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于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后，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于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都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于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
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磨，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后，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后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后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
他说:"(上略)十二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关系，是照着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子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后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挢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里行间，泄露出他内心对于未来局面的看法。
第一、他对抗战结果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定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不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虽然谁也无法逆料日本军阀以后竟然敢与英美为敌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自掘其坟墓；又谁也不会预知美国有惊人的原子弹发明，迫使日本军阀投降。但他对战局的看法，以后事实告诉我们，最后毕竟是错误了。最后的幸胜，这是天佑中国!
第二、汪氏的离渝东下，发动和平，还是继续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庆以军车抵抗，而由他来出面交涉，外间盛传的所谓蒋汪双簧，两人之间，事实上虽无默契，而一切表演，即真像循这一条途径而前进。周佛海时常很得意的说:中国于抗战中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其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譬之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
第三、汪的主张和平，对于共产党的谋略倒是看得准极了。他是与共党打过数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产党的居心与手段，抗战的不论为胜为败，替共产党造机会也是必然的。而他终于不幸而言中，抗战真是给共党造成了机会。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认汪氏对共党确有其见解。所以汪政权揭橥的三大政纲为"和平、反共、建国。"他认为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无以建国。汪氏一行于二十八年夏季抵达上海以后，历九个月的时间，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权，虽然原因很多，所迟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务，还是期待着全面和平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