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升 | 《王际华日记》的史料价值与整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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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际华日记》的史料价值与整理说明

王际华（1717～1776），字秋瑞，一字秋水，号白斋、梦舫居士，室名二十四福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十年（1745）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十五年，任广东肇高学政，旋以忧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馆开馆时，他以礼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出任《四库全书》总裁。该年八月，加太子少傅，改任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总裁、《四库全书》总裁（自五月起专管《四库全书荟要》事）。卒于乾隆四十一年，年六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其子王朝梧，授内阁中书，曾任四库馆分校官，后官至山东兖沂曹道。王际华之弟名锡寿，曾任四库馆誊录。王际华一生著述不多，除这部日记外，几乎没有什么著作留存下来。

存世的《王际华日记》也只是残本，而且还分藏两处。

其一，上海图书馆藏《王际华日记》（清乾隆三十七年），四册。

清王际华撰，朱丝栏稿本，现影印收入《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3册。原书曾为周越然的藏书。书前钤有“言言斋善本图书”朱文长方印，正文首页右下方钤“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印。卷前钤有“王际华”阴阳文方印、“白斋际华”朱文印。书中另有“澹如居士”朱文方印。此外，据书中所钤“曾经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陈列”朱文大方印可知，周越然曾将此书送交展览会陈列。

上海图书馆藏本《王际华日记》所收只有乾隆三十七年一年之日记，所记起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乾隆三十七年，王际华时任礼部尚书，故日记所载之事亦多与此官职有关。

原书正文为行草书写，写于每半页十行的红格纸上，有个别地方有残缺。其书法娟秀妩媚，错落有致，颇有苏轼书风，在清代书法界有一席之地。

其二，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王际华日记》，二册。

国图题作《王文庄日记》，清王际华撰，清乾隆朱丝栏稿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上钤有王际华“臣”“华”之印。原书前后钤有郑振铎之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可知其曾为郑振铎旧藏。现先后被影印收入《历代日记丛钞》第30册、《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40册。

国图本《王际华日记》所收包括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两年的日记。其中乾隆三十五年日记，所记起于该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腊月（十二月）三十，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乾隆三十九年日记，所记起于该年正月初一，终于该年腊月（十二月）三十，依次收录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腊月（十二月）之日记。乾隆三十五年，王际华时任礼部尚书，故日记所载之事亦多与此官职有关。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时任户部尚书，并兼任四库馆总裁，故日记所载多涉《四库全书》编修之事。

原书正文为行草书写，写于每半页十行的红格纸上，字迹、用纸均与上述的上图本同。

通过现存的日记可以看出，王际华写作日记的态度是相当认真的，几乎每日不漏都有记载。即便当时没有记载，也会设法补上，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初八的日记即为补记。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七、八、九三天未有日记，但日期已标出，且留有余纸，估计是要补写的，后来不知为何未能补上。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的日记，也是如此

王际华身为清廷重臣，且兼任四库馆总裁，其日记对当时清廷政治经济活动、北京上层社会生活、四库馆工作等，均有详细、可靠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四库研究

由于总裁刘统勋去世较早，于敏中与王际华遂成为四库馆早期最重要的两位总裁。《王际华日记》对其总裁工作有较多反映。

1.办理《四库全书荟要》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修书的衍生物。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四库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荟要》，由于敏中与王际华负责。荟要处即设在武英殿。据《王文庄日记》所载，其时王际华较为频繁地入值武英殿，应与其负责《四库全书荟要》的编修有关。例如，《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载：“直武英（办《春秋通说》）。”十一月五日载：“未刻至武英看书，销签，迫暮乃返。”

其时王氏办书甚为勤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览书籍，如《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载：“杜门。……看荟要处书致疾，夜子方寝，气即上逆，彻夜立以待旦，苦矣。”十月二十九日载：“卯初起，以风冷异常。上诣寿皇殿，于永恩殿用早膳，姑不入直。坐至辰正（阅《荟要》书），始赴午门前，……”乾隆对王氏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据“谕内阁四库全书处进呈各书疵谬迭出总裁蔡新等着交部察议”（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载：“四库全书处进呈钞录书本，朕连日偶加翻阅，检出舛漏处，不一而足。……至各总裁内，王际华于校勘《荟要》诸书，加签标识者甚多。前此呈览时，朕详加批阅，并未见有字画错误之处，办理尚属尽心。此次著免其议处。”这在《王际华日记》中也有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入直，……昨上以《荟要》进书无讹免予处分，今日奏谢。”

《王际华日记》中关于进呈《四库全书荟要》及乾隆审阅《四库全书荟要》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及分析办书之流程。其时，王氏将缮写好的《四库全书荟要》分批进呈御览，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载：“以《荟要》百一册上呈。”乾隆则审阅进呈之书后即发下交回荟要处。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六日载：“入直，……坐看书。午初，上回宫，看《荟要》，随看随下，至晡乃毕，予始归。”乾隆审阅是非常快的，此批书共101册，午初开始看，至晡时已全部阅览完毕。关于乾隆审阅的速度，还可参看《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日载：“入直（覆进《荟要》囗答书五册，薄暮下）。”五册书当天也审阅完。另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入直。以《荟要》一百一册上呈。未正归。”十一月二十五日载：“卯初一刻进西华门，憩造办处。《荟要》一百一册都下。”五天时间，101册又已审阅完。又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日载：“入直。以《荟要》书八十五册呈览。次日晚下，蒙恩许可。”可见，只过了一天，就审阅完85册。

从上可看出，乾隆确实是一一审阅过进呈本的，而且审阅速度特别快。当然，由于时间关系，乾隆不可能很细致地阅读这些书。

2.办理聚珍本

作为武英殿总裁及四库馆总裁，王际华还要兼管聚珍版事务。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载：“奏请国子贡生十人，祥庆管摆字；又供事六人。”五月十一日载：“奏武英殿通行书并聚珍版书，俱蒙温旨。晚奏宋版杜诗，大惬圣意。”可见，王际华应该是主管聚珍本的总裁。

从日记看，王际华办理聚珍本的工作还包括以下几个。（1）督催办书。据《清高宗实录》卷972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庚辰朔，谕曰：蒋赐棨著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随同王际华查催书籍。”另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载：“午初直武英，蒋戟门始至此办事（前月三十日奉旨复轻车都尉，次日奉旨命随同予催查书籍）。”（2）稽查功课。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日载：“直武英殿（张、李二公同饭。嵇大司马亦至，同吃饭，颇精洁）。定稽核一岁功课谕单。”六月十五日载：“直武英殿。清查一年以年（来）功课，事毕乃食。”誊录姚岐谟旷课数月，分校郑爔不查报，即在此时被主管的总裁王际华查出的，而王际华也因没有及时查出而受处分。

3.其他

《王际华日记》还记录有其他有关四库学的史料。例如以下几个方面。

（1）荐人。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九载：“是日，予奏请以查莹充纂修，蒙允行。”九月初五载：“张羲年过谒，送《王文成集》、《全浙遗书目》。”十月十九日，于敏中、王际华等奏请令张羲年在四库馆纂修上行走。可见，张氏与王氏关系不错，故得以被荐入馆。

（2）选取誊录。据于敏中致陆锡熊函云：“誊录一项，现在勿庸再添，其详已具王大宗伯启中，想必致阅也。（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六月）”，“候补誊录即传令抄书，未补之前所写之书如何核计，似当定以章程，方为周妥。昨已有札致王大农矣。（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五）”。而《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载：“本日奏捐纳各誊录留馆优叙（得旨允行）。”六月初十载：“明亭相公复欲收录钞胥，说以止之。”十一月初三载：“至翰苑，面试应考篆隶誊录十八人、绘图三人。试毕，封送金坛。”可见，王际华也负责誊录的选取，而且于敏中还与其往复讨论此事，似乎很重视王氏的意见。

（3）助校。四库馆臣常请助校帮助办书。《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载：“延朱大庭到家，办对《荟要》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邵廷仕来（予延之对《四库全书》也。下榻海掌院）。”朱大庭、邵廷仕应该均是总裁王际华请的助校者。

（4）《大典》余纸的颁赐。四库开馆之初，乾隆曾将《永乐大典》余纸赏赐给四库馆馆臣。但是，馆臣获赐余纸的数量是多少，我们并不清楚。《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载：“本日恩赐《永乐大典》纸一百张。”可知王际华获赏一百张《大典》余纸。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四库馆总裁可能每人均获赐一百张余纸。

总之，相对于敏中等军机大臣来说，王际华更专职于《四库全书》修书之工作。从日记可看出，王际华的空余时间也尽量用于办书。也正因如此，王际华被乾隆和很多人视为早期四库馆工作最有贡献者之一，故“谕内阁王际华遽尔溘逝着晋赠太子太保”（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载：“户部尚书王际华，才品端谨，学问优长，久直内廷，简任部务，懋著勤劳。迩年承办《四库全书》及《荟要》事，尤为殚精竭虑。”

（二）清廷大臣工作与生活研究

在四库馆开馆期间，王际华既是四库馆总裁，又是武英殿总裁，还是户部尚书，一身兼三任。王际华还经常需要入值内廷。那么，王际华是如何处理各兼职关系的呢？以何职为重呢？兹据《王际华日记》所载乾隆三十九年的日记，其该年工作情况如表1所示。

大致来说，入值是指其作为乾隆的顾问入值内廷（主要在南书房）；入署是其作为户部尚书而入户部官署办公；入殿是指其作为武英殿总裁、《四库全书荟要》总裁而入武英殿办公；入馆是指其作为四库馆总裁而入翰林院四库馆办公。除了上述四项主要工作外，王际华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如经筵进讲、上秋审班等，但所占用的工作时间很短，在此不列入比较对象行列。

据表1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工作主次关系。这可以通过分析其到岗频率看出：关于入值，一般来说，若皇上出行，有时会陪皇上出行；若不陪同，则不用入值。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二日，乾隆在避暑山庄，王际华没有陪同，所以在这将近四个月（指五、六、七、八月）时间内就几乎不用入值。因此，如果将这四个月排除掉，那么，这一年（共八个月）王氏的入值频率约为每月13.1次。关于入署，其频率约为每月10.9次。关于入馆与入殿，因为两者均与《四库全书》编修有关，应合起来计算，则其频率约为每月11.4次。从其到岗频率可知：首先，他对三项工作（入值、入署、办《四库全书》）都能很好地兼顾，并不明显侧重于某一项工作。王氏工作勤奋，为人谨慎，于此可见一斑。乾隆比较欣赏他这一点，多次称其为人端谨、称职，如《清高宗实录》卷954载：“协办大学士尚书官保、程景伊、尚书阿桂、王际华、伊勒图、丰昇额、英廉、福隆安、侍郎迈拉逊均勤慎称职，宜加优奖，著交部议叙。”卷998载：“在廷大臣，受朕恩眷，理宜小心谨饬，以副任用，即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际华，俱朕所亲信者，伊等亦能谨凛自持。”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出门工作的一天时间内，往往是尽可能地到四个（值所、户部、四库馆、武英殿）或三个（馆和殿合为一处）地方都转一转。其次，相对来说，王氏更多地入值，这是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有关的，因为在这几项工作中，当然是以入值最重要。最后，乾隆要求阅书之总裁每日到馆，但是从王际华看，远未达到这一要求。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载：“入署，以冷甚，理事毕，不克再到馆而归。”可见，四库馆是可去可不去的。以上虽然说的是王际华的情况，但笔者推想，当时阅书之总裁，其处理各种兼职的关系，大概也与王际华差不多。

其二，王际华兼武英殿总裁，而且又主办《四库全书荟要》，而《四库全书荟要》的抄写，是在武英殿，因而一般人会认为王际华的工作应以武英殿为重。其实，王氏经常入翰林院四库馆，而且其到馆次数要比到武英殿次数多得多。从这可以看出，王氏工作的重心并不在武英殿。至于其原因，可能是武英殿的工作相对简单，而且，王氏虽专管《四库全书荟要》之事，但因为《荟要》的纂办是在翰林院四库馆，发写才在武英殿，故仍常至翰林院四库馆。

其三，办书是较为灵活的工作，不一定要到办书机构才能办书。无论是办《四库全书》还是《四库全书荟要》，王氏都会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因此，虽然从表1中看，其入馆并不多，入殿也不多，但是其办公之余所做之事很多是与修《四库全书》有关的，例如，《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载：“杜门。……看荟要处书致疾，夜子方寝，气即上逆，彻夜立以待旦，苦矣。”可见，看《四库全书》是可以在家进行的。入值时，王氏亦乘机进言《四库全书》之事，抽空看《四库全书》，据《王际华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载：“入直，检御书房影宋抄书，得廿三种，遂携至翰苑，交纪、陆二公办理。”十一月二十四日载：“入直，以覆奏（左传事类始末）。”十二月四日载：“入直。上幸悦心殿，遂步趋往，披奏分校并供事二折。得请。仍入直。”入署时，王氏也会抽空看《四库全书》。因此，尽管其入馆、入殿次数不多，并不能说其花在办书上的时间、精力就少。

其四，一般来说，入署多，入馆也多；入署少，入馆也少。反之亦然。这说明入馆与入署往往是相联系的。这可能与这两个机构相近、顺便来往较方便有关。

《王际华日记》除了记述其工作外，还有不少篇幅涉及其公事之余的私生活，反映了当时京中官员私下的交接来往、人情世故。至于四库馆中的私人关系网，我们亦可于此窥见一斑。

王际华在开馆期间宾朋交接众多，聚会饮宴不断。据《王际华日记》载，他们有时是师生之聚会，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载：“延顾葵、董熙、陆学逊、常循、朱光、王钟健、赵万里、王青云、王藻、杨昌霖、朱大庭饮，共四席。杨世纶、张仲芳、葛桂芳不至，皆戊子江南门人也。”这些人均为王际华的门人，其中常循、王钟健、杨昌霖、杨世纶四人都曾入为四库馆臣，而杨世纶与王际华因《四库全书》之事来往相当频繁。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通过王际华推荐入馆的门生应该是比较多的。有时是同年聚会，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载：“遂至浙绍会馆会乙丑同年，到者蒋时庵、李恒斋、毛镜浦、吴□□、丁□□、励自牧、庄方耕，又请年侄徐天柱、刘锡嘏、闵思诚、周□□、周□□，……”有时是同乡聚会，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初一载：“同乡到者为倪仓场承宽、钱阁学载、赵通参佑、朱司业棻元。”有时是同事之聚会，包括四库馆中的同事和官场的同事，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载：“杜门，延协揆程（景伊）、大宗伯蔡（新）、大司马嵇（璜）、大司寇崔应阶、总宪张若溎、少司马周（煌）、少司空李友棠燕饮。”九月初一载：“祥、金二人来白事。延纪昀、陆锡熊、彭绍观、宋铣、陆费墀饮，杨昌霖陪（王仲愚、百龄不至），晚始散。”

日记中所载的一些生活琐事、人生感悟，让人读来也饶有趣味，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载：“直武英。张总宪、李少空皆在，同膳而出（不过吃饭而已，可笑）。”三月二十九日载：“祝四都统八十寿，（猪一，羊一，酒二，烛二百枝）俱收去，见面不谢，如不知者，似此亦可毋庸与应酬矣。事不自行检点而托他人，以为信得，殊信不得也。以后吾视人竟无可托者矣。”四月初九载：“遣送郑钧酒席，不收，与狗食之。”

（三）戏曲史研究

王际华平日喜欢观剧，或在宫中，或在会馆，或在家中，这些活动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载，成为研究清代北京地区戏曲活动的重要史料。黄义枢的《王际华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一文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

黄义枢认为，《王际华日记》首次披露了重华宫茶宴演剧剧目，首次记载了乾隆六十大寿《九九大庆》的剧目，最早提到了保和班、雅芳班等重要戏曲班社，最早记录了《三笑姻缘》等经典剧目的演出。日记中关于保和班的记载尤其频繁，例如：

至浙绍会馆，中书前后辈团拜……是日系黄中翰瀛元司事，保和班演剧。（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三日）

保和班演剧十四出。（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申初至稼轩司寇处，同人集分庆宴，保和班演戏廿一出，亥正散归。……《扫花》《廊会》《絮阁》《佳期》《前诱》《借茶》《送荆》《装疯》《草地》《赶车》《送女》《逼嫁》《投江》《男盗》《五台》《小妹》《踏伞》《醉归》《活捉》《藏舟》。（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公请姚云岫方伯、刘□□观察。时姚以江宁藩司入觐，刘新授惠潮道也，保和班演剧。（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

嵇副宪以子婚宴新亲，招予辈作陪，保和班演剧。（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赴吴会昭喜筵，保和班演剧（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廿九日）

保和班演剧。（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朔）

偕同年四人饯同年长沙太守王鸣，保和班演剧廿二出。（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

以上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保和班在北京的活动无疑有重要的价值。此外，日记中有关戏曲消费的记录，也相当难得。例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载：“晴……至浙绍会馆会乙丑同年，到者蒋时庵、李恒斋、毛镜浦、吴□□、丁□□、励自牧、庄方耕，又请年侄徐天柱、刘锡嘏、闵思诚、周□□、周□□，馀庆班演剧，至亥初散，共四席。予遂止宿于浙绍会馆之后层。本日戏，大钱二十四千文，予出也。馀杂费诸同年公出，时庵料理也。”这里明确记载了请一个戏班的花销为二十四千钱。

（四）经济史研究

清代日记中经常会有关于家庭收入与支出的记录，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史料。王际华的日记也多有关于收入、支出等经济活动的记录，李娜的《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一文对这些记录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有较全面的揭示，可供参考。

（1）收入。王际华的收入主要有几个来源：俸禄、饭银、房租和馈赠，其中饭银（铜批银）最为主要。例如，日记中记载：“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三月廿四，收铜批二百三十八两三分，库平，本应二百二十五两，分与永公十四两五钱七分。又扣吃饭二两四钱。……。”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两，远远多于俸禄的数额。

（2）支出。王际华的支出项目主要包括交际、房产、宗族事务和日常消费。交际，特别是与同僚的交际较为频繁，如前述的聚饮、观戏等；又如，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是日予具菜请于公（于敏中）”。王际华日常生活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如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初五，王际华“祝张若渟银台母施淑人七十寿，寿仪四两，赏陈永一两”；初六，“吊沈承业夫人八两”。在重要节日，王际华还要给宫内的太监、官署的部下、家中的长幼以及寺庙等节仪，多在数两，如乾隆四十年春节前他分发了众多“红包”。

总之，李娜认为，《王际华日记》中的经济史料具有真实性、代表性、珍贵性、完整性等特点，对研究清代乾隆朝经济情况、财政制度，以及品级较高京官的经济生活等方面，均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王际华日记》中详录京中会试榜单，朝考者评语、姓名、籍贯，宫廷召见、受赏细节，清廷宴请大臣、琉球使臣、高丽使臣的情景，以及赏赐琉球国王的物品细目，等等，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我们选择国图、上图所藏稿本《王际华日记》为底本，对其做整理。整理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释文

将原文全部做楷定。由于其原书字体为行草，有时字迹比较模糊，且原书有部分残缺，认读方面会有一些困难。但目前来看，基本都能解决。

原书中的通假字、古今字、避讳字，均保留。原文中的缺字，用□代替。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载：“……吴□□、丁□□……周□□、周□□……。”

原书若有明显错字，在其后用括号标注改正字。

（二）标点、分段

对原文加标点，保留原有的分段，一般不另行分段。

（三）注释

主要注释一些专有名词，也适当选注一些典故及疑难的古汉语字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原书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日，现均在其后用括号标注公元纪年和日期。

（2）人物。首见人物姓名、字号，一般要做注。例如，“是日係黄中翰瀛元司事，……（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注：“黄瀛元：字葭塘、汝调，号洲侣，浙江于潜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汪又新过。（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注：“汪又新：汪新，字又新，号芍陂，仁和人。乾隆丁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湖北巡抚，加总督衔。卒谥勤僖。”“随直武英，金可庭亦至。（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注：“金可庭：金简，字可庭，满洲正黄旗人，赐姓金佳氏，初隶内务府汉军（一说为正黄旗满洲包衣），其妹为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乾隆三十七年授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后充四库馆副总裁。乾隆五十九年卒，谥勤恪。”

（3）其他专有词，如地名、机构名、文献名等。“卯初起，二刻趋无逸斋宫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注：“无逸斋：紫禁城和畅春园均有，此在紫禁城养心殿东院。”“改定跋《白塔山五记》骈体文一篇。（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一）”注：“《白塔山五记》，《白塔山记》用行书写就，共包括《白塔山总记》、《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记》和《塔山北面记》五卷。文中描绘的白塔山，就是今天北海公园内的琼华岛。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登上白塔山后颇有感触，写成此文。现缺《白塔山东面记》。”“检柜内大红呢十段，绀呢六段，羽纱十五段，漳绒九疋，淡绒九疋。（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注：“漳绒：传统丝织品之一，因产于福建漳州而得名，有花、素两种。”“……皆为广谊园也。（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注：“广谊园：王际华因怜悯同乡客死京城而无葬身之处，在城南建广谊园，收葬那些无法归葬的同乡。”“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注：“铜批银：又叫铜批饭银、铜批饭食银，属于清代官员所收入‘饭银’的一种。所谓‘饭银’，即清代京官在正式薪俸之外的补贴。”

（4）典故与疑难字词。“巳初接旨，以‘仁者先难而后获’、‘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进讲。（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九日）”注：“仁者先难而后获：出自《论语·雍也》。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尚书·周官》。”“至浙绍会馆，中书前后辈团拜，……（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注：“团拜：古代拜礼，指团聚行礼，相互庆贺。原指亲朋好友因喜庆之事相聚，围成圆圈，相互面向，行拜礼。到了明清时期，团拜特指各地同乡或同年官僚于正月间举行的聚会庆贺活动。”“初九晴，卯初二刻入值，办联句事竣，交酉乃散。连日蒙赐克食。（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注：“克食：亦作‘克什’，音柯施，满语，指皇上恩赐之物。”

（5）新整理本拟用繁体字、竖行编排。

目前已完成了原书约1/3的释文与注释，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修正。

主编：陈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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