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从国军自京沪撤退，日方亟亟于傀儡政权之制造，形式上虽不同于"一二八"时期以汉奸胡立夫为首的所谓"闸北地方维持会"，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么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辈，在南方想怂恿唐绍仪，在北方胁诱吴佩孚，但对吴佩孚既功败垂成，唐绍仪又被刺损命，于是北力以王克敏为首成立了"临时政府"，南方以梁鸿志为首成立了"维新政府"，双方虽互不统属，但旗帜则是相同的，除了上海两租界以外，所有华北华中的沦陷地区，已被迫悬挂了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都认为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巨祸。
汪精卫之一生，尽管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但他对于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环境下，不易其志。他以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国旗，在他所领导下的政权，也一定必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当他于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内抵沪，不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后第一次在沦陷地区升起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本港创垦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附加的注解中，指为周佛海、梅思平曾经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来，改为另一新的旗帜，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汪周等对于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悬挂青天白日旗，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后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依藤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后，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
据他由日返国后告诉我此事谈商的经过:周佛海虽是留日帝大经济系毕业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与日本正式谈判，向来用国语，再由舌人译为日语，那一次赴日，他的翻译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且娶一日女为妻，与佛海素无渊源。佛海抵沪后，始由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所介绍录用，后来知道他是军统派往汪方的潜伏份子，于国三十二年间病死。以后周即改以黄远房翻译)，那次他与日本陆相会晤(我已不能真切记忆那时是东条英机还是荒木贞夫)，主要谈的就是国旗问题，当两人争执得最激昂的时侯，佛海等不及舌人的翻译，迳以日语相辩驳，两人搞得面红耳赤，佛海曾至表示如国旗问题不获解决，则汪方即全部解散，将不问后果如何。更说明意大利方面态度，如国旗变更，意国将不予承认。经过几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条黄色的横布，佛海更以为国旗的形式，不容有丝毫改变，而日本军部则以为为了避免作战时的误认目标起见，必须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分别，最后提出了暂时于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汪政权的政纲"和平、反共、建国"，也不与国旗缝在一起，等情势稍有改变，便于随时取消，再回复原来的形态。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权政府前所悬挂的旗帜，三角飘带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两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地位则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飘带，并不是固定的形式，这问题才算获得一解决。
但至最后汪政权建立之日，这非驴非马的旗帜在街头出现，中国人固觉得痛心疾首，而日本军人则认为作战三年，死伤累累，而打来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飘扬招展。当汪政权建立之日，京沪两地，日本军人险至发生暴动，如不是日驻军尽力弹压，可能酿成大祸。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
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
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
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繻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
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