71] 清宣宗实录：卷151 [Z].道光九年二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322.

1参见[日]园田一龟:《前清历代皇帝之东巡》,奉天:盛京时报社,1930年;王佩环主编:《清帝东巡》,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秉忠:《论清帝东巡》,《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5期,第121-127页;丁海斌、滕春娥:《谈清帝东巡与陪都盛京》,《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第62-67页。

2参见白文煜主编:《清帝东巡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苗壮:《清帝东巡书写活动与盛京地区文化地位的确立》,《满族研究》2019年第4期,第55-60页;吴世旭:《从“展孝思”到“告成功”:清帝东巡的缘起与奠基》,《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209-215页;王睿嘉:《〈黑图档·道光朝〉所见道光帝东巡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邢佳琪:《嘉道二帝东巡盛京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