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叁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于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着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后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
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后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自芦沟挢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馀，得所喘息。苦心孤谙，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认为抵触。惟待至今日，和平运动，已为刻不容缓之图。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叁加中央政治委员会"，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萩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叁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
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于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于此又得一明证。
